1. 《史记》 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史记》是我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刚刚开始加强时期的产物。秦汉以来，封建生产关系作为主导倾向而逐步统驭全社会。这种发展趋势，决定了《史记》和当时地主阶级其他意识形态相同的一般属性。专制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文化的统一; 由兼并取得一统而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要求生产维护其现实利益以至长远利益的理论体系。它决定了汉初统治者的基本思想倾向。就《史记》考察的重点而论，也只不过是当时地主阶级共同关心的问题。但司马迁对本阶级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的回答却和许多人不同。这是他努力从客观的历史过程中去把握历史的实际联系的结果。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神学体系得以形成并取得了一尊的地位。它的成立给其它思想领域带来了严重影响。然而，由于它刚刚确立，还不能立即截止其他思想派别的发展。先秦以来各派思想家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思想，尽管受到正确思想这种反向的外力，仍然保持着相对独立运动的强大惯性。这就是《史记》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也是司马迁一方面接受了正宗哲学的影响，而主要方面却包含着更多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发展观的基本原因。
时代为司马迁提供了充分的前提，司马迁“隐忍苟活”，锲而不舍，终于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具有完整意义的历史学，开创了我国史学史的新时代。从整体上看，他敢于面对现实，敢于说真话，敢于从实际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去寻求自己的道路，更多地保留了上升时期地主阶级思想的锐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先秦诸子独立思考的作风。
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本文的论述，对于《史记》及其作者，我们可以说：
《史记》是一部闪烁着进步思想光辉的历史着作。司马迁的历史学，是地主阶级的先进史学。它在为自己阶级提供新的思想体系的时候，虽在弥漫的神学气氛中，仍然能够基本上遵循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我国上古迄于汉武的历史作了第一次系统的大整理，首先作了“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并企图给历史一些辩证的说明，是先秦以来我国历史记载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总结和发展。司马迁的历史学是我国封建时代进步史学的卓越代表，《史记》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瑰宝。后代史家毫无例外地从中吸取了营养，特别是启迪和滋养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进步史家。
《史记》是我国封建时代最早的历史巨着。在它的成熟之中还包含着有待发育的部分。它重视史事的时间顺序，但又有时舍置不顾而以类传人;它注意典章制度沿革和文化、地理的叙述，但缺乏象以后出现的刑法、艺文、地理诸志那样集中系统的记录;它主张“考信”并且有了处理史料的相应方法，但还很粗略，其中遗有失实或抵牾之处。
司马迁的历史学，毕竟是地主阶级的史学。它企图把神排除于人类史之外，但在一些问题上还残留着神的影子;它企图把人类史当作一个完整的客观过程来理解，但还不能完全跳出历史循环论的泥坑;它企图把经济当作社会运动的轴心，但还不能坚持把它贯彻到底。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史记》是我国古代史学凛然屹立的一座高峰，它奠定了我国封建史学的基础。司马迁所做的“为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迈出了我国历史学走向科学的第一步，为我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开辟了道路。
2. 《史记》 的影响
《史记》着成之后，未及流行。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公布于世。从此，《史记》对我国史学、文学乃至整个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种思想或一部着作对后代的影响，由于时变人异，情况极为复杂。近世者怵于触政之嫌，远隔者肆而无忌讳之虑;无名时有不“经”之毁，待声蜚或得从“圣”之誉; 恶者未必不窃取其里，而爱者亦有仅及其表，这须有细致的区分和阐述。《史记》对后代的影响有一个大致的分野：正统史家取其貌而易其神，进步史家则神貌并重，甚至申其神而轻其貌。
自 《史记》传布之后，补修(仿着)者、注释者、评论者，摩肩继踵。据《历代名家评史记》搜罗的评论资料，迄于建国之前，就达四百余种。可以说，在“正史”之中，后人对《史记》是最为重视的。从这些资料中，可以梳理出 《史记》影响的轮廓。
我国封建正宗史学的成立，就是对《史记》取貌遗神的产物。我国正宗哲学滞后于地主阶级取得全国政权之后近百年。而正宗史学的产生，又滞后于正宗哲学百年。这原因，主要是正宗哲学取得事实上的统治地位需要时间，在其它文化领域要取得指导地位并渗透它们的血肉更需要时间。《史记》面世后不久，刘向、扬雄即称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同时，扬雄又指出司马迁“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稍后，班彪、班固发挥扬雄的论点，认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崇势利而羞贱贫” ( 《汉书·司马迁传》)。班固更指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指责《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汉书·序传》)。他重整史料而着《汉书》。《汉书》完成，我国封建正宗史学得以建立。它继承了纪、表、书、传的体例，利用了它的史料、写作技巧和个别观点上的成就，却从根本上攻击和抽掉了《史记》的精髓。《汉书》把经刘向有所发展的正宗神学观点全面引入历史学，把史学变成了本朝庙堂里的礼赞，成为正宗哲学的应声虫。班固对司马迁史学所采取的态度，就是基于这种立场的后代史家对《史记》所采取的基本态度。王允继班固之后，直接司马迁“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列传》)，代表了这派人的根本看法。《史记》留给他们的，当然就只有一个躯壳了。站在这方面的评论家，大多注重《史记》的形式、文章，对《史记》的思想，不是非难，就是歪曲。
自东汉到唐中叶，900年间，《史记》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史记索隐序》说： “汉晋名贤未知见重”，《隋书·经籍志》说： “《史记》传者甚微”。其实质原因，就是因为许多人赞同班固对《史记》的评论，所谓“世称其当” ( 《史记集解序》)。
歪曲 《史记》思想自张守节发难，他在《史记正义·论史例》 中说：
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刚柔十日，以纪封建世代终始也。作书八，象一岁八节，以纪天地日月山川礼乐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辐共一毂，以纪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以记王侯将相英贤略立功名于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岁十二月及闰余也。
两宋学者，多数以司马迁的文章为重，对他“不与圣人同是非”深表惋惜，或者把司马迁干脆说成是圣人之徒。例如《资治通鉴序》称扬了《史记》的体例后说：“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朱熹赞“司马迁才高识亦高”，然又指出“迁皆宗孔学” (《语类》卷134，卷122)，就是这派人具有代表性的意见。这种趋势大约延续到明、清之际。宋人王若虚以正统思想曾对《史记》进行过最激烈的攻击：“《货殖列传》云：‘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贫贱而羞，固已甚。谬而好语仁义者，又可羞乎?迁之罪不容诛矣。”(《史记辨惑四》，《滹南遗老集》卷十二)这只是特例。就大多数说，还是宋人的办法，更倾向于“驱天下之文尽归于孔孟”。如王鸣盛辩“先黄老后六经，非子长本意”(《十七史商榷》卷六)，钱大昕“寻其(司马迁)微旨，厥有三端： 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潜研堂文集》卷34)，冯班“司马迁之书继《春秋》而作，子长盖儒者也”(《钝吟杂录》卷8《遗言》)。表面看是与班固有异，实际上都是从正统思想的角度来看待《史记》的。
具有进步思想的史学家总是更重视《史记》从实在的历史联系中去探寻“成败兴坏之理”和“通古今之变”的特点。范晔追求“自得于胸怀”的“通解”(《宋书·范晔传》)，遂使《后汉书》的写作，第一在史事的“整理”上，第二在史事的“评论”上，都贯彻一个“自得”之学。这种“自得”的要求，不同于世俗之人之炫文彩、尚清谈的作风。也不同于正宗的历史学者之传声筒式地宣扬皇朝“功德”和 “名教”，而是继承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传统。刘知几反对命定的历史观，甚至对《史记》这方面的残余也有激烈的批驳。他反对复古主义、强调历史进化;反对史学中的讳饰，主张直书，这种“一家独断”之学和司马迁的史学都有或明或暗的联系。杜佑创作“统括史志”的《通典》，其体滥觞于《史记》八书而有所发展，“采群言”而“征诸人事” (《通典序》)，认为“足衣食”为“教化之本”(《通典总序》)，批判“非今是古”，断然削去《五行志》而不述，都包含着司马迁史学的特质。郑樵尤盛赞司马迁，并与其相比较而指责班固。他肯定《史记》的创始之功但并不视为后代不可变异之法，着重申张司马迁史学的真义“会通”，公然把正宗思想称为“欺人”、“欺天”之学，否认褒贬在历史着作中的地位。马端临史学思想直接承继郑樵和杜佑，而他抑班扬马又透露出了其渊源踪迹。章学诚《答客问上》盛赞司马迁作史宗旨，《申郑》篇更称“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提出“创例发凡，早见卓识”八个字，肯定司马迁之功一是体例，一是思想。另外，章学诚最主“会通”、“独断”。以上诸家都有共同特点：强调“自得”、“独断”之学;重人事而反鬼神; 尚“会通”而反“间隔”;重视经济对社会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反对正宗思想臆造的历史联系，倾向于从历史的实际联系中去考察研究社会变化。这正是《史记》最可贵的地方。司马迁《史记》的精神实质滋养了整整封建一代的进步史学家，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史学。
以上主要从思想方面勾画出了《史记》对后代影响的基本轨迹。这并不是说，正统史家就完全没有受司马迁历史观点的影响。自班固以下许多正统史家的着作，在不少具体问题上都受到了司马迁史学思想的启发，他们也重视经济、地理等社会重要因素的记载，甚至也从社会实际的因果中去说明社会问题。但这只不过跟神学相斥于科学，在客观上又不得不求助于科学并享受着科学的一切成果差不多。正统史家和进步史家终究有个基本立足点的差异。他们从司马迁的《史记》吸取养料，犹如不同的植物可以植根于同种土壤，非但取舍不一，而且受其基因决定，到底结不出相同的果实。
《史记》对后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唐朝大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把《史记》当作古文的典范加以提倡。古文家往往喜欢摹仿《史记》叙写的方法。《史记》描写的众多事件和人物，更成为后代小说和戏剧取之不竭的宝库。《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等采取了《史记》中不少材料。《司马相如列传》描写的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故事，似乎是后来爱情小说的先驱。《聊斋志异》 中的 “异史氏曰”，很明显是仿效“太史公曰”。据不完全统计，从《史记》取材的杂剧，约达120种以上;传奇达30余种;地方戏达125出以上;小说、变文达30种以上。这些都是比较明显和可以统计的。至于写作技巧和文章风格等方面受惠于 《史记》的，就不可计量了。
3. 关于 《史记》 和司马迁的研究资料
自唐以后，研究《史记》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唐以前对《史记》发表过看法的，不过约40人而已。两宋至清即有300多家研究者。清以后至建国前，约近百家。建国之后，特别是80年代后，《史记》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盛况，每年都有数十篇论文，而且有不少专着出版。
从东汉至民国之前，可以看成是《史记》研究的第一个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从总的情况看，班彪在《前史得失论》(《后汉书·班彪传》)中所提出的看法和刘知几在《史通》有关篇章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他们对《史记》思想和编纂方面所提出的看法，几乎成为了整个封建社会时代评论《史记》争驳的中心。其中，争论最大的就是《史记》和司马迁的思想倾向问题;到底是崇儒还是尚道?有清一代涉足《史记》的学者最多，达200余家，他们多是从事史事的考论，在其他方面建树不大。但章学诚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论评还是很有见地的。例如他指出：“迁书体圆用神，班氏体方用智” (《文史通义·书教下》) 等，就是非常之论。
这一时期补续、注释《史记》者最多。东汉时期的卫宏首先提出了《史记》有缺，后来班彪、班固亦谓“十篇缺，有录无书”(《汉书·司马迁传》)。三国魏张晏指出了所缺10篇的篇目，其事见《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中：
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张晏指出了有“亡”有“补”。自颜师古起，就不完全同意张晏的说法。后来又出现了刘知几 “十篇草创未就说”，吕祖谦的10篇佚而复出、仅亡《武纪》说 ( 《大事记解题》卷10)，梁玉绳的仅亡7篇说 (《史记志疑》卷七)，等等。对此，后人多有论争。一般认为，所谓10篇，并非全佚;褚少孙为第一个补续《史记》者，但所补文字，均冠以“褚先生曰”，而且不止张晏所指出的4篇。后来刘向、刘歆、冯商、卫衡等十余人，也增补过《史记》。(参见《史通·古今正史》)所以，现在很难分清原作和续补之间的界限，但今本大体上还未失原着的精神风貌。此外，还有不少注释《史记》者，如延笃《音义》、张昶《龙山史记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刘宋裴骃的 《集解》，唐司马贞的 《索隐》、唐张守节的 《正义》，后人统称其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从文字考订，注音释辞，到人、事、天文、地理、鸟兽、虫木、制度、名物均有注释。三家各有所长。《集解》征引广博，《索隐》 阐幽发微，《正义》长于地理。三家对《史记》的宗旨、体例、方法等也时有阐发。他们的注释，对《史记》读者都很有帮助。但三家注文有时失之过简，语焉不详，甚至有穿凿附会、曲解舛误之处。
这一时期的研究专着不少。宋倪思《班马异同》(有明刻本，收入《四库全书》) 较细致地对马、班进行了比较研究; 宋王若虚《史记辨惑》(见《滹南遗老集》，有四部丛刊本)对《史记》记事的辨正间有可取之处; 明柯维骐《史记考要》 (有明刊本) 力纠 “三家注”之失; 清方苞《读史记》(见《望溪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以春秋义法评论《史记》; 清汪越《读史记十表》(有《二十五史补编》本)会本纪、世表、列传而深究十表;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史记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史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史记》对体例、宗旨、史事的阐发辨证;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有1981年中华书局贺次君点校本)对《史记》的精细校勘考订; 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有1977年中华书局本)对《史记》及“三家注”的校刊，都有益于对《史记》原本的恢复和理解。
民国开始至建国前，可视为《史记》研究的第二个大阶段。刘咸炘发挥章学诚的“史德”的观点，研究古代史学，尤其强调“知意”，由此出发，他在 《太史公书知意·序论》 中，总结 《史记》研究状况说：
史之质有三：其事、其文、其义。而后之治史者止二法：曰考证，曰评论。考其事、考其文者为校注; 论其事，论其文者为评点。独说其义者阙焉。盖史法之不明者久矣。《太史公书》人所共读，而前人用功最深者，莫如方苞、梁玉绳。方则籍以明其古文义法，梁则借以考秦汉前事迹。二人之说义例者较多于他人。然梁氏业知整齐，方则每失凿幻。盖考据家本不明史体，而古文家又多求之过深。二人之外皆视此矣。
切中了有清一代 《史记》研究的弊病。但是他自己也未能跳出前人巢臼。《知意》讨论的中心问题，仍然局限于班彪、刘知几所论。因此，他也看不到 《史记》研究中，已经出现了新因素。这新因素的代表，是梁启超。他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要籍介绍及其读法》等着作中，结合“历史上之大势”，阐述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思想和作用，以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冲破了封建史学的壁垒，得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结论，足资启发后学。
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专着还有魏元旷的《史记达旨》(见《潜园类编·述古录》)、崔适的 《史记探源》 (有198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齐树楷的《史记意》(有四存中学排印本)、王国维的 《太史公行年考》(见 《观堂集林》)、鲁实先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有1986年岳麓书社点校本)、余家锡的 《太史公书亡篇考》(见 《余嘉锡论学杂着》)、朱东润的 《史记考索》(上海开明书店，1943年初版)、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有1984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本)等。以上着作各有侧重，也各有收获。其中朱东润和李长之2人的着作很有启发意义。
《史记考索》以司马迁自己的阐述为依据，用《史记》的赞文和序传与本文相较，对其断限、体例、伪窜、史实抵牾诸问题进行辩证。作者反对论古书 “强人之救我”、“强前人以救后人”、“强古人之阔略以就今人之文网”三病，努力寻求司马迁组织史书形式的 “本意”。此书还对 “三家注”的例义进行了条理，对已亡佚的邹诞生和刘伯庄的 《史记音义》分别作了辑佚。作者以 《史记》考 《史记》，往往发前人之未发。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具有评传性质的专着。作者主要从文学、亦从史学的角度，对 《史记》产生的时代特点，司马迁的学术渊源、历史观点、政治思想，到《史记》各篇的具体作者、着作年代及其风格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作者认为楚、齐文化“丛集于司马迁之身”，使他成为了“自然主义的浪漫派”，根本思想是“道家”。作者着重从文学方面分析了《史记》的成就。对《史记》进行如此广泛的讨论，这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时有独特而深刻的见解。
1949年之后，对 《史记》的研究逐步走上了科学道路。尤其是80年代以后，着作云蒸，创获最多。无疑从资料的整理或是对 《史记》的研究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
首先应当提到的是，1959年中华书局集中专家而重新点校出版了《史记》。它以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对 《史记》原文和 “三家注”作了断句、标点和分段。民国以来曾出过不少 《史记》印本，如涵芬楼影印五州同文书局二十四史本、中华书局排印四部备要本、世界书局影印殿版四史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等等，都没有标点、分段。1930年顾颉刚、徐文珊整理出版《史记》，第1次作了标点、分段，由北平研究院出版。中华书局新的点校本较顾、徐本更加准确、精善。年表部分，在书眉上标注了西历纪年，阅读和考证都十分方便。对于已断定的增删文字，也作了特别标志。删去的字用圆括小号字排，增添的字用方括标排。“三家注”则用小号字分条排列于各段正文之后，标注号码与原文对应。中华书局新点校本无疑给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较完善的版本。这里还应提到的，是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 《史记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是日本学者泷川资言于1934年根据日本所藏 《史记》旧抄本，并搜辑 “三家注”以后的其他有关资料编成的。我国北宋以后刊行的《史记》的“三家注”本，把注释部分删去了不少。流传到日本的旧抄本 《史记》卷子，许多还保存着北宋以前的 《史记》和 “三家注”原文。其中仅据 《正义》而言，即超出宋以来刻本约有千条之多。《考证》附于 《史记》原文句后，以 “考证”二字标明。旁征博引、解疑辩难，很有参考价值，是研究《史记》及先秦、秦汉史者不可不读之书。
一些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各种普及性的注译选本和通俗的小册子。郑权中的 《史记选讲》、王伯祥的 《史记选》、韩兆琦的 《史记选注集说》、季镇淮的 《司马迁》、胡佩韦的 《司马迁和史记》、谢介民的 《司马迁》，都是雅俗共赏的读物。一些专家的研究着作也竞相问世。
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是关于《史记》研究的一部文献学着述。作者把 《史记》所依据的典籍和司马迁对这些典籍所作的评论，加以申述阐发，考证了司马迁所见书籍名目种数，阐发了司马迁对各种书籍所作的撮其要旨的评论，论列了某些书籍历代的流传情况。此书以论、说、证、考、推测、解释等多种方式，集目录、勘误、辨伪、疏释于一身，成绩卓异。
贺次君 《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10月)从版本的角度，“广集众本，详细比勘”，“澄波导源，恢复原着真相”。作者以亲见为限，着录了由六朝至民国时期《史记》的各种抄本、刻本、排印本60余种，介绍了各本的基本面目，进行了相互比较，并尽可能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此书汇集 《史记》版本最富，考较亦甚详密，对 《史记》研究者尤其是校勘者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直 《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是利用考古材料尽可能全面证明《史记》史料价值的着作。作者印证《史记》，殷代用甲骨文，两周用铜器铭文、秦汉用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诸铭文，“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同时亦征引其它文献，对《史记》文句脱误以及“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各家注释的正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 《史记》和司马迁思想的研究，逐步得到了加强，无论深度或广度都是以前不可比拟的。
50年代中期出版的侯外庐先生等所着《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四章《司马迁的思想及其史学》 (人民出版社，1957年4月)，自觉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崭露出了科学地研究 《史记》的良好开端。作者密切联系《史记》产生的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分析《史记》的思想特质和学术成就，提出司马迁正处于古代思想到了划时代灭绝的时候，他和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立于反对的地位，是异端 “邪说”的学派; 他有 “宝贵的唯物主义的思想”; 其 “成一家之言”的内容，“多针对现实的黑暗而批判，并对社会制度提出他的积极愿望与理想，这实在是他史学的战斗精神;他充满了感概、深叹、愤恨、悲愍、伸诉与讽刺，更富有人民性的思想，西洋中世纪的初期还没有这样的人物”。全新的角度、全新的标准、全新的看法，使以前的许多研究都黯然失色，为后来的《史记》研究拓展了思路。到1964年为止，这种势头的推进是健康的。可惜十年浩劫中断了它的发展。直到80年代初，才又重新勃兴起来。
白寿彝先生的 《史记新论》 (求实出版社1981年8月)，是根据作者1963年5、6月间给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学员讲课记录整理出版的。它对司马迁编着 《史记》的宗旨、历史背景、写作方法以及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贡献，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作者认为，《史记》是长期以来我国古代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观、历史编纂学发展的结果。全书紧紧抓住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十五个字，分别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 “它既表达了司马迁写 《史记》时的目的要求，也概括了 《史记》这部书在史学上的贡献，是对 《史记》这部书的最好评价”。
施丁、陈可青编着的 《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收录了4位研究者的12篇论文。对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社会观、学术观等)、历史编纂、历史文学，以及 《史记》和《汉书》的异同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论。不少论文中提出来的新观点，代表了当时 《史记》研究的思想倾向。书前有白寿彝先生 《司马迁和班固》 (代序)，书后有30种古今研究着作提要。
张大可《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是建国后第1部个人的 《史记》研究论文专集，共收文23篇。文集涉及了较广阔的内容，诸如成书条件、《史记》诸疑案、历史编纂法、政治观、历史观及建国以来的研究状况，都有讨论，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看法。
肖黎《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5月)重点从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角度，对司马迁的思想进行研究。作者特别提出了 “文学思想”、“美学思想”、“人才思想”等为论者不及的领域，进行了专题论述，拓展了 《史记》研究的范围。
另外，程金造 《史记管窥》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 偏重于有关《史记》和司马迁史实的考证;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紧密结合历史进行文学传记的研究;吴忠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广搜诸说以注《自序》; 宋嗣廉 《史记艺术美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6月)别开生面地从结构到文章风格研究 《史记》的艺术美; 吴汝煜 《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从文史两方面对 《史记》有新的阐发。以上诸专着，都是阅读或研究 《史记》的重要参考书。
值得单独提出来说的，还有新近出版的吉春的《司马迁年谱新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个给司马迁作年谱的是王国维，题为 《太史公系年考略》 (1916年收入 《广仓学麇丛书》，后编入 《观堂集林》，改题为 《太史公行年考》)，对司马迁行年进行了初步的疏理。后来陆续有人辩证补遗。吉春的 《新编》不仅吸收了前人的成果，还采用了一些辛勤搜求来的传说材料，丰富了我们对司马迁家世和生平的认识。一些新见，对深入研究也有启发意义。
关于阅读和研究 《史记》的工具书，民国以来才有编辑。因为流行本业已变替，有些工具书现在已经不能使用了。如今国内读 《史记》可资凭借的工具书有4种，即 《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史记人名索引》、《历代名家评史记》、《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着提要》。
《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段书安编，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是以中华书局标点本为依据，将 “三家注”引书一一辑出，不仅可见 “三家注”引书之概貌，亦可供读考史事之导引。
《史记人名索引》，吴树平编，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亦以中华书局标点本为依据，罗列 《史记》所及人名，将所在篇卷页码一一注明，给考读人物事迹带来极大方便。
《历代名家评史记》，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书摘编了自东汉始至1949年历代420位历史家、文学家、思想家评论 《史记》的言论。选自近五百种资料，60万字。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通论和论 《史记》作者生平、学术思想、马班异同、流传和影响等; 下编以 《史记》篇目为序，辑录了相应的专论。这是 《史记》面世以来一部空前的研究资料汇集的巨篇。览阅集中在一起的这些言论，对研究 《史记》和司马迁有很大帮助。
《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着提要》，杨燕起、俞章华编，1989年5月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的一部搜罗最全、范围最广的研究资料索引。全书分3大部分。第1部分为 “史记研究资料索引”，下分11个专题以序列目录，其中包括外文学术期刊中有关史记的论文及专着目录。第2部分 “《史记》研究论文提要”，限每位作者提要1篇，共百篇;第3部分 “六十种史记研究专着提要”，对68种专着作了专题评介。通过本书不仅可以按图索骥，找到所需资料，而且还能基本了解二千多年来《史记》研究的成果和不足。
反映 《史记》研究最新成果的是大量的论文。1949年至1982年国内共计发表论文260篇左右。之后，每年都有60篇左右的新作问世。其主要倾向是在肯定的前提下，对《史记》各方面的评价有程度和角度的差异。其间，也不乏开拓新领域的佳作。但不少论文因袭故旧，鲜有建树。相信今后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下，会将 《史记》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出现与 《史记》这一部伟大着作相称的研究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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