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3年01月24日 阅读：277 评论：0

《史记》原名 《太史公书》。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五大部分，共计130篇 (卷)，526500字 (此为《太史公自序》所载字数。今中华书局标点本实有55万余字。)。
1. 内容和着作体例
《史记》包括的时代之长和记载内容之广，是前无古人的。它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历叙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下迄汉武帝，约3000年的历史。在二十五史中，它是唯一的一部通史。它所记载的地理范围，远远延伸到了今日我国的版图之外：西至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身毒，北至大漠，西南至越南。把历史编纂的时空经界，第一次扩大到时人所知的实际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我国第一部具有世界史性质的通史。在广阔的时空间架上，《史记》展开了博极天地、囊括古今的人类社会史的完整画卷。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通、民族、民俗、宗教;构成社会的各阶层，如皇帝、贵族、官吏、将士、学者、游侠、卜者，以至农工商贾，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反映。
《史记》的当代史部分尤为详备。完全写当代史的有51篇;重点 (或大部分)是写当代史的，有15篇;有3篇以一半以上篇幅写当代人物;综述从古代到当代各项制度和自然、社会问题的，有5篇; 加上本人传记(《太史公自序》)一篇，则130篇中，完全和重点写当代史的，达66篇之多。写3000年的历史，竟然用半数以上的篇幅记述近百年的当代，实在可谓略古详今，非常重视当代史了。班彪和班固后来评论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后汉书·班彪列传》) 是很允当的。
和它所记述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有机地统一起来的着作形式。本纪，主要是选择能左右天下大局的代表人物为主体，写政治上的大事，连续而集中地展示三代至汉武时期政治兴衰更迭之迹。表，是用谱牒的形式，条理历史大事。本纪和表都以时间为顺序，起提纲挈领的作用。书，以事为类，主要记录各种典章制度的发展过程，具有专史的性质。世家，记载诸侯、勋贵和对社会起过比较突出作用的人物及大事，兼用编年和人物传记的写法。列传即人物传记，有专传、合传、寄传和杂传等类型，其中还有关于少数民族和邻国事迹的专篇。这五种体裁各自为用，又交织配合，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记述当时人类社会史的体系。这是《史记》的首创。例如，它记述秦汉之际的史事，选择了在秦汉交替之际“号令天下”的项羽和最后取得胜利成果的刘邦列入本纪，配之以《秦楚之际月表》，以及写陈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人的世家，写张耳陈余、魏豹彭越、黥布、淮阴侯等人的列传，这就纲举目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具体而微地把这一时期的历史展现出来了。
后人把《史记》的体裁和其他“正史”一样，统称为“纪传体”，并用后世“正史”体例内涵来解说《史记》体例，是不恰当的。《史记》的“纪传”和后来“正史”的“纪传”有很大区别。第一个揭示《史记》体例的评论者班彪说：“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后汉书·班彪传》)这几乎成为封建时代的定论。例如刘知几也说：司马迁“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史通·本纪》)这些阐述都不符合《史记》的实际，都是后代人不正确的理解或后世“正史”的体例原则。《史记》体例，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司马迁曾明确阐述过，见于《太史公自序》：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下至于兹，着十二本纪，既科条矣。并世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矣，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谷，运行无穷，辅拂肱股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显然，本纪的作用是“科条”史事。张守节对本纪的理解近乎原意，他说： “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没有是否帝王之别，亦无僭伪之分，只要能通过其人而提举天下大端就有资格入本纪。因之，《史记》中有项羽、吕后本纪各1篇。这使后代议者纷纭不已。刘知几就曾多处指责说：“(项)羽之僭盗，不可同于天子”(《史通·列传》);“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史通·本纪》)郑樵甚至指责《吕后本纪》说： “遗孝惠而纪吕，无亦奖盗乎!” (《通志·帝纪序》)
至于世家，司马迁选择的是那些“辅拂股肱”、“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之人。“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史通·世家》)作用是条理局部或某一方面之大事。后代强调世家取的是“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之义，曲解了《史记》世家的含义。自《吴太伯世家》至《田敬仲完世家》共20篇，记的是勋官诸侯。其中，前12篇所记是周初所封，他们各据一方，藩卫周室;后4篇，即《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则是起之战国而活跃于中原的诸侯。接下来是孔子和陈涉的世家。我们已经知道司马迁对孔子是何等的崇拜，在他看来，孔子是“为天下制仪法”之人，是“匡乱世反之于正”之人，而他的实际影响之大实非凡人可比，无异“辅拂股肱”、“忠信行道”之臣。亡秦之端发自陈涉，“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对汉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这之后的其余世家，有为开创汉朝的功臣，有刘汉的宗亲，都可入世家的规矩。
《史记》的十表不可轻视。在本纪和世家中，各类大事都按时间顺序做了叙述。但分散于各篇，不便总览时代全貌和天下趋势。表正是在内容上对本纪和世家的精炼。所以郑樵极力称赞： “《史记》一书，功在十表。”(《通志·总叙》)吕祖谦更对表有详细的分析，例如他在《大事记解题》中说：
《史记》十表，意义宏深，始学者多不能达。《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所以观百世之本支也。《十二诸侯年表》以下以地为主，故年经而国纬，所以观天下之大势也。《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时为主，故国经而年纬，所以观一时之得失也。《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为主，所以观君臣之职分也。
表的主要作用，就是把本来就有密切联系但原先散见于各篇的史事集中而简明地表现出来，使史事之间的关联和趋向更加豁朗。例如汉初有关同姓和异姓诸侯王的状况，本来在《高祖本纪》和有关的世家、列传中均有交待，但一经表列，其态势就赫然在目。如读《秦楚之际月表》和《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帝五年，韩信王楚，英布王淮南，卢绾王燕，张耳王赵，彭越王梁，韩王信王太原，吴芮王长沙，可见异姓王很强而同姓未有封者;高帝六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齐，英布王淮南，卢绾王燕，张敖王赵，彭越王梁，高祖兄喜王代，吴芮王长沙，可见当时异姓与同姓王强弱略相当;高祖12年，其弟交王楚，子肥王齐，兄子濞王吴，子长王淮南，子建王燕，子如意王赵，子恢王梁，子友王淮阳，子恒王代，吴芮王长沙，则同姓王强而异姓王绝无仅有之势一目了然。刘知几总结表的优点是确切的，他说：“虽燕、赵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 ( 《史通·杂说上》)
书，是典章制度的专史。“本纪各纪一帝之首尾，八书通纪历代之法制，而各以类从。”(邱逢年《史记阐要·全书脉络》)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的内容，都是当时或历史上国家机器运行、文化思想的变迁的各个重要方面。把这些分门别类地条理出来，显然更能呈现其变化轨迹。这是司马迁为了“承敝通变”而采取的表现形式。其目的是为了 “究治道”。(魏元旷《史记达旨》)
列传占了《史记》大部分篇幅。“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今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 (《史记索隐·伯夷列传》) 其形式多样，后人以 “专传”、“合传”、“附传”、“类传”等加以区分。所谓“专传”，是指一传之中仅主叙一人或一地之事，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南越列传》、《大宛列传》等。“合传”则是大体同时之人而数人一传，如《范睢蔡泽列传》、《张耳陈余列传》、《季布栾布列传》等。有的合传还联及题外人物且对这些人物作了较详的叙述，称附传。如《孟子荀卿列传》附及邹衍等人即是。类传是以类归纳，把甚至不同时的人物集中在一起叙述，如 《刺客列传》、《循吏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等等。
列传之中，有不少民族史的专篇。计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六篇。主要记述了相关民族的发展、山川地理、物产、风俗及其重要人物。今天看来，把这些内容放在列传之中似有不妥，但在司马迁看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他视这些民族如天子之臣民，并也曾“立功名于天下”，是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样理解，就不会指责其“体例不纯”了。
《史记》列传选择叙述的人物，都是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反之，即使势赫位高，作用很小，也不能混迹其中。司马迁明确地在《张丞相列传》的评议中说：
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含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着于当世者。
因之，陶青、刘舍、许昌等人，均不能入传。
在纪、表、书、世家、列传中，或在篇首、或在文中，或在卷后，都有“太史公曰”。这是《史记》着作体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继承《左传》“君子曰”而有所发展。
“太史公曰”是作者特别指明的发表意见的地方。其内容很丰富，性质也很复杂。有的是对史事的补充，如《夏本纪》篇后：
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计者，会计也。有的是阐明作者的意旨，如《河渠书》、《日者列传》的 “太史公曰”。《河渠书》“太史公曰：……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有的是辩证史实或交待写作依据。如《周本纪》“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洛邑。” 《殷本纪》 “太史公曰： 余以 《颂》 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 《书》、《诗》。”有的则是作者对于历史的总结和评价;这是作者集中表达自己历史观点的地方。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他评论蔺相如说：“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尤其是十表篇首的“太史公曰”，总结历史兴衰存亡之迹，显得尤其突出，因篇幅较长，就不一一引证了。
“太史公曰”在 《史记》 中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每一段 “太史公曰”的作用也不单一，往往是各种性质的议论并出，因事设文，机动灵活，异彩纷呈。
《史记》就是用纪、表、书、世家、列传加上“太史公曰”组成了记叙和总结历史的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完整体系。分而论之，几乎每一种形式我们都可以在它以前的历史着作中找到其踪迹。合而观之，则是司马迁父子二人的首创。它是我国先秦历史着作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更重要的是，从整体上看，这种体例是当时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结构层次在史学着作体裁上的投影;它能最大限度地容纳那个时代着作者们企图包括的社会内容。它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所有的“正史”都毫无例外地采取了这种着作形式 (当然有些变通)，其秘密就在这里。
2. 实录精神
《史记》还以“实录”精神着称于后世。就在它面世后不久，扬雄就指出： “太史迁，曰实录。”(《法言·重黎篇》)班固并不完全称赞《史记》，但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所谓“实录”，就是按照历史事实撰写历史，就是后来史界所说的 “秉笔直书”。
先秦时代，记述历史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以客观史实为准的，一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歪曲甚至涂灭史实。司马迁“述往事”，继承了先秦直书的传统而有所前进。他记叙历史的方法，无论从指导思想或具体技巧上，都蕴涵着丰富得多的内容。
《史记》把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当作自己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尽管在《史记》中篇篇都有作者的褒贬稽求，但都是在保存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的。要真实地记述历史，在司马迁看来，就要反对三种做法。
第一，不能以主观好恶来掩埋历史。以主观好恶来掩埋历史，在汉以前，有两种做法，一是灭国毁史; 一是涂灭史事。对此，司马迁都持反对的态度。他痛惋秦朝的焚书之举，给编纂真实的历史造成了困难。他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之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六国年表》)对《春秋》涂灭史实的做法，尽管他认为是“至圣”的孔子所作，也毫不隐讳地加以指责：“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记。”(《太史公自序》)而司马迁则在“谱牒经略”的情况之下，竭力搜求，作出了“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的《十二诸侯年表》，用史实多次指出 “幽、厉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无子微，弗能正”(《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的客观情势，补出了被涂灭的史实。
第二，不能为了某种原则(“道义”)而歪曲历史。司马迁指出“《春秋》推见至隐”(《太史公自序》)，并明确举出了它“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的事例。他说：
《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 ‘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他肯定了 《春秋》 “绳世”的出发点，但并不赞同因此而歪曲历史，《史记》有意识地恢复了这些史事。例如对“天子狩于河阳”，《左传》曾阐述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守。仲尼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 ‘天子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且明德也。”(《左传·僖公廿八年》)《史记》则详述了这个会的过程：“冬，晋侯会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壬申，遂率诸侯朝于践土。”(《晋世家》)在这段文字之后，再一次指出了《春秋》因讳而失实： “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 ‘诸侯无召王’。‘王狩于河阳’ 者，《春秋》讳之也。”在《周本纪》中，更赫然直书其事： “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
第三，不能因 “记编同时”而忌讳失实。历史学家写当代史最难。刘勰就曾指出这一点，他在《文心雕龙·史传篇》 中说：
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
生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代而自己又有如此遭遇的司马迁，又岂仅置于以上的利害之中而已!但他仍坚持“实录”的精神，把它贯彻于当代史之中。《史记》以过半的篇幅描绘了秦汉之际迄于武帝的广阔社会图景，从战争、政治制度，到经济、文化的各方面，从皇室、贵族到游侠、卜者的社会各阶层，司马迁都如实地予以反映。就拿史笔最难对付的帝王来说，《史记》不因刘邦是开国之君而不书其丑恶，也不因吕后“女主称制”而涂灭她的政绩;既不因文景极治而不言其内乱，也不因武帝诸短且与作者有个人恩怨而不述其功业。《史记》不愧为“记编同时”仍善恶不隐、据实直书的楷模。
把记录客观史实作为前提，反对任何歪曲、涂改历史的做法，使《史记》获得了一个牢固可靠的基础。尽管后来的研究者摩肩继踵，即如潜心考证且集前代大成的清代学者梁玉绳，他的专着《史记志疑》，也只能指出《史记》因材料、方法等所产生的史实错误，而提不出一条有意窜改历史的事例。清代学者袁枚主张“直书其事而义自见” (《随园文集》卷10《史家例议序》)，他从《春秋》及其三传开始，一直攻击到《汉书》、《宋史》、《通鉴纲目》因为诸讳而牺牲史实的做法，也提不出《史记》这一方面的谬误。全书贯穿着“实录”精神，是《史记》至今为人所敬仰的最基本的原因。
在先秦，“直书”是史官记事的“成法”，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没有建立什么史学方法。司马迁“述往事”要求据实而书，虽然被视为基础而毕竟是从属于他整个史学的一部分，是他针对历史编纂而提出来的，在范围、方法和形式各方面都区别于以往的记注和着述。
《史记》记叙所反映出的历史编纂的时空范围值得注意。
《史记》竭力叙述有确切时间顺序的史实。这包括绝对的时间和相对的时间。它“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反映的就是这种观念。司马迁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 于是以 《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三代世表》)舍不可信的“年数”而序帝系，取的就是相对时间。继《三代世表》之后，自共和元年讫“今上”，以甲子纪年列《十二诸侯年表》、以帝王纪年列《六国年代》、《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并以这个顺序作自《周本纪》至《今上本纪》的各纪，这是以可信的绝对年代为线索。重视绝对年代而不弃相对次序，遂使我国上古史有迹可寻;把有明确纪年的共和元年定为我国历史绝对年代的开始，遂使我国古史第一次确定了最早的正确的绝对年代。直至今日，“共和元年” (前841) 仍是公认的古史的基准年代。
山川地理，是人类史赖以展开的舞台。战国以后，人们的地理观念大体上分两方面发展。一派以孟子为代表，他的地理观念以实际所知的范围为限。一派以邹衍为代表，他把庄子空泛的想象具体化为虚拟的大九州说。孟子派为战国纵横家及《吕氏春秋》所继，邹衍派为秦汉的方士所踵。秦始皇灭六国，略取广东、广西等地，分全国为40郡;汉武帝北伐匈奴，通西域，东平朝鲜，南开西南夷，无论在实际的地理范围方面，还是在地理环境对人们生活的关系上，都增长了时人的识见。《史记》继承了先秦地理征实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地理范围内，展开了人类社会史威武雄壮的活剧。
事件、人物、时间、空间 (地理) 的确认，必须在详尽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之上，经过认真而科学地鉴别、考证才有可能。在《史记》之前，我国史学中在这方面只有朦胧的意识。至司马迁，才有了着眼于史事真伪的一套处理史料的方法。
《史记》所根据的材料是很丰富的，主要有先秦及并世典籍和历代档案这两个主要方面，据研究者统计约80种以上。(参见金德见《司马迁所见书考;卢南乔《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典籍如《书》、《诗》、《牒记》、《春秋》、《国语》、《管子》、《商君书》、《孟子》、《新语》(《楚汉春秋》)等等。档案如一些篇章所载的天子的诏、策，官吏的奏议和上书等。更为可贵者，还有作者实地调查和亲身闻见的材料。如《赵世家》载：“吾闻冯王孙曰： ‘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郦生陆贾列传》载： “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史记》确如司马迁所自道，实现了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宏愿。从其史料来源及其种类可见，已具备了后代史料范围之大体。
和司马迁确认的史料范围相适应的，是他鉴别、考证史料的方法。在我国史学史上，明确提出为史应当考证者，司马迁是第一人。他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考信于六艺”、“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择其言尤雅者”、“疑则传疑”之类，都透露了他有考订史料的意图和方法。归纳他的方法有五种。

第一、以文献证文献

《伯夷列传》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五帝本纪》说：“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古代文献资料，经长期兼并的战国损失很大; 中经秦火，“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而已。汉惠帝除挟书之律，历70余年的无为政治，古籍始得复出; 至武帝时代，已相当丰富。司马迁用“古文”作为衡量史料真伪的标准，在当时应指用秦“书同文”之前的文字书写的东西，这不能说不是一种较好的方法之一。在古文中，他犹重六艺。但这种对六艺的尊重非同俗儒;司马迁是把六艺作为可以徵信的历史文献对待的。而且，他对六艺也不是盲目信从，有时还用其它文献来校正六艺。他参阅别种材料而指出 “《春秋》有所不记”而加以补充，就是一例。
以文献证文献还表现在他对战国史料的处理上。《史记》战国史部分基本取材于《战国策》一类文献。这类文献的最大缺点，综今本《战国策》和长沙马王堆帛书此类文字看，是缺乏时间要素的，并时有相互矛盾之处。司马迁下了大功夫。《战国策·赵策三·赵使机郝之秦》一条，既无年月又无背景，《史记》采入时，在仇液 (《战国策》作机郝) 曰之前加入了： “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泾阳君质于齐。赵人楼缓来相秦，赵不利”;末又述其结果。《魏世家》魏欲亲秦而伐韩事，系引录《战国策·魏策三·魏将与秦攻韩》，只是变动了第一句“魏将与秦攻韩”，而作“魏王以秦救赵之故，欲亲秦而伐韩，以求故地”。一句之变，不仅明确了亲秦的原因和目的，而且使无忌的言辞也有了着落。像这种利用文献考订时间、背景、人物，把死材料点化为活材料的例子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二、以调查证文献

司马迁游踪极广，“所不至者，朝鲜、河西、岭南初郡耳”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略》);又与当时熟习故事的壶遂、任安、李陵、苏建、孔安国等数十人多有往还。他以实地考察历史事迹所得材料以证文献，和用经历者的叙述纠正文献，都表明他的实证思想。
侯赢“为大梁夷门监者”，今不知所出，但司马迁肯定见过关于他的记载。他“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才弄清了 “夷门者，城之东门也”(《魏公子列传》)文献载春申君黄歇“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此事到底如何?“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刺客列传》)

第三、从着作考作者行事

司马迁很重视从着作中去考见作者行事和为人。《管晏列传》“太史公曰”：“既见其(管子)着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他把着作言论和作者行事加以比较，其实起了以文知人和以人证文的作用。例如《商鞅列传》“太史公曰”：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又如《郦生陆贾列传》“太史公曰”：“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这种言行互证的考察方法，时至今日也不失为一种考证的重要手段。

第四、从社会制度着眼考证史实

此点是台湾学者60年代的发现。
《殷本纪》所叙商代先公世系为：上甲——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对此段传承嗣位，诸家多有议论。张光直先生颇以此系为然，着《商王庙号新考》(《台湾民族研究所集刊》第15期)。他认为商代王室内有二大政治势力轮流执政，若以十二干支分类，则A组为甲、乙、戊、巳、壬;B组为丙、丁、庚、辛、癸(经台湾地理学家丁骕修正)。那么这一段的传承可写作：
……A (上甲) ——B (报丁) ——A (报乙) ——B (报丙) ——A(主壬) ——B (主癸) ——A (天乙)
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传说中的商王世系是经过再三推敲的。尽管甲骨文中的这段世系的排列是上甲——报乙一一报丙——报丁——主壬——主癸，但这只是商后代的追忆，并不十分确切。司马迁从西周昭穆制度着眼，重建商代世系表，是一种极大胆的尝试。今天以甲骨文来看《殷本纪》和 《三代世表》，仍具有古文献的价值。

第五、综合考证

调动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多角度的考证，在《史记》中，多为以文献和调查材料去共证一事。证明黄帝的存在就是最显明的例子。《五帝本纪》“太史公曰”：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之，择其言尤雅者，故着本纪书首。
这段论述集中讲明了他考证《五帝德》和《帝系姓》的方法：一方面通过访求，从传闻和尚存“风教”，证明两篇记载大体符实，另一方面以 《春秋》、《国语》等“他说”验证，结论是： “其所表见皆不虚。”
可以说，《史记》中所使用的材料，都是经过司马迁运用以上方法加以认真鉴别的。而对于没有弄清难作结论的问题，《史记》采取了 “疑则传疑”和“疑者阙焉”的审慎态度。“传疑”，就是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姑使其并存，以待后人裁决，常常在行文中用 “或曰”加以标明。“疑者阙焉”，就是对那些实在无法证实或相信的记载，与其滥加采用，毋宁付诸阙如。
《史记》从着作指导思想到具体的方法，都贯彻着“实录”的精神。这些都是我国史学的宝贵财富。司马迁积累和考订史料的方法已具备了一定科学的因素。虽然它还不完善，但古今学者多承认他是我国史学疑古的宗师、辩伪的开山。
3. 历史文学
历史文学一般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它容许一般文学作品所使用的虚构等创作方法，归属于文学作品。一种是指历史着作所具有的文学性，它以历史事实作为自己的对象，不容许虚构，但要求叙述和描写真实时做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文采斐然。这里所说的历史文学的含义，是后一种。
历史着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叙事。要把千姿百态、犬牙交错的历史有条理地组织起来并从容不迫、井然有序地行诸文字，除了要求作者具备高度的写作技巧之外，首要的是作者对所述对象有饱满的感情。没有感情的历史着作和历史文学是绝缘的。
司马迁对历史是很动感情的，常常情不自禁地流涕、悲痛、叹息。他读屈原之书，“悲其志”，适屈原投江之处，“未尝不垂涕”(《屈原贾生列传》); 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 (《十二诸侯年表序》);观孔子庙堂，则“低徊不能去”(《孔子世家》);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孟子荀卿列传》); 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儒林列传》);“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游侠列传》)。他浓烈的情感时而像火山的喷发，时而又像眷恋山岫的白云，充盈着《史记》。以至有人说“司马迁的本质是浪漫的，情感的”。(李长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第197页)
司马迁正是这样一位把冷静的观察思考和炽烈的情感统一为一的历史学家。冷静的观察思考，造就了 《史记》的实录精神; 炽烈的情感，焕发了 《史记》绚丽的文学色彩。
《史记》是一部杰出的历史文学着作。它突出地表现在叙述历史事件的技巧和描写历史人物这两个方面。
历史着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叙事。《史记》“善序事理”(《汉书·司马迁传》)为后世所公认。它能有条不紊地组织和叙述芜杂的史事。从反映社会这个整体来说，它用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体裁将内容一一作了相应的安排。具体到一特定的篇章，仍能从容不迫、井然有序地叙述千姿百态、犬牙交错的历史。《西南夷列传》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它一开始，就用极简洁的笔法，分清脉络，交待其相对的地理位置、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以及各部形势强弱，先给人以一个准确明晰的概况：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着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数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以下才铺叙各部叛服等事。内容庞杂，但读来并不觉得零乱。
历史总是错综复杂、相互牵连的。要在一篇之中完全交待其首尾、全貌，是可能的。然而，作为一部完整的着作，特别是以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来叙述历史，篇篇都详写相联属的史事，就会造成无数的重复。为弥补这一缺陷，《史记》采取了 “互见”的叙事方法。
“互见”是指“把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或一件历史事件的始末经过，分散在数篇之中，参错互见，彼此相补。” (肖黎 《司马迁评传》)
互见法的第一个优点是使叙事主干清朗、枝叶分明。实际上，《史记》的总体结构上已经反映出了这一好处。纪结构起了整体骨架，由此生发出表、书、世家、传。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各有重点，又相互依存。具体到各篇目，如甲篇以叙某人、事为主，遇有与乙篇相关联时，便指明“事见某篇”、“语在某篇”，并不详写，而到所指示的“某篇”中细作交待。《周本纪》说“其事在周公之篇”，《秦本纪》说“其事在商君语中”，《萧相国世家》说“语在淮阴事中”，等等，都是这种方法的运用。
秦国的兴亡史，以秦始皇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性质不同的时期。《史记》在总体布局上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一特点，故用 《秦本纪》和 《秦始皇本纪》两篇加以叙述。但《秦本纪》既是记叙一国之史，就不能不下及末代之君子婴。事实上，《史记》正是这样做的，只是叙述得很简略：
庄襄王卒，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三年诸侯并起叛秦，赵高杀二世，立子婴。子婴立月余，诸侯诛之，遂灭秦。其语在《始皇本纪》 中。
这样一来，作为表叙秦国君位承继和兴亡之迹的《秦本纪》就显得脉胳清晰和完整了。一句“其语在《始皇本纪》中”，就此打住，既交待了此处简略的原因，又为读者欲知详情指明了去处。
商鞅变法是秦孝公时期的一件大事，即使从变法开始至拜他为左庶长这段时期，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如果在《秦本纪》中详细叙述，难免喧，宾夺主。且这些矛盾和斗争的主角商鞅，《史记》已安排有传。于是《秦本纪》 中又做了这样的处理：
(孝公)三年，卫鞅说秦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其事在商君语中。
这里仅用60余字的叙述，在《商君列传》中却竭力铺陈，从“孝公既见卫鞅”到“以卫鞅为左庶长”，中载商鞅的说辞，与甘龙、杜挚的论辩之辞，约600余字。倘若将《商君列传》这些文字移入《秦本纪》，显然就会使本纪枝纷叶繁，给人以主线模糊之感。
互见法的第二个优点是使记人特点突出、思想、性格鲜明。写历史人物不容许虚构或如文学中的典型化。历史学家只能凭借历史事实的选择和安排来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但选择并不等于舍去重要的言行，安排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把人物的主要事迹和能充分表露人物特征的言行写入本传之中，而将其次要事迹和言行写入别的篇章中，使《史记》的传记(包括本纪、世家中的人物)既做到了各具特色，又不丧失历史的真实。
项羽是秦汉之际的一位带悲剧色彩的英雄。《项羽本纪》选择了钜鹿和垓下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悲歌别姬乌江自刭等主要事迹进行描述，突出地表现了他英勇善战、骄横自大、思想幼稚、重于感情等特征。对他的其他侧面，如品性凶残、不得人心等，则不重点写出，而在《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黥布栾布列传》等篇中加以补叙。这样，既得到了一个呼之欲出的项羽，又得到了一个多侧面的项羽。
《史记》叙事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寓论断于序事”。顾炎武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卷26) 这里指出的是通过历史叙述来表达作者观点和看法的技巧。
《叔孙通传》全篇都在写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文章一开始，叔孙通就以一个面谀的人物上场。那时正当陈涉起义，反秦军势如破竹。秦二世诏问博士诸生。有三十多个人提出来，要发兵平定反叛。二世恼了。叔孙通上前说：
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
这话二世听了很中意，赏给他帛20匹、衣一袭，拜他为博士。司马迁对此没有明文评论，却紧跟着写道：
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 “先生何言之谀也?”
这是篇中出现的第一次评论。
在汉高祖时期，叔孙通作的唯一大事是定朝仪。《叔孙通列传》记鲁两生的话说：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
此话指出定朝仪也不过是为了“面谀以得亲贵”，这是篇中出现的第二次评论。
接着，文章记朝仪的场面和汉高帝的反映：
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高帝的得意、赞叹，即是对叔孙通的评论。这是篇中的第三次评论。
定朝仪之后：
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叔孙通同伙人的话，从反面刻划出他的为人。这是篇中的第四次评论。
文章收尾只记了两件事，一是叔孙通奏立原庙，一是奏请“取樱桃献宗庙”，都是“缘饰儒术以逢迎皇帝”。
“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在，他吸收的这些评论或反映都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本身就反映了历史事实。这样写来，落墨不多，而生动、深刻。～(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在《史记》的其它篇章中，如《越王句践世家》载范蠡遗文种书，《曹相国世家》载百姓歌词，《孙子吴起列传》载李克对魏文侯语，《商君列传》载赵良语，《樗里子甘茂列传》载秦谚，《季布栾布列传》载楚谚，《魏其武安侯列传》附灌夫传而载颖川儿歌，《李将军列传》载文帝语，都是类似的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达形式。
《史记》的人物传记最为出色(包括本纪和世家中的一些篇章)。它所重点记述的上百个历史人物，形象丰满、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孟尝君、信陵君、侯赢、廉颇、蔺相如、荆轲、吕不韦、李斯、项羽、刘邦、韩信、张良、樊哙、灌夫、周亚夫、汲黯、李广等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马迁给传记文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从史学的角度看，《史记》写历史人物，最值得效法之处在于它通过人物的活动和际遇，去展现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情况。春秋战国之际楚秦两国的社会变革和变革中所发生的矛盾斗争，在《孙子吴起列传》和 《商君列传》中得到了再现。《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王翦列传》、《蒙恬列传》等，反映出了秦并吞六国、一统天下、严刑峻法、劳民伤财以至于垮台的兴亡史。《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老庄申韩列传》、《叔孙通列传》、《平津侯列传》、《儒林列传》等，反映了先秦至秦汉各种学术流派的发展与变迁。《酷吏列传》描绘专以“酷烈为声”、“鹰击毛挚为治”、总是“丞上指”的赵禹、张汤等人，着重披露了景武时期政治的黑暗面。《货殖列传》记述范蠡、子贡、白圭、乌氏倮、寡妇清、蜀卓氏、程郑、宛孔氏等大工商业者，反映了春秋末年至秦汉时期的民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概况。《游侠列传》通过记述朱家、剧孟、郭解等游侠人物，反映了汉代社会的民间习俗和封建专制的日益加强。由反映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和重大线索出发，通过严格筛选出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来组织史书的编纂，避免了叙述的单调乏味。
《史记》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很高明。司马迁善于抓住能表现人物性格的外貌特征，形象地勾勒人物肖像。秦始皇“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秦始皇本纪》)鸿门宴中的樊哙，“披帷西向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羽本纪》)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选取能展现人物性格的动作，适时地进行描写，是《史记》刻画人物的另一方法。例如 《项羽本纪》写别姬时的项王：
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以为诗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
闻四面楚歌，先 “夜起”，接着是 “饮”，接着是 “悲歌慷慨”，接着是“泣”，接着是“上马骑”“直夜溃围”。这些行动，形如目前，充分地刻画了这位霸王末路时的神态心境。《史记》还长于用性格化的语言刻画人物。陈涉佣耕时曾对人说：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涉世家》)可知他素不“安分守己”。项羽观秦始皇渡浙江说：“彼可取而代也。”可见项羽的志向与鲁莽的性格。周昌谏刘邦勿废太子：“臣口不争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张丞相列传》)有口吃毛病的周昌直言勇谏的形象刻画得维妙维肖!《史记》成功的细节描写，对呈示人物的性格和心态也起了积极作用。最着名的是《李斯列传》 中写老鼠：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 “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其自处耳!”
厕中鼠和仓中鼠的不同境遇，使入厕的李斯竟产生了如此的联想，他卑微的自私心理就暴露无遗了。而这种心态，几乎约制了他的一生!
《史记》全书语言简洁、明快、形象、生动。大至攻城虏略、铁骑交驰、画角呜咽的悲壮场面，小至一频一笑、一语一歌、举杯掷箸的人物行动，细如乍惊暗喜、甚怒至乐、佯好阴妒的微妙心理，都得到了绘声绘色的描绘，把历史再现为一幅幅色彩斑烂、威武雄壮的活的图画，洋溢着感人肺腑的巨大艺术力量，大大有利于它的流传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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