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一生，为人“质直”，有傲骨而没有媚骨，尽管他一生仕途坎坷，“位望不充其才”，却始终潜心史学，勤于着述，保持着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

1. 陈寿的生平——不附权贵、仕途坎坷的一生

陈寿，字承祚，蜀汉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人，生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死于西晋惠帝司马衷元康七年(297)，终年65岁。

蜀汉后主刘禅延熙 (238—257) 中后期，陈寿游学于成都太学，受业于史学家谯周，“治《尚书》、《左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华阳国志·陈寿传》)延熙末年，陈寿出仕为卫将军姜维主簿。之后，相继做过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当时宦官黄皓专弄威权，许多朝臣都谄附他，唯独陈寿不这样，因此屡遭谴黜。景耀 (258—263)初年，陈寿居父丧时有病，让侍婢为自己调制药丸，世人于是讥贬他伤败了社会风化，触犯了封建礼教，结果被罢免了官职，将近10年不能仕进，只得归隐于安汉县老家，在果山万卷楼读书治学。在此期间，又遭逢了曹魏灭蜀汉(263)，西晋代魏(265)等社会政局的大变动。直到晋武帝泰始四年(268)，由于罗宪、张华等人的推荐，陈寿才被征召进京，重入仕途。举孝廉，除佐着作郎，兼本郡中正，又出任平阳 (山西临汾西)侯相，在此期间，受诏编定了蜀相《诸葛氏集》。泰始十年初卸去平阳侯相任，回京任着作郎职，并同时兼任巴西郡中正。当时盛行只看出身、不重才德的“九品官人法”，中正官的职责就是“定门胄、品藻人物”。陈寿虽兼任了中正官，但他却有着与世人不同的人才观： 他十分思慕 “古者天下为公，唯才是舆 (举)”(《魏书·三少帝纪》陈寿评语) 的理想社会，挚切地希望当权者重才、纳才。极力推重曹操、刘备、孙权的用人之道。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指出当权者要能够识才、聚才，自己也必须有才。揭示了人才的被重视及其作用的充分发挥，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反对以一己之好恶取人，还看到举贤任能是一定会有阻力的，当权者要敢于制止妒贤嫉能之风。他针对当时许多贤能之士常常在攘夺纷争的政治斗争中遭到杀身之祸的情况，探索和总结出了才人能士自我保护的处世之道：劝诫才士能人切不可仗恃才干而有任何非分之心，应成为能刚能柔的“兼才”，才能直而不犯，柔而不阿。切不可骄矜孤傲，在公私关系上要能正确对待。此外，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摒弃门胄等第的评价人才的标准。这些都体现了当时他在政治上的卓见独识。咸宁四年 (278)拜治书侍御史，奏上《官司论》 7篇，依据典故，议所因革。咸宁五年再为着作郎。晋武帝太康元年 (280)，灭吴。自东汉末期以来分崩离析前后约90年，至此复归统一。这时陈寿48岁，他开始整理三国史事，着魏、蜀、吴三书，共65篇，称为 《三国志》。张华看到这部书，很欣赏，将荐举陈寿为中书郎。权臣荀勖嫉妒张华，并且以陈寿《魏书》讥诋了过去和自己过从甚密的曹爽，不欲陈寿做朝官，私下授意吏部迁陈寿为长广太守。陈寿以母老为借口，辞官不就。太康末至惠帝元康初，陈寿的母亲去世。他的母亲临死时，遗言葬于洛阳，不必附葬安汉县故里其亡夫坟茔，陈寿遵照办理。当时清议认为，陈寿不以母丧归葬蜀中故乡是不合封建礼法的，是大谬伦常。陈寿因之被废，居家数年不仕。至元康七年 (297)，才被起为太子中庶子，还未就职，就在洛阳病死了。

西晋时，朝政腐败，权贵恣肆，中朝大夫甚至利用清议压抑新附的蜀汉地方人士。陈寿才学出众，以蜀中文士入仕中朝，其受到歧视是很自然的。所以 《华阳国志·陈寿传》说，“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但是陈寿的一生，却是勤于政事、刻苦治学、潜心着述的一生。也可以说，是自强不息的一生。

2. 陈寿的着述——丰富、多彩

陈寿一生着述甚丰，250卷 (篇) 以上，以史学着作为主。

陈寿入仕晋朝后，出任佐着作郎。晋制规定“着作郎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晋书·职官志》)，因此他受诏撰定蜀丞相诸葛亮故事。陈寿将诸葛亮的着作“删除复重，随类相从”，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在平阳侯相任上时，编成《诸葛亮故事集》24卷，“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蜀书·诸葛亮传》附录)上奏朝廷后，备受晋武帝欣赏，于是陈寿奉命卸任平阳侯相，入朝做了着作郎。在任着作郎期间，陈寿以为益部自建武(东汉光武帝刘秀年号)后，蜀郡郑伯邑，太尉赵彦信及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所作的《巴蜀耆旧传》“不足经远，乃并巴、汉撰为《益部耆旧传》十篇。”(《(华阳国志·陈寿传》)史称该书文辞优雅，史事翔实，“较美 《史》《汉》”、“焕乎可观。”(《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咸宁四年 (278)陈寿在任治书侍御史时，曾着有《官司论》7篇，依据典章旧制，向晋武帝上因革官司之议。此外，还着有 《释讳》和 《广国论》 (篇卷不详)。晋武帝咸宁六年 (280)三国中的最后一国孙吴灭亡，中国复归统一。这时陈寿48岁，即着手“鸠合三国史，着魏、蜀、吴三书”(《华阳国志·陈寿作》)，前后历时10余年撰着了 《三国志》65卷、《叙录》 1卷(《隋书·经籍志》)。陈寿一生中，其着作还有《魏名臣奏事》40卷，目1卷 (《隋书·经籍志》)、《汉名臣奏事》30卷 (《旧唐书·经籍志》)、《益州耆旧杂传记》2卷、《晋驳事》4卷、《晋弹事》9卷 (《新唐书·艺文志》) 以及《古国志》50卷(《华阳国志》、《晋书》陈寿本传)。陈寿一生着述甚丰，约计可达250卷(篇)以上，但除了65卷的《三国志》流传了下来，其它的都亡佚了。

3. 陈寿的历史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

陈寿的历史观，继承了秦汉方士儒生创立的“五德相生”学说。其说实际是将阴阳五行说用到政治中，实质为“五德相生受命”，为禅让得天下提供理论依据。即做天子的一定要得到五行中的一德，于是上天就显示出符应，这样就是上天受命。这一德衰落了，就派生出另一德取而代之，天命就按着五行的次序运转下去，造成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这种“五德相生说”，其运转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种学说在史学上看，属于一种循环论、预定论和动力论。其实质就是运用阴阳五行说来宣扬天人感应和天命思想。

在陈寿看来，既然“汉绍尧绪、为火德”(《汉书·高帝纪》臣赞注)，那么，就 “五德相生说”中 “火生土”而言，将来代汉建立新朝的，必然是属土德的。在三国鼎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实际上是三雄代汉，分而治之。陈寿是把这三个割据政权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待的：他们都是以土德代汉的，它们都想在襄助汉室的旗帜下以达到独占天下的目的，而结果是谁也没有实现。基于这种特殊的历史状况，陈寿在 《三国志》中记载了大量魏、蜀、吴属土德的材料。写曹魏政权：如建安五年 (200)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一举击破了袁绍，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战争胜负，本是兵家常事，它主要取决于人的因素。但陈寿在 《武帝纪》中叙述了这次战争以后，接着就插入这样一段话 “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这就是说，曹操大败袁绍的这一胜利，50年前已有预兆，它不是决定于人而是取决于天。按照 “五德相生说”，黄是土德，必然要接替火德的汉，因此在魏纪中又多次记载了 “黄龙见”，以示土德之兴旺。写曹丕称帝，数言“黄龙见谯” ( 《魏书·明帝纪》)，谯是曹操的故乡，借此说明曹魏之代汉完全是天意，并且早有预兆。又在《明帝纪》中借有司之口说“魏得地统”。写蜀汉政权：如写蜀臣劝刘备称帝“臣父群未亡时，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见立积年，时时有景云祥风，从璇玑下来应之，此为异瑞。又二十二年中，数有气如旗，从西竟东，中天而行，《图》、《书》 曰 ‘必有天子出其方。’” (《蜀书·先主传》)写孙吴政权：对于吴的称帝，也同样先以黄龙、凤凰并见的祥瑞作为征兆，再用吴中童谣加以衬托，又辅以胡琮等人为孙权称帝所作的赋(《吴书·吴主传》)。以上所记“黄星”、“黄龙”、“黄气”等，都是土德或“土气胜”的象征，是代替火德的，不仅如此，陈寿还在某些人的传记中，如《蜀书·周群传》、《蜀书·杜琼传》，通过这些人物的预言、占候等活动，宣扬皇权神授的天意史观。陈寿相信并宣扬天命论，大概是受其师谯周的影响。谯周就喜欢玩弄类似测字算命以定吉凶的把戏，《蜀书·杜琼传》记载谯周对蜀国二世而亡的推测 “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这样一些完全是唯心的附会不经之言，在《三国志》中却津津乐道，足以说明陈寿史观的局限性。

在陈寿看来，朝代的更替，不仅按“五德转移”，而且是遵循一定的时间规律的。在《魏书·文帝纪》中他写道：“初，汉熹平五年(176)，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 ‘此何祥也?’飏曰： ‘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 ‘单飏之言，其验兹乎’!”在《魏书·三少帝纪》中，他又写魏咸熙二年 (公元265年，这年司马炎自立为帝)“襄武县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白发，着黄单衣，黄巾，柱杖，呼民王始语云： ‘今当太平。’”然后，陈寿解释说“天禄永终，历数在晋”。我们知道，从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上距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共历45年;再上溯，从曹丕称帝到公元176年(即汉熹平五年)，也正好是45年。这本是偶然的巧合，陈寿却认为这是“历数”，是天早就安排好的。由此可见，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是把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总长度，按照五百年一个阶段来划分的。而陈寿的《三国志》，则是把汉末灵帝熹平五年到西晋泰始元年的90年历史，作为一个特定的长度，划分为两个45年，以此论证新君取代旧主，新朝更替旧朝是合理的。

陈寿的历史循环论，是为西晋代魏寻找理论依据的。他认为新朝的建立，旧朝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观点，是合理的。但是，他把历史的运动、发展，只看做是在“五德终始”这个封闭的圆圈里周而复始地循环，除了时间的推移，朝代的更替，帝王的改姓，再也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因此，从根本上说，陈寿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因而他没有能说明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及其客观规律。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他宣扬历史循环论，并且在《三国志》中，很注意对历史人物的品评，而在这些评论中，有不少地方又往往夸大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从而暴露了他的唯心史观。但陈寿也还多少看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所以他仍具有较为突出的“重民”思想和举贤任能思想。这些在《三国志》中都有一定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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