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封建社会杰出的史学家陈寿撰着的《三国志》，主要记叙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秉笔公正，取材审慎，结构谨严，文笔简洁，是继《史记》《汉书》之后的又一纪传体史学名着，与司马迁、班固、范晔之书并称“前四史”，为历代人们所称颂。北魏崔浩认为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着述，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自班史以来，无及寿者”(《魏书·毛修之传》)，清代着名史学家钱大昕亦云“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 (晔)欧阳 (修)”(《潜研堂集·三国志辨疑序》)。自 《三国志》出，当时诸家叙三国史事之书几渐湮没不闻，因而陈寿此书便成了我们今天研究东汉末至晋初历史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三国志》是大家熟知的历史名着，但《三国志》修撰成书的时间，因其《叙录》1卷早佚，现在已难确切推断。据《晋书》和《华阳国志》中陈寿本传的记载，其修撰成书时间约在太康元年 (280) 至太康十年之间。

陈寿在泰始十年(274)到咸宁四年，于着作郎兼本郡中正任上，撰成《益部耆旧传》 10篇。咸宁四年 (278)，在杜预的举荐下，卸去着作郎之职，出任治书侍御史。次年，散骑常侍文立将陈寿所着文辞优雅、史事翔实的《益部耆旧传》表呈晋武帝，为了嘉赏陈寿的史才，武帝再次任命他为着作郎。太康元年时 (280)，陈寿已在着作郎兼侍郎任上，见于《晋书·礼志》。因此，太康之世，陈寿仍为着作郎之职，太康元年，吴国最后灭亡，天下复归统一，各方图籍及各种重要档案材料，当集于京洛，撰着像《三国志》这样的大型断代史书的条件，业已具备。因此，《华阳国志》陈寿本传中所说的 “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着魏、吴、蜀三书六十五卷”，应该是确实可信的。史学界一般认为，《三国志》成书的次序是先《蜀书》，继 《魏书》，后《吴书》。今考《三国志》 中，其 《蜀书·郤正传》记载了郤正卒于咸宁四年(278)之事，则《三国志》的开始写作，至早也不能早于此年。而咸宁四年距太康元年，其间只1年之隔。又《魏书·胡质传》记载质子胡威“卒于安定”，据裴松之注引《晋阳秋》和《晋书·胡威传》，知胡威死于太康元年。这些例证亦都说明了陈寿开始撰着《三国志》 的时间确实是在西晋太康初年。

又据《华阳国志》陈寿本传记载，陈寿修成《三国志》后，张华十分欣赏，推荐他兼任中书郎。但中书监荀勖以《魏志》讥诋了过去和自己过从甚密的曹爽，有失己意，因而不欲陈寿做朝官，私下授意吏部改授陈寿为长广 (今山东蓬莱县南)太守。考荀勖卒于太康十年十一月 (《晋书·武帝纪》)，则 《三国志》之最后修撰成书，当在太康十年 (289) 以前。

据上述考证，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认为：从太康元年始，陈寿就一直在京都洛阳朝中修撰《三国志》。约费时十年，至太康十年以前，才基本修撰完毕。自此以后至其元康七年(297)去世，也可能还有些改动。但即便有以后若干年的增补修正之事，也只是修葺补完而已，是无关宏旨的。

陈寿死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在向朝廷推荐《三国志》的表中称其“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 (司马)相如，而质直过之。”(《晋书·陈寿传》)这几句话，实际上概栝了陈寿写《三国志》的目的和晋人的评价。写出这样的《三国志》，在于深受时代风气熏陶的陈寿一方面接受了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另方面又继承了过去几百年来史学思想和历史研究成就的传统。

1. 浓厚的重视史学的社会风气

魏晋时期，无论官、私修史都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重视史学的社会风气十分浓厚，这与国家对史学的重视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国家曾采取了许多措施，如设官着史，始自曹魏。魏明帝太和年间，在中书省设着作郎，职掌修史，从此着史有了专官。晋代开始，又改属秘书省，号称大着作郎，专掌史任 (《晋书·职官志》)。为了撰修国史，当时政府对于史料的储备工作也很重视，委派专人编写起居注，广泛搜集资料，即刘知几所说的“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史通·史官建置》)。这一时期的统治者还特别重视本朝历史的编写，如东吴孙权建立政权不久，即命史官撰写《吴书》(《三国志·吴书·薛莹传》)。曹魏时，亦曾多次命史官编撰《魏书》 ( 《史通·古今正史》)。

封建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促使了史学地位的提高，而史学地位的提高，又引起了整个社会对史学的关注。与此同时，就思想界而言，魏晋之际，名士罕得全者，玄学由是兴起，打破了经学垄断学术的僵局，这就刺激了学者们以史学作为努力的方向，并以名列史家为荣。世族子弟亦竞相争入史局，作为显名进仕之阶。晋华峤言当时的佐着作郎“职闲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晋书·阎瓒传》)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形成史书修撰的两大特点，其一是编写断代史成风，其二是私人撰史成风。陈寿的 《三国志》，就是在这种风气下产生的私人修撰的大型断代史。

2. 政治干预下的史官忧患意识

在撰史成风的时代里，环境固然是重要的因素，然而史官的主观创作意识，应更值得重视。史学不是一门空言义理的学问，也不会是虚构故事的小说，而是一门独立自主的事实之学。从春秋时代的“晋董狐笔”“齐太史简”直到汉武帝时的《太史公书》，都树立了我国史学秉笔直书史实的良风。但是，魏晋以来政府重视史学的同时，也意味着官府政教力量伸入、干预史学。这种干预的加强，造成了史官忌惮时讳的忧患意识的逐渐加深。

东汉末年，史学家蔡邕因求真存实，而被王允杀害的事件，对魏晋以降的史官，具有莫大的震憾力。当时郑玄就慨叹“汉世之事，谁与正之。”(《汉书·蔡邕传》)建安中，在曹操权势的笼罩下，蔡邕的同事杨彪，虽颇缀集注记，其情况则可想而知。王沈、荀勖、阮籍等共撰《魏书》，时人多认为其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孙吴方面，着名史学家韦昭以吴主孙皓之父未曾登帝位，而未允吴主孙皓为其父作本纪的要求，而坚持只为之作传记，因此招来杀身之祸，造成了蔡邕之后的第二次史祸，此事发生在公元273年。80年间发生两次着名史家被杀之祸，一为权臣而号称忠正者杀，一为暴君所杀。这种以政治力量粗暴地干涉史学，使史官忧患意识日深，对史学创作造成了深深的影响。再加以魏晋时期王朝更迭频繁，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政治局势险恶，“名士罕有全者”。因而，陈寿作为一个追求实录史实的优秀历史学家，既不肯曲笔媚世，又不能直书致祸，故形成了 《三国志》隐晦而不失实录的史笔，应该说这是政治干预史学下，史官忧患意识的产物。

3. 门阀政治下褒贬人物的政治空气

魏晋时期是门阀制度形成期，其特点是按门户等级区别士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不同地位，门阀贵族在各个方面都享有特权，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而门阀贵族在政治上的特权，是通过对曹魏初期创立的九品官人法的改造获取的。九品官人法简言之就是朝廷在州郡设置中正，负责根据清议或乡里的舆论，来厘定、提升或贬降本州郡人物的乡品，从而向吏部提供给予或升降他的官位的依据。

自曹魏设立九品中正以后，中正寻访乡论清议，以品评升降人才，再由吏部录用，乡论清议的作用大为重要。西晋时，乡论清议的势力相当强大，士大夫必须受它的约束，帝王大赦不能也不敢随意宽宥触犯清议的人。通过中正表达出来的清议，其核心内容，大都以儒家道德伦理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而孝道尤其受到特别的重视。司马懿执政时，夏侯玄论中正之品度人才时说“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 又举出中正考核人才的三项标准，而 “孝行”居于 “仁恕” “义断”之前。司马昭执政时，何曾说“明公以孝治天下。” (《世说新语·任诞篇》)李密在晋武帝时上《陈情表》，仍然说“圣朝以孝治天下”。魏晋之际，阮咸居母丧遭清议，“沈沦闾巷”。阮简居父丧遭清议，“废顿几三十年。”(《世说新语·任诞篇》) 由于重孝道，父母死后尸骨未还或未葬者，子孙的婚或宦都要受影响，甚至不得娶妻或进入仕途，否则便有违清议。陈寿，即先后两遭清议，以致终身坎坷。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九品中正》中所收晋中正清议事例，几乎都是西晋时的。中朝士大夫甚至于利用清议，来压抑新附的蜀汉地方人士。因而，这种门阀制度发达。九品中正把持清议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下，形成了盛行对人物评论的政治空气。这种社会客观条件在史学思想上的反映，就是注重褒贬人物，忽视典章制度。纪传体史学的重心就在于人物传记，而社会上品评史家长短、评价史书优劣，也多着眼于人物传记。所以魏晋史家大多致力于传记的经营，对于表和志往往不太重视。陈寿的 《三国志》 就是这种风气下的一部典型的代表作。

4. 纪传体史学潮流

从历史编纂学角度来看，公元前1世纪前期司马迁撰着的《史记》，开启了纪传体的新史学潮流。自此以后，包括刘歆、扬雄等大儒在内的“好事者亦颇着述，然多鄙浅，不足相续。”(《后汉书·班彪传》)至班彪续史记，迎合东汉统治者严格区分上下尊卑名份的意识，从人格思想及着作结构两方面，对《史记》加以批判，一面本着扬雄对司马迁的批判，称司马迁“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一面则批评“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专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因而班彪的《续史记》“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后汉书·班彪传》)积累这许多经验，至公元1世纪中期班固改创了纪传体史学，体制全袭《史记》而又参酌其父班彪的意见，进一步整齐了纪传体史书体裁。《汉书》只称纪、传。纪以专序帝王，除《高后纪》本于《史记》之例 (吕后曾长期称制) 以外，余皆如是。并且为惠帝立纪(《史记》无)，符合尊天子的意识。贬王莽为传，将王莽叙以本纪的编年体而名之为传，附于最末为余赘，于前不为孺子婴撰本纪，诸本纪也绝不提孺子婴。这种安排，既不过份违反官方意识，又遵从了其父“本纪只是序帝王的，余人皆为传”的倡议，符合严上下、正名份的东汉政府意旨。此为诸公卿侯士，皆一律为传，以示臣子之位。班氏父子根据封建正统意识改革史学体例，对后来的东观修史及三国时官、私修史影响极大，为后世 “正史”所遵循。陈寿就是严守班彪家法的典型。

据上所述，纪传体史学潮流300余年间实可分为两期，由司马迁以至班彪为前期，是开创模仿时期;由班固以至陈寿为后期，是改创奠定时期。班固改创的体例得到东汉政府的认可和倡导，为以后的政府和民间史家遵行，到了四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完成，纪传体才得到真正的奠定。陈寿《三国志》就是继承了300余年纪传体史学潮流的传统，并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从而奠定了 “正史”的基本模式。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shixue/20230157458.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