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寿以前，关于三国的历史着述有鱼豢《魏略》，王沈《魏书》，韦昭 《吴书》，杨戏《季汉辅臣赞》，但都限于一个地区。而陈寿的 《三国志》合三国为一书，成为纪传体史书的一个创举，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1. 地方史的正史化
陈寿少年从同郡史学家谯周受业，谯周是一位经史大家，亦兼治地方史，如撰《蜀本纪》、《三巴记》、《益州志》等。陈寿从其学，亦先从地方史入手，曾撰《古国志》、《益部耆旧传》及《益州耆旧杂传记》等。撰着《三国志》的《蜀书》部分，颇得力于《益部耆旧传》，如《益部耆旧传》中非常尊重与其师学渊源有关的名儒董扶，盛称他是“益部少双” 的 “儒宗”。因此，撰《蜀书·刘二牧传》时，即特述董扶望气之效及劝刘焉入蜀之功。《蜀书》第1卷即《二牧传》，以示蜀汉的开创，而开创的关键竟在董扶，如果没有先前《益部耆旧传》的研撰，此事不易究明。又如吴太傅诸葛恪伐魏之役，为孙吴政局转变的关键，《蜀书》撰《张嶷传》时，即特重嶷对此事的看法，并详录其《与诸葛瞻书》。关于张嶷，《益部耆旧传》先前已有了观察研究，为陈寿所推崇 (参见《蜀书·张嶷传》裴注引《益部耆旧传》)。陈寿批评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 ( 《蜀书·后主传》)。因此，修《蜀书》显然较《魏书》、《吴书》为难。如果没有先前诸地方史的研撰基础，是不易奏功的。即使有此基础，如果没有另一蜀儒杨戏的《季汉辅臣赞》，也是难以成功的。杨戏此文所叙述的蜀汉人物，遂成为《蜀书》选择人物的指导，杨戏叙述刘备、诸葛亮以下50余人，其人多备采入《蜀书》而立传，详《蜀书·杨戏传》。魏、吴二书姑不论，单就《蜀书》而言，陈寿亦由地方人物志及人物批评而进展到修正史的。陈寿是最谨守班彪的成法，修正史不为表、志、世家，只保存了纪与传二种体裁，而且也不称为“本纪”及“列传”。但是，如果从三书分行的角度来看，三书无异都含偏霸一方的国史的意味，实际上是地方史的正史化，下开常璩《华阳国志》，以至于后世的《通志》的先河。
2. 以政治人物为主线，详乱略治
陈寿撰《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表、志，着重记载三国形成时期的人物，可以说是生动形象地体现了这一历史演变的主旋律，即“人谋”在形成天下三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一部《三国志》，共记载了437人的传记，十之八、九的人物都凋落在公元239年以前;而过半的篇幅和过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又都集中在公元220年以前。换句话说，一部 《三国志》，着重记载的是汉末关东兵起以后30年的动乱历史。这正是三国形成时期的历史，它成了陈寿探索的主要对象。三国人物传记的分合排列以按类与时序相结合，但突出的是政谋人物而不是军事人物。如曹魏的五虎上将张辽、乐进、于禁、张合、徐晃按类合为一传，他们排在程昱、郭嘉等谋士传后。蜀国的五虎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为合传，列在《诸葛亮传》后。吴国以张昭、顾雍、诸葛瑾、步骘等政治人物合传居前，程普等12员虎将合传在后，文武双全的周瑜、鲁肃、吕蒙等人合传在二者之中。陈寿论人，重在人物器识的发挥，不时作比较。如将刘备与曹操相较，认为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又将蜀汉的庞统、法正和曹操的谋臣相较，认为庞统可与荀或为仲叔，法正与程昱、郭嘉相俦并。从陈寿写 《三国志》重心和对人物传记的布局、品评来看，用意在探索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和人谋的作用。乱世出英雄，三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 “人谋”引导的格局。陈寿看到了这一点 ，并且在史书编纂上也体现出了这个特点。
3. 隐晦而不失实录
“史家追求真理，直笔不讳，固其宜矣。然理未易明，真非必得，若一恃道德之勇气，不作理智这辨解，则其真其直，或竟如镜花水月，岂非妄费心力生命欤?斯即荀卿所谓蔽于一曲，而失正求者也。”(《史传通说·直笔》)陈寿叙事，往往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亦即美国学者汪荣祖先生所云的 “夫子隐而不避，讳而不饰与之后世之秉笔之世怵于取咎，遂曲笔于时有着截然不同” ( 《史传通说》)。
陈寿在 《魏书·武帝纪》，于汉魏关系上有所隐晦，但措词微而不诬。有些事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虽不能像董狐、南史那样秉笔直书，但却在另外的地方透露出些消息，总使事情真象得以显露。如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似有隐讳的嫌疑，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 《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武帝纪》又记杀董承、缢伏后。纪中已委婉地记出了杀优后的原因，而杀董承的内幕则另见于《蜀主·先主传》。《武帝纪》又记：“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天子进公爵为魏王”。这只是记当时授爵的过程，而把当时的内幕记于董昭传中，那里说明了 “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又如他在《魏书·文帝纪》评曰里，称赞了文帝之后，加了一句：“若加之旷达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就揭露了曹丕度不大，不公平，志不存道，心中无德。陈寿写高贵乡公的事迹，也很费了一番苦心。高贵乡公曹髦时期(254—260)，司马昭大权在握，篡位的野心已经非常明显。曹髦也不是个弱者，只是大势已去，他手中无权无兵，无可奈何。后来这种傀儡皇帝他实在作不下去了，就带着左右奴仆数百人亲自去讨伐司马昭。司马昭的死党贾充指示成济兄弟刺杀了曹髦。陈寿写这段历史，当然不敢直书，在《魏书·高贵乡公纪》里只写了“高贵乡公卒”几个字。但他引用了皇太后令，令中一再诬蔑曹髦要杀害太后，一面也透露了他是在出讨司马昭时被 “前锋所害”。在《三少帝纪》后的评曰里说：“高贵乡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一面称赞曹髦聪慧好学，一面也透露出他是被杀害的。陈寿对魏晋之际的记述，因时代近，政治上的压力大，隐讳更多，但在《三少帝纪》中记魏晋禅代事，说“如汉魏故事”。这5个字是包含了很多的东西的。《三少帝纪》的评曰里是这样说的： “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适; 若适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文字表面上是责备文帝，说他不能传贤，而又托付不专，最后导致曹氏“揖让而禅”，失掉江山。这也就以隐蔽的形式说明了司马氏篡权是得之不当，从而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陈寿对他所称赞的人也不是一味歌颂，而是既写长处，又写短处。如对刘备，在《先主传》中称其弘毅宽厚，但在《周群传》中记其以私怨杀张裕。对诸葛亮，陈寿是推崇备至的，在《进诸葛亮集表》中，他称赞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说亮死后“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在本传中用司马懿的话称亮是“天下奇才”，但不讳言街亭之败和“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并在《马良传》中记其任用马谡的错误，在《刘封传》中记其杀刘封不以其罪。陈寿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总要把历史真相记载下来，这就是所谓“良史之才”的作法。
4. 叙事简洁，文字精练
魏晋以来，许多史书都写得很芜杂，“时无良史，记述烦杂”(《晋书·司马彪传》)，“鱼豢、姚察着魏、梁二史，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史通·题目篇》)，或者“异闻错出。”(《史通·史今正史》)但陈寿的《三国志》通体简约爽洁，没有繁冗芜杂的弊病。各传中所选录的文章，也都能择其最重要的，大都有政治意义，或兼有文学价值。不像王沈《魏书》、鱼豢《魏略》裁录文章选择不严，招致“秽累”之讥。陈寿《三国志》成书之后，世人莫不认为他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时人夏侯湛富有才华，善文章，于经史百家“罔不探颐索隐，钩深致远”、“着论三十余篇，别为一家之言”，他当时也在撰着《魏书》，但一见《三国志》便自坏其心血之作“坏己草而罢”(《史通·古今正史》)，自以为不及陈寿之书。张华十分欣赏《三国志》，认为虽司马迁、班固亦不能与之相比，要把撰《晋书》的任务交给他。刘勰则盛称此书“文质辨洽”(《文心雕龙·史传篇》)，南宋“为文藻思英文”的叶水心甚至认为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固也。”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蜀志》)这些评论都表明了《三国志》叙事简洁的特点得到了人们的承认。总之，该书的编纂方法是以曹魏为全史之纲，有纲举目张之优;详主略次，略中求全又使得《三国志》叙事不重复，通体简约爽洁。
陈寿《三国志》文字精练，特别是引用当时人物的语言，一般都能做到既简洁精练而又能在简洁之中点化出历史情态、人物风貌。如赤壁大战前夕，刘备兵败长坂，走投无路。大敌当前，孙权听从鲁肃劝告，毅然决断联刘抗曹，赢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实为惊人之举，非常人所及。战后，刘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只有鲁肃劝权借之，共拒曹操。孙权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不怕养虎贻患，借荆州与刘备，此举更表现出了其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和气度。但陈寿只在《吴书·鲁肃传》中以简洁的“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一个动作的描写，足见此举之关系重大，既点明了刘备在曹操心目中的份量，也写出了刘备在当代局势中的份量; 同时，从曹操之失态中反衬出此举之恢宏气度，言简意深，此句可为宜矣。又如《蜀书·先主传》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 ‘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的字)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寥寥数语，就把曹操与刘备当时的情态和彼此的戒备心理表述出来，传神阿堵。又如《诸葛亮传》写刘备得亮后“情好日密，关羽、张飞不悦。先主释之曰： ‘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只引了三句话，就写出了刘备与亮之君臣相得以及关、张等人对此的态度。类似这些记载，都足以说明陈寿写作《三国志》确实做到用辞简洁，引语精练，整个文章干净利落。
5. 材料取舍精当审慎
陈寿叙事简洁，这是大家一向公认的。他的简洁，不只是由于文字上的凝练，而且由于取材的精审，所谓“剪裁斟酌处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 (《廿二史札记·三国志书事得实处》)
陈寿面对的是割据之局，注记纷错舛互的情况，真伪是非必待严密的考证推论才能鉴定。在此情况下，陈寿选择史料极为精审，凡乖词奇说几尽摒弃，至于史料来源不同而多乖异的，陈寿竟或至全舍而不取，显示了阙疑谨慎的态度。陈寿所写 《诸葛亮传》是 《三国志》中最优秀的篇章之一。在诸葛亮一生中，传文着重写了 “隆中对策”、“出使江东”、“挥师北伐” 3件大事。关于诸葛亮的史料，文献记载和口头传说都相当丰富，兹以 《诸葛亮传》为例，说明陈寿取舍材料的尺度。其论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初见，舍 《魏略》《九州春秋》亮自去见备之说 (见亮传裴注所引)，而依从诸葛亮《出师表》自叙之说，记载为“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又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溢美夸大之处，譬如 “七擒孟获”、“南人不复反”等，都是不合情理、不合事实的。后来东晋习凿齿作 《汉晋春秋》采录了这些事，陈寿则一概不取，只说 “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足见其求实而不务奇的严谨态度。当时又有一种传说：诸葛亮于建兴五年北伐时屯于阳平，遣大军东去，司马懿率20万人径至城下，城中兵少力弱，将士失色，莫知所出。诸葛亮意气自若，敕军中偃旗息鼓，大开城门。司马懿疑有伏兵，引军北去。西晋郭冲说诸葛亮五事，此为其一(见裴注引王隐《蜀记》)。这个传说既不合事实，也不近情理。蜀汉后主建兴五年，即是魏明帝太和元年(227)，这时司马懿为荆州都督，镇宛城，并未在关中抗御诸葛亮;况且司马懿是有丰富军事经验的人，不至于这样幼稚可欺(裴松之注已对此加以辨析)，所以陈寿对此事屏弃不取。传世的诸葛亮 《后出师表》载于吴人张俨 《默记》中，就这篇文章的思想与所叙事实看来，都不像是诸葛亮的作品。可能是张俨拟作或其他人拟作而张俨采录的 (参见马植杰《〈后出师表〉的作者问题》，载于《文史》第十七辑)。陈寿撰《三国志》不录此篇，是有其道理的。从以上所举诸例，都足以看出，陈寿对于史料的取舍选择，谨严矜慎。他虽然崇拜诸葛亮，但对于有些传说将之夸饰得过于神奇的，他都不予采用。以陈寿本文跟裴松之的注文相比，在很多地方都显示出陈寿取材的精审。如裴注所引用的曹操先世及早年的传说，《武帝纪》一无所取。注引《献帝纪》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册奏诏有20篇之多，《文帝纪》只用了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了，显示了 《三国志》精简扼要的特点。
在《三国志》的材料取舍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详略得当，寓论断于其中。李景星曾云“各纪各传观之，叙次简括浑穆，不涉繁芜，诚为陈氏特长;即每篇之中，其牵连照应处，亦深得史迁之秘。”(《三国志评议·董卓二袁刘表传第六》)也就是说，陈寿在材料取舍中，不仅仅是从材料可信程度方面考虑而宁阙勿疑，而且在叙述人物行事中，突出特点，隐含作者的论断。如在《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中，公孙瓒叙其出身，亦自可人，然不满于瓒处，只在倾刘虞一事，故写来委曲详尽。末附鲜于辅、阎柔归曹之事，也是由于看重他们是为刘虞报复的缘故，才记载的。陶谦昏乱较瓒更甚，因此传中只是略叙其行事，而重点记述其不能用人之失。张杨在诸人中颇晓大义，故传虽简略，而于其勤王之事，皆用特笔记叙。
陈寿选择史料宁阙勿疑达其情，凡乖词异说几尽摒弃;纪传之中详略剪裁妥当，不入怪诞，充分体现了其“善叙事”的史才。叶水心谓“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终嫌其“少文义缘饰”，然而陈寿的没有文采，正是务实未忘史所致，陈寿裁制的高简有法处，岂不正是刘勰所称许的 “文质辨洽”吗!
6. 注重对历史人物局量才识的品评
《三国志》还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书中反映了魏晋时期士大夫中间流行的品题人物的风气。陈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担任过巴西郡的中正，这是一个品题人物并照例由“着姓士族”担任的官职。《三国志》也反映了他品第人物的兴趣。在历史着述中评论人物本来是应该的，但他的特点在于对人物的局量才识特别有兴趣，而对于人物的历史的评价就显得薄弱了。他虽然对于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但不容易为人所觉察，其原因也与此有关。如他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评论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评论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批评关羽、张飞“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些评论虽不是跟历史没有联系，也反映时尚和人们的看法，但对个人的局量才识的兴趣是显得特别突出的。
陈寿对三国人物作了各种名目的品题。如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琮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此外，还有忠贞、抗节、高雅、公直……等名目。这些名目，都是就局量才识而说的。
陈寿还喜欢以容貌论人。如说袁绍“姿貌威容”，刘表“长八尺余，姿貌甚伟”，臧洪“体貌魁梧，有异于人”，公孙瓒“有姿仪，大音声”，管宁“长八尺，美须眉”，彭羕 “容貌甚伟”，孙策 “美姿颜，好笑语”，孙权“形貌奇传，骨体不恒”，张昭“容貌矜严，有威风”，周瑜“长壮有姿貌”，黄盖“姿貌严毅”，吕范“有容观姿貌。”又如称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称崔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这两条内上下文实不相称。陈寿只顾赞颂容貌，就写出来这种未免可笑的话了。
陈寿书中有这样的内容，没有什么奇怪，也不过是门阀政治下品评人物的政治空气中的一种凤尚而已。陈寿也有兴趣记述历史上的清谈人物和清谈资料。他称道许靖“清谈不倦”，刘琰“有风流，善谈论”，薛综“枢机敏捷”;记秦宓跟张温谈天、张裔跟孙权说风俗、诸葛恪难张昭，并以传方技是“所以广异闻而表奇事”。像这样的记述，很难说有什么历史价值，不过只能供谈笑的资料而已，陈寿简洁的优点在这里就不免要打折扣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陈寿注重人物器识才量的品评，在叙事中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通过对比的手法，叙事品题，隐含作者的个人感情。其中包含着陈寿极注重历史人物的道德信义对历史的影响。如陈寿把刘备与曹操进行对比，明显是褒扬刘备而贬抑曹操。《武帝纪》写曹操身世说他“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与《先主传》刘备出身“刘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形成鲜明对照。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刘备“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事实上，“任侠放荡”与“交结豪侠”是一样的行为，但品格有高下。曹操放荡无节，被世人看不起，刘备豪爽有城府，被目为英雄。在逐鹿中原中，曹操所过多有残戮，而刘备所居，人心归附。刘备为平原相，平原郡刘平派刺客去暗害刘备，“客不忍刺，语之而去。”陈寿即事评论说“其得人心如此”，但刘备的才干不及曹操，故《先主传》陈寿总评曰“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三国志》的修撰以其事多审正、铨叙可观、精简扼要，赢得了 “实录”的美称，它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但与《史记》《汉书》相比，《三国志》的修撰还有其不足之处。
1. 有纪传而无表志
就体裁而言，这是与《史》《汉》不同之处，也是其缺憾之所在。固然，这种改革突出了纪、传的主体地位，使纪传体这一史书新体裁得以进一步的巩固。但也造成了典章制度没有专篇叙述，而是散见于各纪、传中的情况。同时又受到体裁的局限，纪、传往往语焉不详，即使通读，也是一鳞半爪，很难形成完整的概念。要掌握某一典制的情况，比了解历史事件更为困难。因此，要了解此时期典章制度，只有借助相关的工具书，如近人杨晨编着的《三国会要》等。另外，后人有鉴于《三国志》体裁单调的缺限，多有补表、志者，尤以清人居多，详见本文第八部分。通常认为志是比较难作的，如江淹说“史之所难，无出于志。”(《史通·古今正史篇》)陈寿为什么没有为《三国志》作表、志呢?近人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如张舜徽先生认为在《三国志》成书之前，其所依据的诸家史书皆无志。因此，其少志的原因在于“盖缘于前无所承耳。”(《史学三书平议·史通评议》)而大多数人都认为陈寿大概是收集材料不够，所以没有作志。我们认为，陈寿在构思《三国志》时，根本就没有打算作表、志，这是由于在纪传体史学潮流下，陈寿恪守班彪家法，认为纪传体史书只能保存纪、传二体所致(参见雷家骥《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载于《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特辑)。
2. 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中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通观《三国志》全书，裴松之的断语是极为公允的。
陈寿所作诸传，照顾的方面极广。凡是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的，他几乎都网罗其事迹，写在书中，又根据其重要程度的不同，或立专传，或用附见。但是，也不免偶有遗漏。譬如华佗与张仲景都是建安中的名医，陈寿为华佗立传而忽略了张仲景;裴注中亦未提及一字。又如号称“天下之名巧” 的着名科学家马钧，陈寿也没有为之立传，全赖裴松之在 《杜夔传》注中引傅玄所述马钧的生平事迹和科学发明，共1200余字，才使得这位科学家得以名垂青史。又如“钟繇书法妙绝古今，本传不载，注中自应补入，而裴注不及一字”(赵翼《陔余丛考·三国志》)。因此，刘知几《史通·人物篇》曰：“当三国异朝，若元则(桓范)、仲景，时才重于许、洛，而陈寿《三国志》广列列传，而遗此不编。此亦纲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另外，《三国志》的 “失在于略”，则表现在对三国时期某些重要史实和重要历史人物没有记载或记载太略。例如建安九年(204)曹操平定河北后，下令打击豪强，《武帝纪》只简略地说： “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而无法令的具体内容。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载曹操所颁令文，这就使我们较为详细地知道袁绍统治河北时，纵容豪强、兼并土地、农民贫弱、农业遭到破坏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令文中还指出“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这是中古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即由两汉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田税制改为亩收四升的定额田租制;由按人口收钱的口赋、算赋制改为按户纳税的户调制。田租户调制，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赋税制度，一直影响到隋唐。如果不是裴注征引，后人就会对田租户调何时实行，税额多少等弄不明白，从而对研究这段历史的赋税制度，造成一定损失。又如曹操曾三下求贤令，《武帝纪》只载其二，而建安二十二年颁布的 《举贤勿拘品行令》却未载录，因裴注引王沈 《魏书》而保留至今。令文中一反东汉乡举里选重德的用人思想而选拔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这种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对于我们认识曹操是极为重要的。又如曹魏实行屯田制，对于这样的重要制度，《武帝纪》中仅载有“是岁用枣只、韩浩等议，始兴屯田”13个字，虽《任峻传》中又有所及，前后亦只有60个字，实嫌过略。而裴松之分别引王沈《魏书》所载曹操《置屯田令》和《魏武故事》载《祀枣只令》共450字注之，大大充实了陈寿所略的内容，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曹魏屯田制的珍贵资料。
“失在于略”固然是《三国志》的不足之处，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三国志》本身的价值。对于造成其脱略的原因亦应辨证地加以分析，以便对《三国志》有个正确的认识。首先我们应看到，陈寿编着《三国志》时见到的史料有限，因此而造成其内容不够丰富，记事过于简略。这是不得已的。如在魏、蜀、吴三书中，《蜀书》虽说是15卷，但有的篇卷，内容极为单薄，其中的《二主妃子传》标点本仅2页纸，《刘二牧传》仅3页纸，《庞统法正传》也只5页纸，究其原因，主要是史料缺乏的缘故。当代人写当代史，见闻真切，据实为书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则是缺乏已整理成书的成果，蜀未置史官，材料搜集更难。因而造成了《蜀书》内容不够丰富。这是客观条件所致。其次，我们应看到的是： 材料不足并不是造成《三国志》失略的根本原因，《三国志》的失略，与魏晋时政有关。陈寿着书，是当代人录当代事。当时的大名士如阮籍、嵇康，事迹家喻户晓，社会影响极大，如《晋书·嵇康传》载： “嵇康将弃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陈寿又是以世家子入仕，本身和魏晋政治颇有牵涉。然而寿书记载这些人极为简略，只在别人传记中附见一两句话。这便反映出《三国志》的失略不只是材料问题，而与魏晋政治有关。魏晋之际政治多变，对曹操的态度，对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二次政变的态度，自然是政论之禁。《三国志》魏书最详，然记载魏之开国，曹丕代汉以及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曹氏与司马氏斗争、司马昭杀曹髦、司马懿诛曹爽、司马炎代魏等一系列魏之要事，书中均叙述过略，显系拘于时政。但是，陈寿在当时困难条件，虽记之过略，总还是把历史真相记载下来了，表现了其务实求真的良史态度。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史实的失载或过于简略，既不是由于史料不足，也不是拘于魏晋政治，而是陈寿取舍剪裁的结果。如前文所引建安九年曹操平定河北颁布的“重豪强兼并之法”，建安二十二年颁布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以及《置屯田令》，并非是陈寿看不到的史料。裴注所引上述材料的出处恰恰是陈寿《三国志》的重要史料来源——王沈《魏书》中所载，上述三事又不涉及时政讳忌。因此，这种失略显系陈寿《三国志》精简扼要的副产品。但瑕不掩瑜，不能就此而否认寿书“叙事简洁”“取材精审”的优点。针对《三国志》失在于略的不足之处，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三国历史，除阅读 《三国志》正文外，必须兼读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以补其阙。
3. 裁制有余、文采不足
史学着作，在实录的基础上，还需讲究文采。“史之赖于文，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实录与文采两者得兼，方为上乘。应该说，陈寿是深谙此中三昧的。继承了自 《史》《汉》以来实录与文采相结合的传统，就叙事而论，精于剪裁，高简得法;就写人而论，抓住特征而又惜墨如金，于肯綮处显现全人;就章法结构而论，首尾完具，条贯清楚;就语言而论则平直无华，简洁遒劲，带有朴实中蕴含远致的味道。为后世史书树立了典范。但由于《三国志》独特的编纂方法和编纂特点，与《史记》、《汉书》、《后汉书》相比，《三国志》的文采显得淡薄。清人李慈铭说“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 (《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这个衡量是分寸恰当的。三国时期颇有些英俊奇伟、倜傥不群的人物，后来小说、戏剧多取材于此时期的历史故事，这也是一个原因。如果陈寿能在描写历史人物方面艺术性更高一些，则将会使这部史书更加出色。
总体看来，陈寿的《三国志》是我国史学史上紧承《史记》、《汉书》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着。
《三国志》取法《史》、《汉》，继而作之，虽无表、志，但由此突出了纪、传的主体地位，使纪传体史学体裁得以进一步巩固; 其构思严谨、把鼎足而立的三国分成魏、蜀、吴三书，分国记事，在断代史中独创一格，开辟了历史编纂学的新天地，使纪传体成为蔚然大国。
《三国志》取材精密审慎、叙事简约爽约、文字精练直朴，大量而真实地保存了当时各国史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对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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