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说来，陈寿撰《三国志》的史料来源大约有三方面，其一是魏、吴史官记录的档案材料，其二是当代学者所编纂的三国史籍，其三是陈寿本人的辛勤搜集。

1. 三国时期的档案资料

三国时期魏、吴都设置了专门的史官，掌管国家大事、帝王起居的记录。魏史官称着作郎，兼起居注，吴史官称左国史，右国史，东观。这些史官记载的档案材料，统一后都一总归于晋朝都城洛阳。陈寿作为晋朝的专职史官——着作郎，当然可获得参考这些档案资料的机会。至于蜀汉，据《三国志·蜀后主传评》 “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的记载，其是未置史官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档案材料可供参考的。唐刘知几不同意这个意见，并且举例说明陈寿评亡蜀不置史官是厚诬诸葛亮(《史通·史官篇》)。但是刘知几所举之例，并不足以驳倒陈寿的说法。蜀汉时虽有东观郎、秘书郎等官，可能只典校书籍而并未修史，所以陈寿说“注记无官，行事多遗”。蜀汉有没有史官修书，这是一件重要事情，当时许多人都知道的，陈寿不至于为此事说假话“厚诬诸葛”，相反的是，陈寿在《进诸葛亮集表》及《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评价是极为客观公允的，陈寿对诸葛亮也是推崇备至的。

2. 三国时的官、私修史书

在陈寿撰着《三国志》之前，魏、吴都有官修的史书。魏文帝、明帝时，曾命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后又命韦诞、应璩、王沈、阮籍、孙该、傅玄等共同撰写，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40卷。王沈的《魏书》，久已散佚。但由于它是魏官员撰写的本朝史，可想而知他们所引用的某些材料是较原始的。《太平御览》卷233引王隐《晋书》称“王沈着《魏书》，多为时讳，而善叙事。”刘知几在《史通》中则认为“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孙吴时，亦曾令韦曜(即韦昭)、周昭、薛莹、梁广、华核等撰述《吴书》，韦曜独终其业，定为55卷。

陈寿撰着《三国志》主要依据的私修史书是曹魏当代史学家鱼豢撰着的当代史着作《魏略》。这是一部记载曹魏由曹操至陈留王奂时的括有纪志传、篇帙繁富达89卷的断代史作(内含《典略》，二略实为一书多称。参见罗秉英《〈魏略〉〈典略〉关系试探》一文，载于《云南大学学报》1983年5期)。史称鱼豢《魏略》“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榜之曰略。”(《史通·题目篇》)

上述3部书中，《魏书》、《魏略》资料原始，篇帙丰富，《吴书》修得更好，成为陈寿《三国志》中《魏书》和 《吴书》的主要材料来源。至于蜀汉方面，官、私修史则很少。《华阳国志·王化传》中称，王化的弟弟王崇，“蜀时东观郎”，西晋时为尚书郎，曾着《蜀书》，并且说“其书与陈寿颇不同。”王崇所着《蜀书》，大概亦是蜀亡后的私家撰述，其撰作约与陈寿同时或在其后，既不是蜀汉为东观郎时官修之史，也不是陈寿 《三国志》的史料来源。

3. 陈寿的私人搜集和撰着

陈寿的《三国志》是当时人修史。陈寿出生的第二年诸葛亮死，65岁去世时《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中记载的陈留王奂尚未死去，三国史事多是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因此陈寿《三国志》除了前面所述两方面的史料来源以外，还有陈寿本人大量的多方采访所搜集到的史料，如陈寿辑录的《魏名臣奏事》40卷(《隋书·经籍志》)，就是为撰着《三国志》所集资料的汇编。至于蜀汉史事，由于蜀未置史官，更有赖于陈寿的辛勤搜集。陈寿原是蜀人，对于乡邦文献，向来留意。在撰着《三国志》之前，曾撰写《益部耆旧传》，又曾奉命撰定诸葛亮故事，编成了《诸葛亮故事集》24篇，又辑录了《汉名臣奏事》30卷(《旧唐书·经籍志》)。并且对于蜀汉史事，虽然是零篇残文也都注意。《蜀书》最末载杨戏《季汉辅臣赞》一文，赞中人物有见于《蜀书》的，也有不见于《蜀书》的，凡不见的陈寿多加小注，常有 “史失其事，故不为传”之语。既称为季汉辅臣，当时必有地位，可是史失其事。可见史料缺乏，陈寿已经是想尽方法收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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