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史稿》领衔人物的赵尔巽，虽非史才，但其延揽的众多人中却不乏当时的着名学者。为了进一步了解《清史稿》各部分内容之优劣，有必要对赵尔巽及主要撰稿人做简要介绍。
1. 关于纪、志、表、传的分工执笔情况
本纪12篇 (25卷)，其中太祖 (努尔哈赤)、太宗 (皇太极)、世祖(顺治)、圣祖 (康熙)、世宗 (雍正) 本纪由金兆蕃、郑邦述执笔，高宗(乾隆)、仁宗 (嘉庆)、宣宗 (道光)、文宗 (咸丰)、穆宗 (同治)本纪由吴廷燮执笔，德宗 (光绪)、宣统本纪由瑞洵执笔。初稿完成后，太祖、圣祖、世宗、仁宗、文宗、宣统本纪由奭良修正，穆宗、德宗本纪由李哲明修正。最后，十二朝本纪统归柯劭忞总阅。
志16篇(142卷，现在通行本删《时宪志》中《八线对数表》7卷，计135卷)，其中天文志由柯劭忞执笔。灾异志由刘师培执笔，柯劭忞再阅。《时宪志》由柯劭忞指导钦天监天文台职员编。地理志参加撰稿人较多，初稿，秦树声任直隶、河南，韩朴存任奉天、吉林、黑龙江，张尔田任江苏，吴广霈任安徽，田应璜任山西，骆成昌任山东，吴怀清任陕西，李岳瑞任甘肃，金兆丰任浙江，蓝钰任江西，张仲炘任湖北，唐恩溥任湖南、广东，胡嗣芬任四川，张书云任广西，袁嘉谷任云南，吴士鉴任贵州、新疆，吴廷燮任内、外蒙古，吴燕绍任西藏。初稿完成后，由秦树声总编。秦氏用力甚勤，欲自成一书，经10余年仅编大半，后因急于付梓，改由王树柟修正。王氏取撰人原稿，略加删并润色，始成今志。《礼志》，吉礼由张书云执笔，李哲明辑补;嘉礼、军礼、宾礼由万本端执笔;凶礼由王大钧执笔。《乐志》由张尔田、何葆麟执笔。《舆服志》由胡嗣芬、何葆麟执笔。《选举志》 由张启后、朱希祖、陈敬第、王大钧、金兆丰、张书云执笔。《职官志》由骆成昌、金兆丰执笔。《食货志》由姚永朴、袁励准、蓝钰、吴怀清、李哲明、张启后执笔。《河渠志》由何葆麟、胡嗣芬执笔，万本端、吴怀清复辑。《兵志》由俞升云、骆成昌执笔。《刑法志》初由李景濂、张尔田执笔，后稿未用，改由许受衡重撰。《艺文志》由吴士鉴做长编，章钰分类，朱师辙改编整理。《交通志》由罗惇曧执笔。《邦交志》由吴广霈、骆成昌、李岳瑞、戴锡章执笔，后由戴锡章整理。付梓之前，志统归王树柟总阅。
表10篇 (53卷)，其中 《皇子世表》、《公主表》 由吴士鉴执笔。《外戚表》由骆成昌 (金梁所列撰人表中误为吴士鉴)执笔。《诸臣封爵世表》及《交聘表》由刘师培执笔。《部院大臣年表》、《疆臣表》、《藩部世表》由吴廷燮执笔。《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初由何葆麟、唐邦治分别执笔，后由吴廷燮修改完成。吴廷燮最后任表的总阅。
列传15篇 (316卷)，参加撰写者先后有43人。其中有柯劭忞、缪荃孙、夏孙桐、金兆蕃等人。据朱师辙《清史述闻》卷3，《撰人变迁第六》载，清史馆自第1阶段至最后阶段，先后参加撰稿者共计68人。也就是说，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参加了列传的撰稿。当然，第1阶段中的许多稿子未用。在第2阶段中即采取了分工负责的办法。最后阶段由夏孙桐、金兆蕃分任总阅，仍以时代为限，清初至乾隆归金兆蕃，嘉道至光宣归夏孙桐。
虽然清史馆中先后有68人参加撰稿，但自始至终参与其事，并作为结束《清史稿》者共计14人。即总纂兼代馆长柯劭忞，总纂王树柟、吴廷燮、夏孙桐，纂修金兆蕃、章钰、金兆丰，协修俞升云、吴怀清、张书云、李哲明、戴锡章、奭良、朱师辙。至第2阶段仍参加者，尚有总纂缪荃孙及秦树声，2人皆未终编即病故。
2. 赵尔巽、柯劭忞、缪荃孙等人之生平
在清史馆众多的编纂者中，柯劭忞、缪荃孙对 《清史稿》的贡献应该说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柯劭忞。而赵尔巽尽管未直接执笔，但作为一馆之长，总领纂修之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且直接阅稿，以决定撰稿人之取舍，其功亦不可灭。下面就将赵、柯、夏等人的生平及着述做一简要介绍。
赵尔巽，出生于道光二十四年 (1844)，字公镶，号次珊，又号无补，汉军正蓝旗人。原籍辽宁铁岭，其先人以旗族入关，仕宦相嬗，后家居山东泰安。同治十三年 (1874)，赵尔巽举甲戌进士，授编修，后任御史。光绪十三年(1887)补贵州石阡府知府，从此步步升迁，历任安徽按察使、陕西按察使、山东布政使、湖南巡抚、署户部尚书、四川总督、奉天总督。辛亥革命后，任奉天都督，后告退离任，作为清朝遗老寓居青岛。民国三年(1914)被袁世凯聘为清史馆馆长，总领《清史稿》修纂事。被尊为 “嵩山四友”之一。民国十四年 (1925)出任北洋军阀临时政府善后会议正议长、临时参政院参政，并指定为院长。十六年 (1927)，《清史稿》未及刊行而卒。
赵尔巽的前半生，历仕同治、光绪、宣统三朝，身居高位，倍受朝廷赏识。因此，他早就把自己的一生与清王朝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而此时，正是中国近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作为清朝官员的赵尔巽自然在处理一切问题上都要以报效朝廷为己任。如在贵州任职时，他曾镇压过安顺府普定 (今安顺市)一带的所谓“妖匪作乱”。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他又为清廷忧心忡忡。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视革命为洪水猛兽，居然起草 《忠告于武昌此次肇祸诸君》，公然威胁说： “毋为祸魁”，“为首者应速悔，为从者应速散”，甚至大言不惭，声称 “倘久执迷，则所谓子能覆楚，我必能复楚者”，俨然以复振楚国的申包胥自居。(见《清代档案史料丛刊》第8辑)他还妄图把东北搞成清王朝的坚固堡垒，以与革命党人血战到底。后终因形势所迫，不得不宣布假独立，而任奉天都督。1912年，溥仪退位后，他还向袁世凯提出，“东三省臣民对大清皇帝致其尊敬亲密，永无限制”，并请求让 “大清皇帝”每三年巡幸东北一次。当清王朝彻底崩溃之后，赵尔巽又不愿为民国出力，遂隐居于青岛。
赵尔巽的这种政治立场，自然要带进 《清史稿》的编纂之中。书中对农民起义的污蔑，对革命党人的诋毁比比皆是，也就不足为怪了。相反，赵尔巽对清王朝却是竭尽吹捧之能事，这与他的所谓 “深受皇恩”也是分不开的。光绪二十八年 (1902)，赵尔巽升任湖南巡抚，寻即召入京师，署户部尚书事，赐紫禁城骑马，以示优渥。慈禧太后更亲书福寿字、虎字以赐，并赐御绘折扇、条幅及珍玩等。这更使他感到 “慈眷之隆，无与伦比”。(奭良《清史馆馆长前东三省总督盛京将军赵公行状》)因此，对清朝主子的怀念、报恩之情也毫无掩饰地反映在 《清史稿》的字里行间。不愿为民国办事，而欣然接受袁世凯的聘请，主持清史馆事的赵尔巽，就是把修清史作为对清朝主子的最后的报答。
赵尔巽虽为科甲出身，但因久任大吏，并非史才。就连他自己也承认“非史学之专长”。(《 〈清史稿〉发刊缀言》，载中华书局版 《清史稿》第48册)所以由他领衔撰修清史，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况且此人之史德亦不甚高，这在 《清史稿》刊布之后，已有多人指出。如赵尔巽之弟赵尔丰入《清史稿》列传，该传不仅篇幅甚大，乃至10倍于史学大师章学诚之传，而且传中多溢美之辞，显然是撰稿人为取悦于馆长而所为。由于馆长赵尔巽坚持尊崇清朝、贬低民国的纂修立场，加上他史德不高，史识陈腐，又不能认真听取馆中的正确意见，特别是在夏孙桐主张对史稿再做修改，不忙于付刊时，他断然否定了夏孙桐的建议，这就决定了 《清史稿》在政治观点及学术水平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而政治观点上的问题尤为突出。
柯劭忞，出生于道光三十年 (1850)，字凤荪，号蓼园，山东胶州 (今胶县)人。光绪进士，充翰林院编修、侍读、国子监司业，出任湖南学政、湖北及贵州提学使，后任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署总监督。曾为宣统帝侍讲。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被选为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皆不就。民国三年 (1914)设清史馆，始出任总纂，赵尔巽死后兼代馆长。民国十四年 (1925) 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长。民国二十二年 (1933) 卒。
柯劭忞算得上是当时的着名学者，“经史文兼擅”，着述甚富。早年预修 《畿辅通志》，留意元代史事多年，着有 《新元史》 257卷，并因此书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同时完成《译史补》，系续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之作。其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长时，主持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整理经部 《易经》类，撰提要152则。尚着有 《新元史考证》、《春秋谷梁传注》、《蓼园诗钞》、《续钞》等，以及未刊的 《校刊十三经附札记》、《尔雅注》、《文献通考注》等。
柯劭忞是对 《清史稿》的撰成贡献较大的人之一。他总阅本纪，整理儒林、文苑、畴人诸传，《天文志》自始至终皆一人独撰，又指导天文台人员撰成《时宪志》，兼撰有列传。朱师辙曾评论说：“以清史馆之人才论，学术文章，自以柯凤老 (即指柯劭忞)为第一，渠既重箸元史，则史之体例夙所深研，且年望亦足以副之。若馆长请其为总阅，商定凡例，分配总分纂撰述，则按部就班，有条不紊，自不至于后来综集，方员凿柄之不相入，而以前所成之稿，等于废材。此为一大错误。”(《清史述闻》卷3，《撰述流弊第五》)显然，朱师辙对清史馆开馆之初赵尔巽未请柯劭忞为总阅而感到遗憾。虽然柯劭忞于治史深有研究，但其史学观点极为守旧，而且对纂修之事亦有不负责任，放任草率之处。对此，朱师辙也有评述：“柯老经、史、文兼擅，史事固可主张，然其薄视官书，不置可否。或者知建议馆长，亦不能全采，故默而不言。而其后渠代馆长，似可有为，又知史稿将结束，亦无补救办法，不得不放任草率成书。凤老乃才高而老于世务者也。”(《清史述闻》卷2，《综合提要第四》)并且认为，馆长不聘其为总阅也是有道理的。这一评述应该说是公允的。
缪荃孙，出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光绪进士。曾入张之洞幕，助张编成《书目答问》。后任翰林院编修、江楚编译书局主任等职。历主南菁、泺源、钟山等书院讲席。赞同洋务“新政”，曾赴日本考察学务，创办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精于金石碑帖、版本目录之学。晚年寓沪，刊印丛书，均请其相助。生平着作有 《续碑传集》、《艺风堂文集》、《藕香零拾》、《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辽文存》等。民国八年 (1919) 病故。
缪荃孙受赵尔巽之聘，任清史馆总纂，并撰写 《清史稿》列传中的《儒林传》、《土司传》。他对 《清史稿》的撰成，也有贡献。他与于式枚等6人合上的 《谨拟开馆办法九条》，内容多出于他及于氏之手。而这9条，即作为馆人编纂的基本依据。缪荃孙到馆虽晚于他人，但他到馆后，发现了编纂中的问题，力主先拟传目归卷，以时代为限，择人分任，使编纂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可惜，未久缪氏即病故，不能再为史稿的编纂提出更多建议。
夏孙桐，出生于咸丰七年 (1857)，字闰枝，一字悔生，晚号闰庵，湖北黄冈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湖州、宁波、杭州知府，会典馆编书处总纂等。入民国后，曾佐徐世昌辑 《晚晴簃诗汇》及 《清儒学案》。工词，有 《观所尚斋文存》、《悔龛词》等。
夏孙桐是结束 《清史稿》成书之人，对 《清史稿》贡献很突出。他除总阅嘉道以后列传外，尚撰循吏、艺术二传，并列 《忠义传》之条例。在史馆初开之时，由于经验不足，众手所撰，体例不一，乃由夏孙桐执笔，拟定了列传画一之条例，对其后的修纂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另外，在 《清史稿》撰写、审阅过程中，夏孙桐经手最多，用力最勤。在许多人只抄抄实录，未能考核事实的情况下，他却注意在编纂过程中加强研究。朱师辙回忆说，馆中众人，独夏孙桐 “最热心，用力甚勤。列传手编百卷，得三分之一。常与余谈，开馆十年，馆中造就史学人才，仅彼一人。其意谓史馆修史之人而皆不注意研究”。( 《清史述闻》卷2，《综合提要第四》) 对于柯劭忞在工作中的不负责任，夏孙桐也多次指出，以至馆长赵尔巽不肯让柯氏为总阅。与柯劭忞相比，夏孙桐对《清史稿》的最后修订是负责的，也是尽心尽力的，这在他给赵尔巽馆长 《论清史稿现尚不宜付刊书》中极力劝阻不要急于付刊一事上表现尤为突出。可惜的是，赵尔巽未能采纳他的意见，否则，《清史稿》在体例、史实上的错误将会大大减少。
王树柟，出生于咸丰二年 (1852)，字晋卿，号陶庐，直隶新城 (今属河北)人。光绪进士。官至署新疆布政使。曾在伊犁设武备学堂，主持督练新军，并总纂 《新疆图志》。着有 《陶庐文集》。
王树柟也是结束 《清史稿》成书之人，自始至终参于纂修事。第1阶段，曾负责撰写列传;第2阶段，曾与柯劭柟总阅、整理咸同时期的列传，后因二人意见不合，朱师辙常于其中调解;最后阶段，负责总阅各志，并结束 《地理志》，修正 《属国传》、《遗逸传》。王树柟虽 “以文着，然于史例则稍疏”。( 《清史述闻》卷2，《综合提要第四》)
以上诸人的经历、学识水平、工作态度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清朝遗老。因此，在政治观点上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要“图报先朝”，自命为本朝修史，一反历代修史之成例，尊清室而抑民国，开创了为前朝修史绝无仅有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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