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的作者，原期望将此书修成一部“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鉴于无穷”的巨着。但是，事与愿违，由于前边谈到的在编纂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此书不仅没能以《清史》出版，而且在问世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学术界议论纷纷，以致国民党政府出面将其查禁，列为禁书。这可是《清史稿》 的编纂者们始料不及的。
1. 《清史稿》 查禁始末
当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决定将史稿付刊时，曾遭到夏孙桐的反对。夏在《上清史馆长论清史稿现尚不宜付刊书》中明确指出：“此稿之未臻善美，不必讳言。”但是，他所指出的稿件繁杂、抵牾、重复、缺漏，以及文风不一等，只是学术水平上的问题。而当《清史稿》问世之后，它在政治观点上的问题立即引起了一些学者和国民党政府的注意。
1927年12月，《清史稿》开始陆续发行，至1928年出齐。不久，即遭到各方面的非议。有人指出它学术上的失误，有人指责它政治立场反动。如范希曾撰《评清史稿艺文志》(见《清史述闻》卷17，“丛录二”)一文，在对艺文志有所肯定的同时，指出它采录不广，“疏阔甚已”;“重复杂沓，挂一遗万”。并且举例说明在书名、卷数、撰人、分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傅振伦更撰《清史稿评论》 (上、下) (见《清史述闻》卷15、16)，对该书进行了严厉批评，列举了内容与序例抵牾、断限参差不一、叙事方法不明、无时间观念、不奉民国正朔、违反史家详近略远之原则、重复、烦冗、漏略、采摭不广、缺少图象、难于征信、曲笔之失、生人入传之失、无史识之陋、标题之失、称谓之失、序传未善、互见之得失、遗误疏略、印刷之误等二十几方面的问题。主要还是就体例、内容提出批评，但其中“不奉民国正朔”、“曲笔之失”两项，已指出了它在政治方面的问题。而政治方面的问题，则是 《清史稿》被禁锢的主要原因。
《清史稿》刊印后不久，国民革命军入北京，清史馆由故宫博物院接收。院中之学者均认为此书谬误甚多，须委托专家重加审定，方得行世。后专门成立了“《清史稿》审查委员会”。1929年12月，审查委员会呈文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严禁《清史稿》发行。文中列举了十九大罪状： 一曰反革命，二曰藐视先烈，三曰不奉民国正朔，四曰例书伪谥，五曰称扬遗老鼓励复辟，六曰反对汉族，七曰为满清讳，八曰体例不合，九曰体例不一致，十曰人名先后不一致，十一曰一人两传，十二曰目录与书不合，十三曰纪表传志互相不合，十四曰有日无月，十五曰人名错误，十六曰事迹之年月不详载，十七曰泥古不化，十八曰简陋，十九曰忽略。这里，属于政治问题的就占了7条。呈文最后说：“此书除反革命文字外，其中无非错误忽略，及体例不合等项。即如此文章体例之官书，已难颁行全国，传之后人。况以民国之史官，而有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诸罪状，若在前代，其身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国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则其书决不宜再流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政府之玷，而大反先总理之遗意，又岂待言?为今之计，宜将背逆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1930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据此呈文，宣布《清史稿》为禁书，不得再流行于世。
《清史稿》审查委员会所上呈文中列举的19大罪状未免过苛，因此，当《清史稿》被禁锢之后，又有一些学者撰文，请求解禁。1932年，着名清史专家孟森撰写《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 (见孟森《明清史论着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一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文中对《清史稿》是否诋毁民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 一些于民国、革命军等不尊的文字是受本书书法的限制，不为不尊敬。修史者以报效故君为宗旨，但“意主表扬清室，与敢于触犯民国并非一事”。而《清史稿》的主要问题还在于学术上的问题。但是，“史文有详略不副人意之处，及纪、表、志、传间有自相抵牾，此皆史学家研究之范围，虽马、班之书亦可条举得失。且非有得失可指，即无史学。故可资研究，不得即谓可予禁锢也”。同时，为了将来之修改，也没有“毁弃此大宗史料之必要”。最后，文章还指出，由于《清史稿》的禁锢，一些书已 “入异邦，竟为毁禁之所不及，则所锢者国人之耳目，而为异国添研究我国历史之资料。使我学术界欲广佚闻，恒裨贩于异国史学家之着述，心知其可耻而无如之何。此不能不望政府当局，为学界一垂怜，而弛其购买或翻印之禁也”。可谓情词恳切。1934年9月，容庚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清史稿解禁议》一文，指出《清史稿》在无他书代替的情况下还是有价值的：“学校皆有历史一万，欲知中华民国肇建之由，不能废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之历史而不讲，即不能废此一百册《清史稿》而不用。使政府果有改编之志，国人犹可少忍须臾。今改编既无其期，而研究历史者，不能蔽聪塞明。” 同时说明，“《清史稿》虽非良史，尚无污蔑，远胜稗官。史料所存，实无长锢之理”。建议政府“毅然解禁，使人民得自由翻印”，“退一步言，《清史稿》中确有若干字句或篇章，为今之从政者所不能容忍”，也可“仿清高宗四库馆之例，分别抽毁，或涂改，毋禁全书”。
在一些学者要求对《清史稿》解禁的情况下，1935年元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以《清史稿》关系学术甚巨，呈请政府将《清史稿》发交行政院若干部，由院聘人先事检校，正其谬误，俟勘正编定后再予印行。并请吴宗慈担任检校之责，拟于6个月内完成。但实际上始终没有动手。就在国民党政府禁锢《清史稿》的时候，仍有一些藏有此书的图书馆，如北平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等不顾禁令，“私开阅览”。可以看出，尽管《清史稿》这部书错误百出，但它本身的使用价值却没有被人们所忽视。而且经过多年的探究，学术界对《清史稿》的得失，大体上已有了比较全面、公正的评论。
2. 《清史稿》 的失误
对于《清史稿》的失误之处，读者无不指出，但评价略有不同。张宗祥说它“芜杂紊乱，仅足供资料之用，未可谓之史也”。(《清史述闻张记》，见《清史述闻》第3页) 章太炎认为“《清史稿》 比《宋史》、《元史》较好”，“比《明史》则逊一筹”。(李希泌《章太炎先生论史学三题》，《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6期)柴德赓先生认为“以其内容论，志、表尚属有用，本纪简略，列传最下”。(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下面将《清史稿》的失误之处分为政治观点和学术水平两方面分别阐述。
关于政治观点上的严重问题
由于《清史稿》的编纂者出于“图报先朝”的目的，因此一反历代修史的成例，尊清室而抑民国，并极力贬低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政治观和史观是反动的。
第一、对清王朝和清室诸帝极力吹捧。
《清史稿》称清王朝的建立是“代明平贼，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遗逸传·序》)这完全是多尔衮的老调重弹。多尔衮在《致吴三桂书》中标榜自己是“率仁义之师，期于灭贼，出民于水火”。在《与史可法书》中称清之天下“得之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270年后的纂修者仍持此论，足见其修史之立场。又，《食货志·序》称：“凡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又普免天下租税，至再至三，呜呼，古未有也。” 《属国传》称：“环列中土诸邦，悉为属国，版图式廓，边备积完，茫茫圣德，盖秦汉以来未之有也。”《地理志·序》称：“长驱远驭，拓土开疆”，“汉唐以来，未之有也”。实在是无稽之谈。对清代诸帝，更是倍加颂扬。《清史稿》于每篇本纪之后都有一“论”，但很多都不是根据政绩做出的正确评论。如对鸦片战争中丧师辱国的道光帝，其本纪论中称：“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俟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臣救。”这里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包括林则徐在内的诸臣，而颂扬道光帝为贤君。又，《穆宗本纪·论》称：“国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铲平，中外乂安。”这是对同治帝的颂扬，同时也包含了对太平天国被镇压的庆幸。此外，诸如“天锡挚勇”; “神武绝伦”、“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 “至勤”、“至明”、“至仁”一类的吹捧，几乎篇篇都有。难怪傅振伦在《清史稿评论》中称之为“念念不忘本朝之前清遗老而抒其愚忠之谄言。”
第二、对清统治者的虐政暴行曲为隐讳。
《清史稿》的纂修者既然认为“大清鼎定二百余年，厚泽深仁”，自然要为其虐政暴行加以隐讳。如圈地、逃人法和剃发令，是清初三大弊政，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了社会的极大动荡不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清史稿》对此，或语焉不详，或削而不书，读者竟很难从书中找到这方面的记载，更不用说了解事情的始末及真相了。在馆人拟定的《清史本纪书例》中明确写道：“年月重要政治必书”，“征伐必书(包括名城陷复)”，清初的“嘉定三屠”不能说不是重要的政治事件，而《清史稿》却未作记述。可见，划一条例之所以未能完全遵循，与撰搞人政治观点的反动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此外，清代的文字狱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不仅数量多，而且杀戮残酷。仅见于各种记载的就有七八十起之多，而 《清史稿》 只是略有记述，至于兴狱之始末，治狱之残酷，俱皆从略。
第三、贬低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清史稿》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站在“我大清”的立场上，加以诛伐，一概称之为“土贼”、“海寇”、“盗贼”等。如《忠义传·许友信传》在述及清初抗清义师时云，“时天下初定，人心反侧，各省土寇蜂起”。《地理志·台湾》称：“顺治十八年，海寇郑成功逐荷兰人据之，伪置承天府。”对于我国近代最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起义，更是百般攻击、污蔑，不仅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之传置于吴三桂传之后，以暗示其为“叛逆”，而且行文之中称洪秀全“倡乱于金田”，“僭号伪天王”，污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为“粤寇破江宁，据为伪都”。至于对200多年间镇压农民起义官员的吹捧，以及对农民反抗斗争的污蔑，更是比比皆是。
第四、诋毁辛亥革命，詈骂死难烈士。
历代修史，皆以新朝为内，先朝为外。《清史稿》却一反修史常例，内清室而外民国。秉笔者站在已经覆灭的清王朝立场上，诋毁推翻清王朝，创立民国政权的辛亥革命。如对辛亥革命的经过，《宣统本纪》记为“二年庚戌春正月己酉，广州新军作乱，练军讨平之”。“乙卯，广州革命党王占魁等伏诛”。“三年二月丁卯，革命党人黄兴率其党于广州焚总督衙署，击走之”。“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对于民国之创立，则曰： “世凯奏请召集王公大臣开御前会议，终从其言。至是，乃定期开国民会议于上海，解决国体。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似乎民国之建立，是御前会议的作用，显然歪曲了事实真相。况且对孙中山选为临时大总统亦不屑书其名。为藐视民国，《清史稿》纪年多用干支，而不书民国某年。对创立民国而死难的烈士，《清史稿》则大张挞伐，诬秋瑾烈士的革命活动为“阴谋乱”，称徐锡麟因刺杀恩铭而遇害为“伏诛”，对彭家珍烈士杀良弼，只称“有人遽掷炸弹”，而不书其名，亦表轻贱之意也。反之，对反对辛亥革命的死硬顽固派却大肆颂扬，称端方、赵尔丰、恩铭、陆钟琦、松寿等人“或慷慨捐驱，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见《列传》256论)如此一褒一贬，秉笔者之爱憎昭然若揭。
第五、称誉清季遗老，褒奖复辟。
《清史稿》对清季遗老大加称誉，不顾历代修史不为生人立传之常例，为卒于民国之旧臣遗老纷纷立传，竟多达20余人。或称颂其“鞠躬尽瘁，惓惓不忘故君”，或对那些寓居青岛者流露凄怆之情。张勋复辟，实属一场闹剧，而《清史稿》却大书特书，不仅为张勋立传，称赞他“元爽好客，待士卒有恩，所部数万人，无一断发者”。传中还将大骂民国的复辟“诏书”及复辟时任命的 “大臣” 名单抄入。
关于学术上的失误
第一、采摭不广。
《清史稿》在编纂过程中所利用的史料，主要采自官书，而对大库档案及各部院档案多未加利用，特别是私家着作利用更少。如本纪部分，开馆之初，吴士鉴即提出“本纪当以史馆历朝本纪为根据，复以圣训、实录、方略互证之”。(吴士鉴《陈纂修体例》，《清史述闻》卷10)而列传部分，相当篇幅是依《国史列传》、《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移置而成。加上纂修人员过多，各人的治史态度大不一致，有些人在众多的史料中亦不愿意多下功夫。志、表部分也有类似情况。如《艺文志》就因收集资料不足而缺漏甚多;《天文志》中对天象的记录，只是“见于历朝实录及所司载记者，亦悉书之，乾隆六十年以后，国史无征，则从阙焉。” ( 《天文志·序》)
修史者只有在众多的史料中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得出比较中肯的结论。相反，如果史料不全，尽管是治学严谨的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何况那些应付之作呢。就以本纪而论，、《清史稿》主要依据了实录、圣训等，殊不知清之实录，特别是前几朝的实录，曾多次删削、重修，一些重要内容已经失真，若仅据此而不广泛取材，多加详考，其论述自然难以公允。孟森先生曾在《清史稿建州卫考辨》(载孟森《明清史论着集刊》下册)一文中指出，建州卫乃清之发祥地，然“建州卫”三字为清代所讳，清代官书自称发祥地为满洲。“《清史稿》本以清代官书为根据，不欲采及清室所禁之文辞，但于建州卫之名，又不能诿为不知，以贻缺漏之诮，于是下笔之法，颇费斟酌”，最后采取在录官书文字之中插上“明初置建州卫” 一句，对于清发祥于建州卫 “介乎认不认之间”。
第二、受旧体例限制，不能完全反映时代的变化。
《清史稿》是按传统的纪传体编写的，在这种旧框框的约束下尽管也新创了 《交通志》、《邦交志》、《交聘表》、《畴人传》等项，但在总体上并没有大的变化，未从清代历史的实际需要出发，增立新的项目，以容纳更广泛的历史材料。例如，清代的地图测绘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康熙年间，清政府在西洋传教士的协助下，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经纬度测绘方法，经过10年的实地勘测，绘制了一幅全国地图，即《皇舆全览图》。绘制方法采用梯形投影法，比例尺为1比140万。这是我国地图绘制史上的鸿制巨篇，李约瑟博士称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册，第235页) 至民国初年的中国地图，仍以此图为根据。可惜，受旧体例的限制，这样一幅清代绘制的全国地图，却不能在记述清代历史的着作中呈现给读者。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史稿》除在官制、兵制、学校、科举等方面有所反映外，其他方面的变化则反映不多，如洋务运动以后广泛开办的各种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清史稿》则没有专为之立目。另外，清末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诸多报刊出现，《清史稿》中也没有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此外，由于撰搞人有意贬低农民起义的领袖和爱国志士，因此，本可创立的传目却没有创立。虽有个洪秀全传，却与吴三桂并列于列传之末，视其为“叛逆”，这那里谈得上司马迁为项羽、陈涉立 “世家”那种秉笔直书的勇气和精神呢?
第三、仓促成篇，疏失甚多。
《清史稿》编纂人员多，而又无一人通审，因此疏失甚多。以列传而言，首先是立传标准不明确，有些应入列传的而无传，有明显的缺漏。如侍郎赵殿最、太监李莲英、家奴刘全等人都是有事可叙者，应该立传而未立。其次，所立之列传也有不合规范的地方，如同一类人物的编排，竟不顾及时间的先后，乾隆时的顾栋高、嘉道时的唐鉴均入《儒林传一》，而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张尔歧却立于《儒林传二》。陶澍生卒均先于林则徐、琦善，而陶传后于林传10卷，后于琦善传9卷。再次，分类亦有不当。唐甄本应入“儒林”，《清史稿》却置于“文苑”。王国维是我国近代着名学者，显然应入 “文苑”，而 《清史稿》 却取其自尽于昆明湖，硬谓之殉清而死，塞入《忠义传》，实在是不伦不类。至于一人二传的重传现象，王思治、秦宝琦撰 《赵尔巽》 (载 《中国史学家评传》 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4月版) 一文中详细列举了11处之多： 乌什哈达既附于 《惠伦传》，又附于《官达色传》;马三俊先后见于《儒林传》、《忠义传》;安禄既有本传，又附于《惠伦传》; 周春先后见于《儒林传》、《文苑传》; 乐善既附于《僧格林沁传》，又附于《龙汝元传》;谢启昆既有本传，又列入《文苑传》;蓝鼎元既入《循吏传》，又附于《蓝廷珍传》;王照圆既入《列女传》，又附于其夫《郝懿行传》; 胡承诺先后见于 《文苑传》、《儒林传》; 阿什坦既入《文苑传》，又附于其孙留保传后;陈撰既立于《文苑传》中，又附于《艺术传·华喦传》。
此外，撰稿中的疏忽也不少。旧国史原传有《孝友传》，《清史稿》改为《孝义传》，而《景廉传》末仍云： “子治麟，国子监司业。见 《孝友传》。”尚有目录与正文不符之处。如目录中《儒林传》朱骏声系单独立传，而正文却附于钱大昭传下。又，目录中《职官二》有“太仆寺”，而正文中却无此内容。这种疏漏，实在是前史所没有的。
第四、繁简失当。
《清史稿》对一些应写或详写的内容，或缺少，或略写。如各志大都有“序”，对所述内容做简要介绍，而《河渠志》竟无“序”。军机处是清代的中枢决策机构，地位十分重要，但是，《职官志》对它的介绍过于简略，篇幅远不及六部，只与 “乐部”相当。王先谦的传中，不讲他编纂 《东华录》，而介绍他的《尚书孔传参正》、《荀子集解》等书。贺长龄的传中也不介绍他的着作，特别是未提及他与魏源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史学大师章学诚的传只有200字，着名思想家龚自珍的传仅百余言，而赵尔丰之传，篇幅竟10倍于章学诚传。列传中许多人的别号、生卒年月均略而不书。相反，对一些不该写或应略写的内容却详写。如 《时宪志》 中将中学生使用的《八线对数表》录入，而且占了7卷的篇幅，甚属无味。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已无此内容。清代诸王中许多人无事迹可述，《清史稿》仍为之立传，仅记其谱系、爵位及生卒年月。《忠义传》中《松林传》后所附人名，从佐领文炘至炮手白万太，共600余人，实属繁冗。傅振伦在《清史稿评论》 中指出 “违反史家详近略远之原则”，所举5例，亦属此类。
第五、史事错误。
《清史稿》在时间、人名、地名、事件、制度的叙述中错误极多，纪、志、表、传4部分都有。当然，大多是些小错误。有些是所据资料本身有错误，有些是撰稿人的失误所造成。这些错误，有的易于辨认，有的似是而非，不易发觉，误信了就要出问题。对这些错误，前人多有指出，近来也不断有人撰文予以订正。关于军机处建立的时间，《职官一·军机处》称：“雍正十年，用兵西北，虑儤直者泄机密，始设军机房。后改军机处。”《军机大臣年表》则称：“雍正七年己酉六月，始设军机房。”二者是矛盾的。当然，前者是错误的，但如不注意，也会误信。《灾异志》中的错误，一般读者是不易发现的。据褟锐光、夏晓和同志校阅，从中选出了16条资料，竟有12条有错漏。(详褟、夏二人《 〈清史稿〉 中几条陨石资料的错漏》，《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地理志》的错误也很多，仅就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在改土归流后新建的府、厅、州、县，其设置时间的错误就有11处之多。(详李世愉《〈清史稿·地理志〉中某些年代的订误》，《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2期) 类似这种错误，不胜枚举。下面将列举一些考订文章，供读者参考，此不赘述。
3. 《清史稿》 的价值
尽管我们指出了《清史稿》的众多不足，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了纂修者收集、整理资料之功，以及《清史稿》本身的使用价值; 不能否定了它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以及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如同缺点很多一样，《清史稿》也有许多值得肯定和重视的成分。
第一、内容丰富，汇集了大量史料。
《清史稿》有536卷，除掉《八线对数表》7卷，现通行本为529卷。这个分量超过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部。比它稍少的是《宋史》496卷，再次是《明史》，只332卷，不足它的三分之二。在这样大容量的断代史中，对清朝一代的重要史事作了一定的反映。其内容所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泛的。除在志、表、传中有创新外，即使在一些旧目之中，也还是包括了一些新内容。如官制、兵制、学校、科举等项中都反映了清后期的变化。《地理志》篇幅大，记述也较详细。《土司传》所包含的内容，也超过了《明史·土司传》。《交聘表》、《军机大臣年表》、《疆臣年表》都是很重要的内容。同时，它也汇集了大量的资料，尤其是官书方面的资料相当丰富。特别是有些官书，在外间是很难见到的。如《索尼传》中对议立顺治帝一事，所载内容，即为他书所无。这正是《清史稿》的主要价值。
第二、对大量史料做了初步的整理工作。
平心而论，尽管《清史稿》在很多地方疏于对资料的深入研究，但就总体而言，它还是将众多史料做了初步的整理，为后人的使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解放前，中国史学会为校订《清史稿》给教育部的呈文中指出：“考修史稿执笔者，本纪及诸表为吴廷燮，列传为马其昶、吴士鉴，地理志为秦树声，礼志为张尔田，皆一时知名之士。而吴廷燮氏尤号通习掌故，故所撰诸表，精密实过前史，论者咸无异辞。”(见《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号) 《清史稿》在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对一些事件的始末、制度的沿革、人物的梗概做了较详细的叙述，并非简单的资料堆积，这对阅读者是一个帮助。在纪、志、表、传中，以志、表为最好。如《职官志》，以官署为纲，先述其设官、职掌(以定制为准)，再述其沿革，条理清楚，不亚于前史之《职官志》。其他各志也基本上反映了清代在各项制度上的发展、变化。表的编纂，尤为缜密，尽管也有不少错误，但对读者用处极大。即使在本纪、列传中也仍有不少可取之处。如《高宗本纪》之“论”，称高宗 (乾隆帝)“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幸”，这应该说是较为公允的。《隆科多传》虽据《清史列传》节写，但也增加了一些内容，主要反映在与雍正帝的关系上，所增内容，强调隆科多为“孝懿仁皇后弟也”，同时说明“圣祖大渐，召受顾命”。虽然增加的内容不多，但说明作者对资料的研究整理是得体的。因为只有介绍清楚隆科多与雍正帝的关系，才能使读者了解他在雍正前两年飞黄腾达的原因。
第三、为翻检清史的一般资料提供了方便。
清代的史料浩如烟海，无论数量或所包含的内容，都胜过以往各个朝代。对于初学者来说，要想对清朝历史有个基本了解，或对一般资料进行查寻，《清史稿》是可以提供这一方便的。它既可以作为了解清朝历史的基本书籍加以使用，也可作为清史研究者查找基本资料的线索，有利于资料的搜集。比如，要想了解清代的中央及地方机构的基本情况，《职官志》完全可以起到这一作用。要想了解清代军事制度的基本情况，也可以利用《兵志》。孟森先生曾说： “欲治近代史，舍此奚由?” (孟森《清史传目通检》，载《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2、3号)《清史述闻》尹炎武跋亦称：“世之欲治近代史者，不能无视清史稿。”(《清史述闻》第1页)这正是说明了 《清史稿》 的使用价值。
这里顺便说一下阅读、使用《清史稿》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清史稿》 只能提供基本情况及线索，要深入研究某一个问题，仅用 《清史稿》则远远不够。二是《清史稿》仅仅是作为史料，对其中反映出的撰稿人的观点一定要注意鉴别。即使对一般问题的概括和总结，也未必都是正确的。三是在使用《清史稿》时要配合看些其他的官书或私人着作，因为《清史稿》毕竟不是第一手资料。比如看本纪，可以配合看实录、起居注等，看《职官志》可以配合看清历朝《会典》及《事例》，看《地理志》可以配合看《大清一统志》及各地地方志。列传可配合看《国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碑传集》等。
总之，《清史稿》作为300年史料之大宗，是有参考价值的，是可以为我们利用的。中华书局在《清史稿出版说明》中指出：“尽管此书存在许多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这个评论是中肯的。《清史稿》作为一部旧史体裁的大型史书，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它以纪、志、表、传的体例，记述了清朝一代的历史，保持了我国正史的传统与体例的连续性，这是其他新史体裁的清史难以取代的。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继二十四史之后，沿用旧史体例的《清史稿》，实际上已具备了正史的性质。因此，它在正史中的地位也是应该确认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它与二十四史并列，新编 《二十五史》，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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