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馆成立后，接收了清朝国史馆的资料和清宫的一些档案文书、图籍，以备利用。因此，《清史稿》纂修所采用的史料，特别是官书史料还是相当丰富的。
1. 纂修前的资料准备
清史馆开馆之初，馆人对编纂一部大型的清史还是比较重视的，特别是对资料的准备，颇进行了一番议论。被作为史馆工作条例的于式枚等人所上 《谨拟开馆办法九条》 中，前两条就是讲的史料的准备工作。一曰“搜档册”。他们认为，史馆大库所藏历代史稿、方略稿、大臣列传稿等尚有不详者，如 《大臣列传》，嘉庆以前的稿件，对 “家世着述，无不详载，嘉庆以后，则非公牍所有，一字不许阑入，其人学行言语，无所表现，一篇详履历，录谕旨奏疏而已”。因此强调，除此之外，“须将史稿旧稿巨编零册、折包旗档，全数发出，交收掌编档备查”。对军机处不录而由内奏事处收藏之档，“须请各处将所存档案奏折发出。虽年代湮远，或有缺失，然不至散佚过多”。对于 “满蒙字档，须延认满文、蒙文者编号并摘由”。二曰 “采书籍”。他们认为，仅靠史馆大库所藏官书及档案是不够的，“修史急务，莫先聚书”。鉴于清末停止科举之后，士大夫不再拼命读书，而使相当一批书籍被商贾采买或出售外洋这一情况，为保证有更多的书籍作参考，他们把采书范围划得极广。如当时的京师图书馆，藏有很多乾隆以前的地方志;学部收藏了许多近代的地方志，江南图书馆藏书最富，约有70万卷;上海盛氏图书馆藏书约40万卷;其他如天津、山东、湖南各省均有不少藏书。这些都列入其采书范围之中。并且建议，令各省省城图书馆将各自收藏的书籍中，凡有史事可资利用的，立即调送史馆，并强调，“不厌其详，不避其复。书成后，仍着发回原省各馆”。对于原来由内阁存于国子监之章奏京报五六十捆，亦 “乞访之所司，请于政事堂，饬令发回”。他们甚至提出向名臣世家子弟中之藏书者借阅。同时要求撰稿人将自己多年阅读之书，根据记忆，凡可资采获者，均开列出书单，并将个人的藏书亦开列书单，凡馆中未有的文集、奏议、图经、传记，以及碑铭志碣之属，均另立一目，互相考索。他们还要求撰稿人“勤采访”。这种重视资料收集工作的严谨态度，应该说是可取的。当然，在实际编纂过程中，每个撰稿人对史料的重视程度是大不相同的。
2. 《清史稿》 所依据的基本史料
朱师辙在《清史述闻》卷1，《搜罗史料第二》中详细列举了清史馆所采之各处典籍，共列为九项。其中有些未利用或未全部利用，现一并列举如下，可从中看出实际取材与原计划的差距。
第一为史馆大库所藏，包括：
各朝实录。清制，每帝故后，均由新帝开设实录馆，委专人负责纂修一朝之实录。自清太祖努尔哈赤至德宗 (光绪)，共编成实录4357卷，加上 《宣统政纪》 43卷，合计为4400卷。实录作为历史资料的长编，分量大，内容多，凡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及自然现象等各方面内容，无所不包，是清代的基本史料之一。
起居注。系记录清代皇帝言行和典章制度的史料长编，分汉文、满文两种，由任其事之翰林官轮番撰记，每半月为1卷。它是修实录的依据之一，但有许多材料在实录中并未反映出，因此，起居注仍然是很重要的史料，也是实录所不能代替的。
圣训。即各朝之诏令，如同实录的编纂一样，它也是由新皇帝为老皇帝而编辑。自太祖至德宗，共修成1624卷。
国史。清代设有国史馆，所修国史，体例一如历代正史，纪、志、表、传俱全。至清末，已将太祖至穆宗 (同治) 的各朝本纪修成，后又续修了德宗本纪，共计137卷。国史馆所修列传计有3种，各80卷，其中 《满汉名臣传》所载止于乾隆末;《国史列传》止于嘉庆;《清史列传》至宣统间。此外，还有忠义、儒林、文苑、循吏、贰臣、逆臣等6种传记。同时，还汇录了内外大臣的奏疏，编有天文、地理诸志，收藏各省方志、各种书簿、官制表等。
第二为军机处档案。
清史馆成立之时，军机处档案存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厅第一科。史馆曾行文索取，然北洋政府以办公须用为由未允，故史馆撰稿之人多未利用。朱师辙因当时掌国务院之图书，与之为邻，故考核史事，常往借阅。又，吴廷燮撰清史各表，夏孙桐撰鸦片战争及白莲教诸事曾利用过军机处档。这部分档案材料很有价值，朱师辙因借阅比较，知实录、《东华录》等所录材料，仅其中的十分之一。1926年，军机处档全部归故宫博物院接收，然而史馆的工作业已进入尾声。遗憾的是，史馆人员没有更多地利用。
第三为方略馆所藏。
民国初年，方略馆书籍归国务院秘书厅，后由朱师辙掌管。据朱回忆，当时馆内藏有各种方略的正副钞本、刊本，尚有禁书，乾隆从四库抽出者亦藏其中。
清制，每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告成，都要把处理该事过程中形成的奏折、上谕，按时间顺序，编辑成书，称为方略或纪略。方略馆收藏的各种方略、纪略，卷帙浩繁，计有 《平定三逆方略》 60卷，《平定罗刹方略》 4卷，《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48卷，《平定金川方略》 32卷，《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正编、续编) 172卷，《临清纪略》 16卷，《平定两金川方略》 152卷，《兰州纪略》 20卷，《西峰堡纪略》 20卷，《台湾纪略》 70卷，《安南纪略》 32卷，《廓尔喀纪略》 54卷，《巴布勒纪略》 26卷，《平定苗匪纪略》56卷，《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前编、续编、附编) 409卷，《三省教匪纪略》 43卷，《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 80卷，《平定粤匪纪略》 420卷，《剿平捻匪方略》 320卷，《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 320卷，《平定云南回匪方略》 50卷，《平定贵州苗匪纪略》 40卷。
以上3项作为官书史料，是 《清史稿》依据的主要史料。此外，馆人使用较多的，还有蒋良骐《东华录》 32卷，王先谦《九朝东华录》 195卷，潘颐福 《咸丰朝东华录》 100卷，王先谦《同治朝东华录》 100卷，朱寿明《东华续录》 220卷等。
第四为东华门内内阁大库所藏。这部分多为清初档案，以及地图、各种杂件等。由于缺乏整理，清史馆对这部分资料未加利用。
第五为各部档案及各省督抚署档案。辛亥革命之际，各省督抚署所藏档案相当一部分被焚毁或散失。清史馆曾行文调查史料，抄录稿件，然已不能得其全。这部分档案资料很珍贵，只可惜为数太少。
第六为内务府档案。清史馆曾行文调取，然撰稿人未能顺手利用。
第七为内阁存于国子监之章奏京报五六十捆。这部分资料后移置天安门楼，竟被以烂字纸贱价出售，又为罗振玉等所购，辗转鬻人。内尚有残本宋、元书籍、殿试策等件，章奏京报并不多。据朱师辙回忆，馆人亦有“购得携观者”，然 “史馆未注意于此”。(《清史述闻》卷1，《搜罗史料第二》)
第八为采访书籍。清史馆曾行文各省，征求有关清史书籍。然各省行动不一，有闻讯响应者，亦有不作反映者。江浙曾设有采访局，钞录私家着述文集有关史料者数十函，每函10册，其中多未刊之稿。云南亦代访求得有关云南清代硕儒着述书目 (不分卷)、明季遗逸着述书目 (1卷)。甘肃征书局编送清甘肃文献录(不分卷)。山东送有孔祥霖编的曲阜清儒着述记 (2卷)。此外，各省呈送的省志、州志、县志及书籍，亦有一部分。还有私人呈送者。这部分采访书籍，是很难得的史料，特别是一些尚未付刊的私人着作。只是数量并不多，远没有达到预想的程度，这对《清史稿》的编纂工作来说，确实是一个遗憾。
第九为各省图书馆书目。清史馆原设想多调各省图书馆之藏书，并强调“不厌其详，不避其复”。但是，实际上只有京师大学堂书目及江浙图书馆书目送到史馆，余多未送。这就使编 《清史稿·艺文志》无从参考，以致有重大缺漏。后来有人为之作补编。
3. 史料之选录
清史馆为撰稿人准备了比较丰富的图书、档案资料。但是，并非所有资料都为馆人所重视。朱师辙曾总结说：“史料之选录，最宜审慎。”(《清史述闻》卷1，《搜罗史料第二》) 馆内有一些人是重视史料的选择的，但并非所有撰稿人都能审慎地取材。因此，仅从史料角度来看，《清史稿》各卷的水平也是大不相同的。
《清史稿》的取材，大体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撰稿人自行搜集、整理、排比、研究，一种是摘抄、综合前人的成着。
就撰稿人自行搜集资料的办法看，也有对取材的不同态度。有些学者的着述态度是严谨的，如前面已经提过的夏孙桐，他在着述过程中能够注意分析史料，加以研究。再如张尔田，他写了 《乐志》 8卷、《刑法志》 2卷、《地理志》江苏1卷、《图海、李之芳列传》 1卷，均为广征博采之作，正如王钟翰先生所说 “咸谨严有法”。(见王钟翰录 《张尔田清史稿纂修之经过》，载 《清史述闻》卷14) 其 《后妃传》 草稿，虽未被采用，自编成单行本 《清列朝后妃传稿》2卷，仅参考书籍就有90余种，其中包括内阁档案、玉牒、御制集、起居注、圣训、实录、《东华录》、《碑传集》、则例、文集、笔记等。可以说，这位严肃的史学家作了大量的搜集资料和整理工作，可惜离馆较早(民国十年离馆)。但是，史馆的其他撰稿人并非都如此，“同事中，多懒翻书考证者，仅据国史之传而删节之，翻实录、《东华录》尚嫌其烦，而况杂考他书乎?” ( 《清史述闻》卷3，《撰述流弊第五》) 如《艺文志》的编纂，初由吴士鉴作长编9本，再经章钰分类修正，最后由朱师辙改编整理。在朱师辙接手之前，已经纂辑10余年。当朱氏见到 《艺文志》初稿之后，发现问题很多，因上 《改纂清史·艺文志说帖》，提出16条商榷意见。仅就利用资料这一点而论，朱氏指出：“编正史艺文志，与编图书馆书目不同。图书馆书目，有书即着录。艺文志则不能将一代之籍尽行收入，故必须加以审定，则每书非寓目不可。窃见馆中私家送来之书，及昔日国史馆遗存之书，其中应入艺文志之书尚多，而现编艺文志稿内无之。由于章君 (指章钰)在津，据长编编纂，而未驻馆，将全馆之书悉阅一过，先编长编之失。……今馆中有其书，而不过目采取，未免草率，问心亦不能无愧。” (详 《清史述闻》卷3，《撰述流弊第五》) 由于撰稿者治史态度不同，利用资料多寡不一，所以各人成品质量颇显高低之分。
至于摘抄、综合前人的成着，所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当然，有些篇章经综合前人的成果，并补进了新的资料，仍有价值，但有些则不然。《清史稿》移取其他着作最明显的是列传部分，相当一些传是据 《国史列传》、《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加工而成的。冯尔康先生曾将《清史稿》中的揆叙、鄂伦岱、阿灵阿、阿尔杉阿、觉罗满保、拉锡、硕琮、查弼纳等人传记与 《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中的传记作过比较，发现它们大体相同，唯 《清史稿》各传较简略，有些连叙述人物事迹的次序上也都是相同的，显然是抄录这些书而成的，只是作了不同程度的压缩和改写工作。(见冯尔康 《清史史料学初稿》等4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清史稿》之所以出书快，而质量上问题又多，这与采取这种直接移取其他着作的办法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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