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北史》虽然是李延寿私人修撰，但由于种种原因，一成书，立即得到唐初统治者的首肯，从而列入了二十四部“正史”之中。然而，如果将其与“二十四史”中的有些史着相比，确实还算不上是第一流的着作，但它们毕竟带有自己的特点，又没有其他任何两部相关史着能够取而代之。因此，从史学发展的角度讲，《南史》、《北史》在中国史学上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回顾一下“二史”问世以后，不同时代人们对它的研究与评价，是很有必要的。

《南史》、《北史》成书于唐朝初年，因此，首先能够对它作出评价的就是唐人。不过，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唐人对“二史”评价的记载，已是极少了，而且只能是从某个侧面和后人的记述中，见到一麟半爪。

唐人第一个对《南史》、《北史》作出肯定评价的，当推令狐德棻。他不仅亲自为李延寿详细审阅了 《南史》、《北史》的全部书稿，而且“乖失者亦为改正。”并由于他的得力推荐和协助，李延寿才能够将《南史》、《北史》献给唐高宗。这些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令狐德棻对《南史》和《北史》是肯定的。可惜的是，关于他对“二史”的具体评价，今天已无从查考了。

唐高宗对《南史》、《北史》也有很高的评价。显庆四年 (659)，李延寿将《南史》、《北史》献上，高宗看到书后是怎么说的，现在也见不到了。但根据两点可以说高宗也是给予了肯定的，一是高宗阅后，“二史”得以流行。如果高宗对该书不满意、不批准刊行，“二史”是得不到如此好的结果的; 二是据宋人编写的 《崇文总目》说： “唐高宗善其书 ( 《南史》、《北史》)，自为之序。叙今阙”。(《崇文总目》卷2《杂史类》)可惜的是，由于这篇叙文入了遗佚之列，所以我们也无法知道唐高宗是怎样“善其书”的了。

现在流传下来的唐人对“二史”的评价，是《南史》、《北史》问世50年后，唐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它们所作的评价。但是，他的评价甚为简单，并且仅限于史书体载方面。他在 《史通·六家》篇里讲到“ 《史记》家” 时，只是说到 《南史》、《北史》也是属于 “《史记》之流也”。正因如此，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无疑也包含着对“二史”的批评。而且，他在《史通·古今正史》篇里都没有提到《南史》、《北史》，这说明，刘知几对 “二史”是很不重视的。

尔后，经过三四百年的流传，《南史》、《北史》逐渐产生了影响。北宋时，人们对“二史”的评价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同时也越来越高。北宋时期，最早对《南史》、《北史》作出明确肯定评价的，是两位着名史学家和学者欧阳修和宋祁。他们在谈到《南史》、《北史》时说：“其书颇有道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新唐书》卷102《令狐德棻传》附《李延寿传》)。这段评价中，欧阳修、宋祁从两方面具体地肯定了 “二史”的优点：一是从历史编撰上说“颇有条理”;二是从文字表述上说“删落酿辞”，即删削繁文冗辞。而且，就上述这两个方面来讲，他们认为 “二史” 已“过本书远甚”。对《南史》、《北史》来说，这确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北宋另一位大史学家司马光对“二史”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讲到他对《南史》、《北史》的认识过程时说： “光少时惟《高氏小史》(唐高峻抄撰的一部节抄历代史书的通史)读之，自宋讫隋，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之南、北正史，无繁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文献通考》卷192《经籍考》 19 《正史类》)。司马光赞誉《南史》、《北史》是“近世佳作”，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的。一方面说他们“叙事简径”，“无繁冗、芜秽之辞”，这同欧阳修、宋祁所说“删落酿辞”是一个意思。又一个方面，司马光把李延寿与素有“良史之才”的陈寿相比。这是因为： 陈寿的《三国志》记载了魏、蜀、吴三国历史，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 李延寿以 《南史》、《北史》总揽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史事，也是一个开创性工作。正因为他们的撰述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司马光说： “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可见，司马光对李延寿也是非常赞成的。

到了南宋，《南史》、《北史》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评价它们的文人学者也更多了。当时的着名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晁公武说： 《南史》、《北史》“删繁补阙，过本书远甚，至今学者上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郡斋读书志》卷2上《史部·杂史类》)。另一位着名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陈振孙在介绍《南史》、《北史》时也说：“其书颇有道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 (《直斋书录解题》卷4《别史类录》)、二人对“二史”的评价，可以说是与欧阳修、宋祁的评价没有什么差别的，特别是陈振孙完全赞同欧阳修、宋祁对《南史》、《北史》的评价。需要注意的是，晁公武还告诉我们： “二史”的流传已经到了 “学者止观其书”，而“八书”却不怎么流行了的程度。对这种情况的出现如何评价，是另一回事，但这一事实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 “二史” 的一种很好的评价。

南宋还有两位学者史学家洪迈和思想家叶适，他们对 《南史》、《北史》的评价，也是非常重要的。洪迈在谈到历代史书时说： “今沈约以下‘八史’ 虽存，而李氏之书独行” ( 《容斋随笔·四笔》卷8《历代史本末》条)。洪迈的话，再一次证明： 南宋时期，“二史”广泛流传的程序远远超过了“八书”。思想家叶适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二史”作出评论的，他的评论值得深思。他在讲到“二史”和“八书”的关系时说： “令狐德棻在武德初，便已建明修史，故贞观中，晋及南、北诸书皆获完具，而李延寿又自撰为集史，虽皆文字不足以望古人，而成败有考，统纪不失，其补益于世多矣”(《习学记言序目》卷40“令狐德棻”条)。在这段话中，叶适虽然把《南史》、《北史》视为“集史”，即 “集”诸家之史为一史，但却从宏观角度肯定它们在勾画历史发展大势方面的贡献，并从史书和社会的关系方面，说它们： “补益于世。”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宋人特别是一些着名史学大家对《南史》、《北史》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这些评价尽管角度，侧重方面不同，但大都能以大处着眼，从全书的总体上来评论它们。这些评价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到了宋代，《南史》、《北史》的广泛流传，说明它们产生的影响相当大，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清代，人们对《南史》、《北史》的研究更细致、更深入了。在清人对“二史”的评论中，以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的评价最有代表性。其中，赵、钱、王三人的评论将于下文介绍他们各自的着作时述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对“二史”既有赞誉，也有批评。赞誉的方面，一是肯定它们“意存简要”的特点; 二是肯定了李延寿在编次上的创造性贡献;三是肯定它们保存了丰富史实、对参校旧史的价值。批评的方面，一是对认为“二史”“八书”的烦文冗词删削未尽;二是自身体例上不完全一致;三是李延寿对“二史”用力不均，致使它们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够协调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南史》、《北史》的评价，大多比较符合实际，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和意见，对后来的影响也很大。

20世纪上半期，一些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研究更深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较有影响和见地的是梁启超、余嘉锡和金毓黻。

梁启超在评价《二十四史》的优劣时，提出应当注意“明显之分野”的问题，即 “私撰”和 “官撰”的区别。他认为： 唐以前的史书都是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自唐贞观初年设史馆修史后，直至清初修《明史》，大多属于“官撰”或“合撰”，而成书于多人之手，流弊很多;然而，这中间只有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例外。(参见梁启超着《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6月初版)按梁启超的看法，《南史》、《北史》属于私撰之史，流弊较少，是较为优秀的历史着作。

余嘉锡在其力着《四库提要辨证》中，针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二史”评评，作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辨析。如 《提要》批评“二史”“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于国史哉”。余嘉锡指出：“史记家既以上下通达为体，则在同一书中，自可随意分合，本无限断之可言。屈贾、曹荆尚可同传，岂子孙独不可附先祖乎?”再说： “南北朝年祀短促，一人辄历仕数姓，故有身卒齐朝，传编《宋史》，事在魏代，人入《齐书》。”还有，“六朝之俗，以阀阅相高，一门之中，往往人人有传。国有废兴，而家无衰替，因此，他认为李延寿“为一二高门作家传，使读之者于当时国家之兴亡，谱牒之世系，与夫文章、学术之渊源，士大夫、寒门之争竞，开卷可睹，一览无遗”。(《四库提要辨证》卷4《史部二·正史类二·北史》)这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他还引用钱大昕、孙志祖、李慈铭等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余嘉锡以 “二史”断限问题即李延寿采用家传的形式问题进行辩驳，这是抓住了有关评价《南史》、《北史》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他在对“二史”给予肯定的评价方面，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显示了他的卓识。此外，关于“二史”中有一人两传的问题，余嘉锡也不苟同于他人，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引证孙志祖《读书脞录》续编续卷三上的话，认为： 所谓“一人两传”是由于一些历史人物“皆是南朝之子而北朝之臣也”。有的人虽在《南史》中本无专传，但却不可不涉及到他; 而 《南史》、《北史》“卷首目录皆后人所编，故往往失作者之意”，“如仅据目录言之，是亦一人两传”。这个问题虽不如前一个问题重要，但对了解“二史”的体例以及评价它们的得失，亦是不可忽略的。从余嘉锡对 “二史”总的评价看，他认为《南史》、《北史》是深得《史记》家法的着作，而他充分肯定“二史”的家传体例具有社会历史价值的观点，是非常可贵的。

另一个学者金毓黻肯定了前人和当时人司马光、赵翼、梁启超等对《南史》、《北史》 的评价，也肯定了 “二史”在流传中的影响和作用。

综合前人所述，根据我们今天对“二史”的考察和认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待 《南史》、《北史》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1. 从历史思想方面看，应当肯定《南史》、《北史》倾向统一的着述宗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曾经出现过几次较大的分裂。但分裂的最终结局，却又是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建立在更深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更融洽的民族关系基础之上的新的统一。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的阶级性和反映客观历史现实性所致;另一方面，也由于史学家所处的历史条件所致，在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中国史学上曾经出现了一些适合于各个分裂政权所需要的历史着作。如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宋书》、《南齐书》、《魏书》就是这样的历史着作。即使是唐初陆续撰成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除《隋书》而外，因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一家一姓皇朝史格局的束缚和影响，也或多或少地带有这方面的局限性。就关于南北朝时期的几部史书来看，应当承认，这些历史着作在记述和总结某个封建皇朝的历史方面，甚至在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局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风貌等方面，以及在发展中国史学家重视修史的优良传统方面，是不同程度的起了积极作用的，因而在中国史学上都占有一定的位置。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历史着作也带来一些消极的历史影响。在新的条件下，这些消极影响会成为历史前进的不利因素。因此，在新的统一的历史条件下，用“天下一家”的思想重新撰修分裂时期的历史，这不仅是当时政治上的需要，而且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财富的积累与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对李延寿撰修《南史》、《北史》重视统一的历史思想和着述宗旨，在历史上就有人作出过肯定的评价。我们今天对此进行评价是藉于我们从以往全部历史经验中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洽，对于历史的进步极为重要。同时，由于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因而能够科学地说明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所处地位，说明它对后来隋唐大统一的历史局面的形成有什么影响。这样，我们今天对李延寿重视统一的着述思想作出肯定的评价，就自然比前人更进了一步，有了不同于前人的新含义。

2. 从历史编撰上看，应当肯定《南史》、《北史》继承了《史记》所开创的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南史》和《北史》分别通4代与6代的历史为一史，在编撰上采用了《史记》的通史体例，即在其内部各部分的结构上，按照了通史的要求来处理; 同时，对人物列传的编次上表现了家传的特色，因而打破了朝代断限的束缚。如果作者没有撰述通史的见识和格局，那么，《南史》、《北史》是不会被写出来的;或者即便写出来了，但也不是现在这样的面貌。

3.从文字表述上看，应当肯定《南史》、《北史》简捷扼要的叙事方法。无论何人在对“二史”和“八书”进行比较中，都可以看出，“二史”比之“八书”有一显着特点，就是叙事简捷扼要。但对此的评价却截然不同，一种意见是肯定“二史”这种简捷扼要的叙事方法;另一种意见是否定李延寿删削“八书”，并对此提出激烈的抨击。那么究竟应该评价呢?这是让我们从“二史”与 “八书”的比较中找出正确的答案吧。李延寿删削 “八书”，是在很大程度上又进行了再创作，这样，“二史”与“八书”相比，首先，在篇幅上大大压缩了;其次，在史事上更加连贯通融;再次，在文字上简洁易读;最后，在史料上也有所增益。不必否认，李延寿对“八书”的删削，确实有失当和悖误的地方。但不能因此而抹煞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就是在今天，他这种“叙事简径”的长处，也还值得继承和发扬。

4. 从流传和影响上看，应当肯定《南史》、《北史》对传播南北朝时期历史知识的积极作用，以及对后人研究南北朝史、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所起的积极作用。“二史”和“八书”同为记述南北朝历史的历史着作，在唐初均已成书。但在雕版印刷推广之前，“八书”并没有广泛流传;“惟《南、北史》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所以世人了解南北朝史，主要是靠着读《南史》、《北史》 ( 《廿二史札记》卷9 《八朝史》 至宋始行条)。这说明在北宋以前，“二史”在流传和影响上都超过“八书”。同时，“二史”还对后人研究历史，研究史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和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在多处采用《南史》、《北史》说法而窥见一斑。如在《资治通鉴》卷119至123(即从宋武帝永初元年至宋文帝元嘉十八年)中，《资治通鉴考异》采用“二史”之说的地方，至少不下5处; 《资治通鉴音注》采用 “二史”之说的地方，则在12处以上，这还不包括“二史”与 “八书”相异、因而二说并存的情况。一部史书的价值，不能仅从其流传和影响去判定，但流传和影响的广泛与否，应当是人们检验它的社会价值的尺度之一。

但是，我们在肯定《南史》、《北史》的历史地位的时候，还应当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应当看到“二史”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它们在歌颂帝王将相、诬蔑人民起义、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等方面，散布了种种封建主义的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这些都属于糟粕之列，在阅读和研究《南史》、《北史》时，应予注意。二是这不等于说可以以“二史”代替“八书”，或是说“八书”远不如“二史”。对这点，我们应该抱着正确的态度和认识，对“二史”和 “八书”撰述的历史条件不同，对它们的作者在历史思想上的异趣，以及它们在材料运用上和表述形式上的区别，一一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同时，“二史”和“八书”在保存和传播这一时期历史知识方面，都有自己的贡献，都应受到重视，而不应随意对它们进行抑扬和褒贬。因此，我们阅读和研究“二史”和“八书”，对它们作各方面的比较，目的是在于认真地总结和科学地说明它们的特点和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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