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北史》问世后，由于卷文简略，易于披阅，流传很广。但因年代久远，唐代有关《南史》、《北史》的抄本，至今已无法见到。宋代刻版印刷日见发达，然而亦因年代久远，完整的《南史》、《北史》刻本也无法得到，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零散的宋刻本残卷。较完整流传下来的、最早的 《南史》、《北史》刻本是元刻本，因为该本年代较早，且 “元本源出于宋”，因此是较为珍贵的一个版本。明代的《南史》、《北史》刻本主要有汲古阁本，因该阁主人毛晋之名，又称毛刻本，该本由于雕印精审，校勘详确，是一个比较好的本子; 南、北监本，因明代南、北两京的国子监都各自刻印经史，所以 《南史》、《北史》亦有南监本、北监本的区别。清代的 《南史》、《北史》刻本主要有： 武英殿本，又称殿本，是康熙、乾隆年间，在武英殿设刻书处，所刻印之书，该本的写刻颇佳; 五局合刻本，即金陵书局本，又称局本，同治年间，在南方一些省相继设书局。后江宁、苏州、扬州、杭州、武昌五个书局合刻一套《二十四史》，即五局合刻本，其中 《南史》、《北史》是由江宁金陵书局据汲古阁本刻印，所以又称金陵书局本。近代以来，最重要的 《南史》、《北史》版本，是由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纳本《南史》、《北史》，该本是以元大德刊本为底本影印而成，讹、衍、缺、脱之处较少，并因底本系稀世珍本，因而是诸本中比较好的一个本子，流传较广。

现在通行的版本是中华书局点校本。点校本 《南史》、《北史》是采用百衲本 (即商务印书馆影印元大德本) 为工作本。《南史》又以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明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作为参校;《北史》以南监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为参校，同时，又查对了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本残卷。点校中遇到的版本异同，一般择善而从，不作校记;但遇有一本独是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乃写校记说明，记于篇后。除版本校勘外，点校本还参校了 《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 《通志》。此外，还参考了《通鉴》、《太平御览》、《通典》等书。并吸收和利用了前人成果如 《廿二史考异》、《南、北史》校勘记稿本、《十七史商榷》，等等。从上述可以看出，中华书局点校本《南史》、《北史》，是在叹收了各种不同版本之长的基础上，经过校勘、标点而成的，因此，可以说是目前学习、研究 《南史》、《北史》最好的一个版本。

《南史》、《北史》的注本，有《南北史合注》，是明末清初李清所作。仿照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博采诸书，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 “参订异同，考订极为精审”。不足的是，李清对 《南史》、《北史》原文改动了不少，以致他所注的 “二史”，既不可以说是他本人所撰，又不能说是李延寿原作，这是由于李清不懂得撰与注在体例上的区别的缘故所造成的。

有关考证、评论 《南史》、《北史》的着作，大多是清人所作，其中主要有赵翼的 《陔余丛考》和 《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 《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 《十七史商榷》，李慈铭的 《南史札记》和 《北史札记》，以及张元济和张森楷的 《南、北史》校勘记稿本等。现将影响最大的 《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简要介绍如下：

《廿二史札记》成书于乾隆六年(1795)全书共36卷，其中宋、齐、梁、陈书并 《南史》 4卷，魏、齐、周、隋书并 《北史》 3卷。该书以 “二史”与 “八书”相比较，互相订正，从得失两个方面对 《南史》、《北史》进行考察。如，书中一方面指出 “二史”删削 “八书”造成了一些 “过求简净之失” ( 《廿二史札记》卷1 《南史·过求简净之失》条)。但同时也认为李延寿作史 “意存斟酌”，并不仅仅是专肆删削。( 《廿二史札记》卷10《〈南史〉删〈梁书〉条》)对《南史》、《北史》所增补的一些材料，书中一方面指出李延寿修史喜欢“博采异闻，资人谈助”，因此而把一些“琐言碎事，无甚关系” 的材料也写入 “二史” ( 《廿二史札记》卷一一《〈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条); 同时该书又在许多地方肯定了“二史”对“八书”所作的增补“多有关人之善恶、事之成败”(《廿二史札记》卷10《〈南史〉增〈齐书〉处》，《〈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等条)，因而是具有一定裨益的。

《廿二史考异》成于乾隆四十七年 (1782)，全书共100卷，其中有6卷专论“二史”，12卷专论“八书”。该书主要是从考证的角度对《南史》、《北史》作出评价的，但也提出了一些有关历史编撰上的问题。该书批评李延寿 “删省旧文，往往未当”，以致 “二史” 中出现一些 “无根”之语( 《廿二史考异》卷35《南史一·宋本纪上》，同书卷36卷 《南史二·袁粲传》、《褚彦回传》等条)。又批评李延寿 “好采他书，而不察事理之有无”，以至造成所取用材料“未可尽信” 的情况。(《廿二史考异》卷37《南史三·武帝诸子传》、《简子诸子传》、《江淹传》，同书卷36《南史二·周弘正传》、《陈显达传》等条)。还批评李延寿不熟悉南北朝的一些制度沿革，尤其不熟悉南北朝的官制，因而使“诸传删省，多未得要领”(《廿二史考异》卷36《南史二·王琨传》，同书卷37《南史三·江淹传》等条)。书中最后批评李延寿修史还存在拘泥于前人陈说之处，如《南史·文学传》中“宋世竟无一人，皆承袭旧史，无所增益”，(《廿二史考异》卷37《南史·文学传》条) 等等。但同时，该书也肯定 “二史”在一些地方比“八书”来得“明白”、“直笔”、“允当”(《廿二史考异》卷36 《梁书·张充传》、《临川王宏传》、同书卷37《南史三·韦叡传》等条) 等等。

《十七史商榷》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 (1787)，全书共100卷，其中有16卷专论“二史”、“八书”。该书对《南史》、《北史》除个别几处肯定外，在总体的评价上则持否定态度。该书指摘“二史”说：“其书疵病百出，不可胜言。《新唐书》云 ‘颇有条理’，愚则谓其甚无条理; 又云： ‘删落酿辞’，愚则谓其删落处不当而欠妥者十之七八;若云 ‘过本书远甚’，则大谬不然。” ( 《十七史商榷》卷53《新唐书》过誉南北史条) 这就把《南史》、《北史》一概否定了，同时，也把前人肯定 “二史”的评价一概否定了。虽然该书对《南史》、《北史》的批评，不无正确之处，但是，如果以偏见代替批评，这种批评就会失去它应有的价值，《十七史商榷》中有不少这样的批评指摘，就属于这种情况。

阅读、学习《南史》、《北史》时，除手边可以备一些必要的字典、地图、年表等工具书外，为了检查人物的方便，还可备有《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南朝五史人名索引》、《北朝四史人名索引》。《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由张忱石、吴树平编，收录了见于“二十四史”的人物;《南朝五史人名索引》 由张忱石编，收录了见于南朝《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南史》的人物; 《北朝四史人名索引》 由陈仲安、谭两宜、赵小鸣编，收录了见于北朝《魏书》、《北齐书》、《周书》和《北史》的人物。以上3书均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内容以人名为目，于每目之下，标明人名所在史书的名称、卷数和页数(《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还于卷数前标明中华书局点校本册数)。如侯景梁书3/56/833南史6/80/1993 (见《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 第380页); 张僧宝陈33/443南71/1750 (见《南朝五史人名索引》第142页); 张真魏95/2070北93/3072(见《北朝四史人名索引》第236页)。以上《索引》对学习、阅读“二史”时，查找书中的人物传记，十分顺手。除上述外，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也是学习 《南史》、《北史》重要的工具书，因前所述及，此外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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