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和《北史》，唐初史学家李延寿编撰。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各代历史贯穿起来的两部史学着作。这两部书的编写工作正式开始于贞观十七年(643)，最后完成于显庆四年(659)，“始末修撰，凡十六载。” ( 《北史》卷100《序传》)

《南史》和《北史》的问世，是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条件的，它是隋和唐初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它们所以成书，又是和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分不开的。

公元581年(开皇元年)，北周权臣杨坚称帝，改国号为隋。开皇九年(589)，隋朝大军南下灭陈，统一全国，从而结束了自西晋灭亡以来270多年的战乱分裂局面。继隋而起的，是李渊、李世民父子建立的统一、强盛的唐朝。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繁荣兴盛。这样一个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不仅对史学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影响，而且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早在隋统一之初，隋朝统治者就认为隋统一全国，造成了 “混一戎夏”的局面，如果史书“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隋书》卷67《裴矩传》)因此，十分重视修史工作。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诏示天下：“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隋书》卷2《高帝纪》下)这一禁绝私修史书的诏令的下达，表现了封建统治者重视历史着述，要将史书的编纂集中到政府手中的决心。隋朝不仅重视北朝史的编撰工作，同时也非常重视南朝史的修撰工作。隋关于南朝史的着作有许善心着《梁史》70卷，姚察、姚思廉父子着梁史、陈史 (未完成稿)，萧大圜着《梁旧事》 3卷等等。

唐初统治者从巩固封建政治统治的需要出发，更重视撰修史书的工作。武德四年(621)，唐朝初建仅4年，国家各方面还处于百废待兴之时，唐高祖李渊就采纳了史学家令狐德棻关于撰修前朝“正史”的建议，第二年的十二月下诏修史。诏令明确指出： 魏、齐、周、隋、梁、陈历代相传都是历史上正式的皇朝，它们虽然在制度上、礼仪上不尽相同，但也曾有不少嘉谋善政、名臣奇士。这些皇朝的历史不应当被埋没，而应该依据实际情况撰写出来。根据诏令，当时朝廷一些大臣分别承担了魏史、北齐史、周史、隋史、梁史、陈史等六代史的编撰任务。这次撰修六代史的工作，虽然经历数年未能完成，但它却显示了唐初对修史工作的魄力，奠定了撰修南北朝史的指导思想。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形成了编写南北朝史的 “着述之志”。

李大师(570—628)，字君威，北齐至唐初人。他祖上是陇西(相当于今甘肃陇西一带)望族，世居相州 (相当于今河北邢台、广宗以南; 河南林县、汤阴、清丰、范县以北; 山东武域、莘县以西地区)、其高祖父和高叔祖父都在北魏做过大官，祖父先后在东魏、北齐为官，父亲在北齐和隋朝做过县令。

李大师的少年时代正是在南北朝的分裂、对立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他19岁那年，隋统一了全国。这样一个巨大的转折，对他后来修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李大师非常好学，善于写作。读书的范围很宽广，因而“备知前代故事，若指诸掌; 商较当世人物，皆得其精”。(《北史》卷100《序传》) 20岁之后，先后在一些地方，担任过主簿一类的官职。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在山东建立“夏”政权，李大师被召去担任礼部尚书侍郎。公元621年，夏政权灭亡后，李大师因受牵连被发配到西会州(相当于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后，被凉州总管杨恭仁召到河西(甘肃、青海黄河以西地区)这段时间里，由于“恭仁家富于书籍，得恣意披览”，(《北史》卷100《序传》) 为日后的写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然而，从杨家的藏书中，李大师只读到了关于宋、齐、梁、魏四代的史书，其余“竟无所得”。两年后由于杨恭仁奉调入京，李大师只好再次来到西会州，过了3年流放生活。一直到武德九年(626)遇到朝廷大赦，李大师来到京城长安，这时他的好友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中书令房玄龄劝他留京谋事，但大师婉言谢绝了朋友们的挽留，毅然收拾行装，东归家乡。贞观二年(628)即东归后仅两年，李大师就“终于郑州荥阳县 (今河南荥阳东北) 野舍”，终年59岁。

在回到家乡的两年中，由于“家本多书”李大师才正始着手编写南北朝史的工作。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刚刚开始，大师就“所撰末毕”带着“没齿之恨”离开了人世。这样，编撰南北朝史的任务就落到了李延寿的身上。

李延寿，字遐龄，是李大师的第4子。

李延寿生长在一个富有藏书的家庭，父亲又是一个熟悉历史、了解当时的学者，这使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李延寿从事政治活动和史学活动是在唐太宗初年至唐高宗初年这30多年间。他曾先后担任过负责保管经籍图书和教授诸王的崇贤馆学士、负责替皇太子进膳尝食的太子典膳丞。后来又转任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央，最后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

唐太宗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重视以史为鉴的皇帝。在他的支持下，贞观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修史盛况。贞观三年(629)，“太宗复敕修撰”南北朝史。为了加强这项工作，又别置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并由宰相监修。在这种情况下，修史工作出现了一个高潮。

在这前后，李延寿参加了不少历史撰述工作。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亲自组织朝庭大臣撰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魏征担任《隋书》的主编，参加修撰工作的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敬播和李延寿等。这时的李延寿还是一个崭露头角的青年史学家。他得以参加这样一项重要的工作，说明了朝廷对他的重视。同时，他也获得了一个极难得的锻炼机会。贞观十年(636年)，梁、陈、齐、周、隋各史同时撰成。但撰成的五部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因此，贞观十七年 (643)，唐太宗又命褚遂良等人修撰《五代史志》以补前缺。李延寿也参加了这一工作。撰写历史，最难的部分是典章制度，李延寿很以参加《五代史志》的修撰，说明他在史学上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贞观二十年(646)，李延寿又参加了重修《晋书》的工作。显庆元年 (656)，李延寿又与长孙无忌、于志宁、令狐德棻等人一起参与了撰修当朝国史的工作。此外，他还在唐高宗时期独立撰成 《太宗政典》 30卷，并令唐高宗 “咨美直笔”，“叹美久之”。唐高宗命人抄写两部 《太宗政典》，一部由皇家图书馆收藏，一部赐给皇太子。经过长期修史工作的磨炼和自己的勤奋努力，李延寿终于成为唐初一位有作为的史学家。《旧唐书》的作者认为：“自武德以后，有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颇为当世所称”。(《旧唐书》传23 《令狐德棻传》)《南史》和 《北史》就是李延寿在这期间独立编撰的另外两部颇具特色的历史着作。

李延寿自己说，撰写 《南史》和 《北史》“恩欲追终先志”。那么，他所追终的 “先志”是什么呢?正如他自己所说：“大师少有着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 ‘索虏’，北书指南为 ‘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 《吴越春秋》(编年体史书，东汉赵晔撰，记战国吴越两国史事。据传原为12卷，今存10卷)，编年以备南北。”(《北史》卷100《序传》)这段话概话了李大师对于南北朝史着述的主要宗旨：一，要改变有关南北朝史书中，南北双方互相诬骂，彼此以 “索虏”、“岛夷”相称的旧例。二，要改变南北朝各代史书中，本国详，他国略，且往往失实的通病。三，采用编年体撰写贯通南北的南朝史和北朝史。这些主张，贯穿了鲜明的天下统一的思想。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除了在体裁上改变了他父亲原来的打算，在着述宗旨上，他忠实地遵循和继承了李大师的遗志，充分体现了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

李延寿撰写 《南史》和 《北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期间，他首先做了一大量艰苦的准备工作。贞观三年 (629)他利用参加撰写《隋书》的机会，接触了皇家史馆所藏的大量史料，特别是他未曾见过的“齐、梁、陈、周、隋五代旧事”，“因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以补“家有旧本”的不足。但是，就在他废寝忘食地搜集、抄录资料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只得中辍了全部工作，回到家中为母亲守孝。

贞观十五年 (641)，李延寿奉调回京城长安，任太子属官。由于令狐德棻的推荐，李延寿再次入史馆参加《晋书》的编修工作。这段时间里，在工作之余，他把重点放在 “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北史》卷100《序传》)

贞观十七年(643)，李延寿参加了由褚遂良主持的撰修《五代史志》的工作。他利用这一机会，“遍得披寻”，进一步查阅了皇家史馆有关的各类藏书。在这样的基础上，从这时起，他正式动笔开始了南北朝史的撰写工作。

如果说李延寿在为写作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做了许多艰苦劳动的话，那么他在16年的撰写过程中，所付出的就更多了。那时，梁、陈、齐、周、隋各书还未在外间流传，无法请人抄写; 再加上，李延寿“家素贫罄”，也无力雇人帮他抄写有关史料。于是，他就以顽强的毅力，花费很多时间，自己动手抄写宋、齐、梁、陈和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以及其他史书的大量材料。经过16年的勤奋努力，李延寿终于撰成《南史》，稍后，又完成了《北史》的写作。显庆四年(659)，李延寿在令狐德棻的鼎力帮助下，向唐高宗上表献书，得到唐高宗的赞赏，唐高宗还亲自为两部书作了序，“但该序今已不存”。(《崇文总目》卷2 《杂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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