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显，字景阳，南朝齐南兰陵 (今江苏武进县)人，生于齐武帝永明七年(489)，他是南齐开国皇帝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豫章文献王萧嶷的儿子，兄弟十六人，萧子显排行第八。史载其兄弟几人大都勤学行，喜作文章，广涉文史，他的二哥萧子恪常对人说： “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梁书·萧子恪传》)他的九弟萧子云后着有《晋书》110卷，《东宫新记》20卷，与萧子显并以史家驰名。良好的家庭环境，为萧子显才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萧子显自幼聪明睿智，很受其父的宠爱，7岁时被封为宁都县 (今江西宁都县)侯，永元末，按照王子例，拜给事中。梁天监初年，萧衍篡齐，建立梁朝，子显与萧衍虽为萧姓同族，但子显毕竟是前朝开国之君的后代，所以一入梁朝即被降为子爵。萧子显深知前人处世的哲理，以“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为诫，以自己的文才，立足于新的环境，入梁之后，仍然官运亨通，历任安西将军外兵曹、仁威将军记室参军，负责上奏皇帝表章及同僚信札书翰来往之事;又任司徒主簿，总管宰相府众事;后任太尉录事，主管太尉府文书。萧子显每任一职，都很尽心尽力，极力表现自己的文才，以博得周围人的注目，同时这些丰富的经历，也使他了解了梁朝的宫廷制度和军府内情，为他以后撰修《南齐书》起了借鉴作用。

萧子显的好学和文才在梁朝时确实得到了赞颂，他曾着《鸿序赋》，自称“《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者所传。” (萧子显《自序》) 尚书令沈约读后也赞道： “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梁书·萧子显传》)沈约把他这篇文章同班固的《幽通赋》相比，说明此赋绝非一般习作，确实是不同凡响。

萧子显雅好辞藻，自叙每有写作，很少思考功夫，必是文思自然而来，不必费力。梁武帝天监十六年(517)，萧子显同大臣们一起参加重阳节的朝廷宴会，在众人广坐间，独受梁武帝的圣旨：“今云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赋诗?”萧子显当即奉命以所赋诗呈上，梁武帝拍手叫好，特降旨曰： “可谓才子。” (萧子显《自序》)

萧子显自幼涉猎文史，对历代史学家的撰叙都有研究，他采摭众家《后汉书》，考订异同，纂成《后汉书》100卷，后又撰《齐书》，梁武帝觉着很合己意，因之而累升“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阳尹丞、中书郎、守宗正卿。出为临川内史，还除黄门郎”(萧子显《自序》)，中大通二年(530)，兼侍中，梁武帝很雅爱他的文才，又赞扬他的言行有风度，以至每有皇帝筵请客人，便命萧子显侍坐，对他礼遇备至。两人常谈古论今，各抒己见，梁武帝曾从容地对萧子显说：“我修了一部《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子显回答说： “仲尼赞《易》道，黜 《八索》，述职方，除《九丘》。圣制符同，复在兹日。”(萧子显《自序》)两人谈得倒是很投机，被当时人誉为名对。

中大通三年(531)，萧子显又被任命为国子博士，负责国子监的讲学任务，当时梁武帝所制的经义，并未列入国子监的经学课堂。子显上任后，立即上表置助教一人，生徒十人，专门研究讲解梁武帝所撰的经义，在此基础上，萧子显又上表要求编撰《高祖集》和《普通北伐记》，此举博得了梁武帝的欢心，不久即被升为国子祭酒，又加侍中。

中大通五年(533)，萧子显官升吏部尚书，侍中官如故。子显自负其才气，常自比古人贾谊，有时未免有些狂妄自大。到掌选任官员的大权时，会见九流宾客，不屑与他们交谈，但举扇一挥而已，举止很傲慢，士大夫们私下都忌恨于他。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就很看重萧子显的为人和才气，在东宫时，萧纲常引名流人士相与饮宴，子显坐于位中，并不很恭敬，尝起身更衣，显得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萧纲就对坐客们说：“尝闻异人间出，今日始知是萧尚书。” (《梁书·萧子显传》) 可见萧纲对子显的器重了。

大同三年(537)，萧子显出任仁威将军、吴兴太守，到吴兴郡不久就去世了，时年49岁，朝廷闻讯下诏文曰： “仁威将军、吴兴太守子显，神韵峻举，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到丧殒，恻怆于怀。可赠侍中、中书令。今便举哀。”到埋葬之时，请封谥号，梁武帝手诏曰： “恃才傲物，宜谥曰骄。” ( 《梁书·萧子显传》)

萧子显一生着述很丰富，早年曾搜集汉、晋以来各家所撰的 《后汉书》，抉择征信诸说，融会贯通，撰成具有一家之言的《后汉书》100卷。此外，在《梁书·萧子显传》中还提到的有《普通北伐记》5卷 (记叙梁武帝自520—527年间北伐元魏的历史)、《贵俭传》30卷、《文集》20卷，但到《隋书·经籍志》中均不见记载，可能早已散佚。《隋书·经籍志》中还记载有萧子显撰的有关经学方面的书，主要有《孝经义疏》1卷、《孝经敬爱义》1卷。现在尚有争论的是《晋史草》一书，《隋书·经籍志》记载是萧子显撰，而《梁书·萧子显传》中却没提及，《旧唐书·经籍志》又记载《晋史草》30卷，作者萧景畅。萧子显，字景阳，畅可能为阳之误。后北宋人撰的《太平御览·兵部》中引《晋史草》，题作者为萧子云，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不合。因年事已远，加之此书早已流失，所以难以稽考，无法定论。

萧子显一生作品虽多，但大都流失，现存的代表作也只有《南齐书》一部，我们只能从 《南齐书》 中探讨他的史观。

萧子显的历史观表现在他是用神意或天命来解释历史的运动问题，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而这个规律就是“天意”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萧子显在《南齐书》八卷本纪中的五卷后论中，多次论述了两汉、魏、晋、宋、齐间改朝换代的历史，其中就很突出地表现了他这种史观。如卷1后的“史臣曰”中，萧子显依《太一九宫占》来总结汉魏历史的发展;汉高祖五年，“太一在四宫，主人与客俱得吉，计先举事者胜。”因而这年汉高祖打败项羽的楚国，晋元兴二年“太一在七宫，太一为帝，天目为辅佐，迫协太一，”是年桓玄废晋安帝，安帝被迫出宫。“大将在一宫，参相在三宫，格太一。经言格者，已立政事，上下格之，不利有为. 安居之世，不利举动。晋安帝元兴三年，“太一在七宫”，刘裕打败桓玄。……宋元徽二年，“太一在六宫，先起败。”是年宋桂阳王休范在寻阳起兵，被萧道成打败。升明元年“太一在七宫，不利为客，安居之世，举事为主人，应发为客，”是年袁粲、沈攸之反萧道成，兵败。“是岁太一在杜门，临八宫，”预示宋顺帝禅位，萧道成将举事为皇帝。这是萧子显用谶纬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一切政事的发生都有预先的征兆，都是由“太一九宫”而定的。

在《南齐书》卷5《海陵王传》之后，萧子显也同样发出了一句议论：“故知丧乱之轨迹，虽千载而必同矣。”这种神秘的“轨迹”，便是他所叙的天意所安排给每个朝代的年号：汉中平六年，出现四个年号——中平、光熹、昭宁、永汉; 晋惠帝太安二年，一岁三号——太安、永安、永兴。同样，南朝齐郁王隆昌元年，也曾先后出现了“隆昌”、“延兴”、“建武”三个年号，这也是一种亡国的象征。萧子显不是客观地分析这几个王朝多次易年号的历史背景，而是把王朝的皇权衰落过份神秘化。

萧子显极力主张“圣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每个王朝的兴起和衰亡都有天象的征兆。在《南齐书·天文志》中，萧子显屡述了天象和人事的关系，在文章的一开头就引用了《易经》上的一段话：“圣人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下面详载了齐高帝登基之前的种种天象：“自孝建元年至升明三年，日蚀有十，亏上有七。占曰： ‘有亡国失君之象。’ 一曰：‘国命绝，主危亡。’ 孝建元年至升明三年，太白经天五。占曰： ‘天下革，民更王，异姓兴。’孝建元年至升明三年，月犯房心四，太白犯房心五。占曰： ‘其国有丧，宋当之。’ 孝建元年至永光元年，奔星出入紫宫有四。占曰： ‘国去其君，有空国徙王。’……升明三年正月十八日，辰星孟效西方，占曰： ‘天下更王。’升明三年四月，岁星在虚危，徘徊玄枵之野，则齐国有福厚，为受庆之符。”文中历叙日月星辰的各种迹象，来说明宋的政权一天天衰亡，齐朝得势已成必然，这就是典型的以天文察星辰之变，而参于政事者的天人感应说。

其次，在《五行志》中，萧子显还历述了霖雨，暴风雷电、大水、火精等许多神奇怪诞的事情，与人事的凶咎相感应。并详述了宋明帝泰豫元年，京师只洹寺荚树枯死，而到了宋顺帝升明末年，此树忽重开花、生叶，以此迹象而引京房《易传》： “树枯冬生，不出二年，国丧君子亡”的话而得以验证刘宋将禅位于萧道成。

《祥瑞志》中，萧子显以“天符瑞命，遐哉邈矣”为开端，在文中引用了许多谶讳之说，说明了“齐氏受命，事殷前典”。齐国的建立，是“皇符所集”，是有命自天。甚至在《幸臣传序》里也写道：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幸臣一星，列于帝座。”是由上天来注定的。

萧子显在《南齐书》中，多次提到“天意”、“天道”和“历数”，自然有他为祖父萧道成篡夺帝位进行掩饰的一面，但同时他也多次用“天道”和“历数”来解释汉魏间历史的发展，所以也不能否认“天命论”是他史观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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