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南齐书》，虽然其篇帙较少，但它完整地叙述了南齐23年间的历史，在史书的体例方面，它突出地体现了纪传体的体例特点，在编纂方法上，其带叙、类叙的特长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上文已叙及，兹不赘述，下面着重从历史文学的角度来分析《南齐书》的特点。

在历史表述上，萧子显学习司马迁《史记》 的写法，“于序事中寓论断”，在 《南齐书》许多人物传中，都显示了他这种才华，如第42卷中，《王宴传》先叙其在刘宋朝时，倾心于萧道成，常参密议，至齐武帝时，更视为其为心腹，“朝夕进见，言论朝事”，“自豫章王嶷，尚书令王俭皆降意以接之”，齐武帝临崩，遗旨以尚书事托付王晏，令久于其职，及郁林王继位，明帝辅政，谋废立之事，王晏便立即响应，拥戴明帝即位，并自以为有佐命功。继又在《萧谌传》中，先叙其在齐武帝时，武帝“斋内兵仗悉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参掌”，武帝卧病在床，犹敕萧谌“在左右宿直”，后郁林王继位，更深委信，萧谌每有急事外出，郁林王便“通夕不得寐，谌还乃安”。明帝辅政，萧谌即劝明帝谋废立之事。郁林王被废之日，郁林王还密写手谕呼萧谌，而不知萧谌已为明帝领兵先入后宫了。《萧坦之》传中，先叙其在郁林王时，亲信不离左右，得入内见皇后，后明帝辅政，萧坦之急于废郁林王，劝萧谌早举事，曰：“废天子古来大事。比闻曹道刚、朱隆之等转已猜疑。卫尉明日若不就事，无所复及。弟有百岁母，岂能坐听祸败，政应作余计耳!”……萧子显在写这几个人物的时候，都不直接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前后史事的对比，来显示人物的品格，清人赵翼评价说：“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着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 (《廿二史札记》) 萧子显把三人列于一传，也表现了他在人物传编次上的合理性。

在文字运用上，《南齐书》较《宋书》而言，自有它简洁的一面，如《刘善明传》，叙述刘善明在刘宋朝时，便是萧道成手下一谋臣，为萧道成献策，打败了沈攸之的叛乱，萧道成比之为汉的张良、陈平。萧道成建立南齐后，任命刘善明为淮南、宣城两个险要之地的郡太守，刘善明到两郡后，以古史为鉴，上表陈书11件事，劝谏齐高帝对百姓要 “怀有恩德”，“问其疾苦”;朝廷制定政策时，要简易“苛政细制”，权停“土木之费”，后宫要“崇俭约”; 对边外要“宣广慈泽”，“境上诸城，宜应严备”，适宜之时，也应“择才辩，北使匈奴”。所录陈书每条只20余字，但面面俱到，条理清楚。又如《张欣泰传》，也叙述了齐明帝时，张欣泰“上书陈便宜二十条，其一条言宜毁废塔寺，帝并优诏报答。”大概张欣泰所陈之事并不甚重要，故只择一条载之，取舍还是很合理的。正因为《南齐书》在记人叙事上有它简洁的一面，所以唐初李延寿编写《南史》，在抄录《宋书》时，认为它太繁芜，删去了不少作者认为无用的文字，而对于《南齐书》则基本上是抄录，大部分都没删削。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私着史极富，但名着很少，传世之作甚稀。《南齐书》，由于受作者出身和本人嗜好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有它的缺憾之处：

第一，作为纪传体体例的《南齐书》，从史书的条目来说，它很不完备，只有纪、传、志，无表，而且像食货、刑法、艺文等这些确能反映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的志，反被忽视，不予记载。左仆射王俭之议，已认识到“食货乃国家本务”，但萧子显修《南齐书》时并未采纳，这是他重大的失策。后来李延寿的《南史》也未能弥补。唐人修《隋书》时，特为补充，究竟为时已晚，不少史料已经散佚，有价值的资料已很难寻找。《南齐书》无表，清人万斯同《历代史表》补有《齐诸王世表》、《齐将相大臣年表》、《齐方镇年表》，后吴廷燮又补《齐方镇年表》，近人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均是弥补缺陷之作，可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第二，上文已述，萧子显的《南齐书》采取了避讳的撰叙法，读者阅读有关纪传，应该把它与《南史》、《梁书》等相参照，有分析地看待其中史料的运用和避讳曲笔之处。

第三，萧子显以文人作史，也构成了《南齐书》在文字运用上的一些缺陷。首先表现在所作的《自序》中，过去史家之作自序，主要目的在于阐述书中的要旨、作者的意趣，使读者阅读他的书，可以“曲得其情”。但萧子显的《自序》，通篇叙述了他“平生颇好辞藻”，受梁武帝恩遇，如同自己的生平介绍，失去了 《自序》的史学价值。其次，萧子显以才艺之士修史，在《南齐书》中，许多地方都是多载词章，少载事实，许多很长的表、诏、笺、檄的原文，长篇累牍，不加节略地完全给以采录，使人读后有繁冗累赘之感，如《豫章王嶷传》所载表、诏达十一处之多，其中的乐蔼与竟陵王子良一笺，竟达一万五六千字。《王俭传》载其谏改紫极殿为宣阳门一疏、请解领选一表、再求解选一表，共二千余字。另如《王僧虔传》、《萧颖胄传》、《崔祖思传》等等都有类似的情况，这些都是，《南齐书》文字不简洁的一面。同时，萧子显仿范晔《后汉书》的作法，各篇之后，既有“史臣曰”，又有赞，用韵语写成，极力表现自己的文才，也都是繁冗之笔。

萧子显溺于文辞，“以为观美之具”，但以此为史，就失去了作为良史的条件。刘知几已指出《南齐书》“文伤蹇踬”的毛病(《史通》)，后北宋人曾巩和赵若、孙觉、尹洙等校正馆阁藏书，也对《南齐书》发表了一番议论：“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聘，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而导致了 《南齐书》“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南齐书·目录序》)批评了萧子显对文字过份地斟酌绘饰，影响了全书的质量。

《南齐书》成书之后，因“诏付秘阁”的关系，能得以流传下来。后李延寿撰写《南史》，有关南齐史的部分，大都抄录《南齐书》。《南史》的撰成问世，使 《南齐书》 曾一度被忽视，但《南齐书》从内容上来说，为《南史》的编纂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南齐历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其中许多资料是很珍贵的。从历史编纂方面来说，《南齐书》的带叙法、类叙法是史家传写人物的进步方法，尤为后人称颂，故《南齐书》作为二十四史之一，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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