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旧称《齐书》，从唐人姚思廉所撰的《梁书·萧子显传》、李延寿所撰的《南史·萧子显传》、魏征等所撰的《隋书·经籍志》，直至五代人刘㫬撰的《旧唐书·艺文志》，都是用《齐书》的名称，只有唐人刘知已的 《史通》异称为《齐史》。《齐书》冠上一个“南”字，最早出现在北宋人曾巩的《南齐书·目录序》中，后人章俊卿在《山堂考索》中引《馆阁书目》也称为《南齐书》，由此可证，《南齐书》的名称始于宋时，当时宋的局势，是宋、辽、金割据，南北朝对立，宋人设身处境，故称《齐书》为 《南齐书》，同时也是为了有别于唐人李百药所撰的 《北齐书》。
南齐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寿命很短的王朝，萧子显的《南齐书》以纪传体的编纂体例，记载了南朝宋末年及萧道成建齐至萧宝融被废七帝二十多年的历史，是研究萧齐历史的基本史料之一，它的编纂体例和编纂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南齐书》 的断限
我国史学家着史，向来都很重视史着的体例，认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 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刘知己《史通》)早在萧齐政权初建时，史官檀超、江淹就提出了修撰国史的体例问题，首先涉及到了齐史的断限：“开元纪号，不取宋年……以建元为始。”(南齐书·檀超传》)而我们细察萧子显的《南齐书》，就可知道《齐高帝本纪》并不是开元纪号不取宋年的，而是从宋文帝元嘉年间萧道成出世时记起的，并且在本纪中，萧子显用了整卷的篇幅叙述了其祖父萧道成在刘宋元嘉、泰始年间，外征北魏，内讨众贼反叛的赫赫战绩。在《天文志》开头也是首记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至宋顺帝升明三年的日蚀、月晕、天灾等天文现象，并明确指明下文“所记三辰七曜之变，起建元讫于隆昌，以续宋史。”《祥瑞志》亦是从宋明帝泰始年间叙起，《五行志》从宋泰豫年叙起。
所以 《南齐书》所记之事，起于刘宋末年，终于齐明帝中兴二年(502)，从严格意义上说，它是记载刘宋朝末年以及萧齐整朝的历史。
2. 人物传的编次和叙述
《南齐书》在人物传的编排上采取了以类相从的方法。如把王融、谢朓合为一传，就是因为他们有许多相类同的地方：王、谢两人皆以高门相媲，王融祖父在宋孝武时任中书令，“曾高并台辅”。谢朓祖为吴兴太守，父为散骑侍郎;其次王、谢两人皆有文才，俱讲声律，文学上都颇有造诣，王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永明九年(491)，齐武帝“幸芳林园禊宴朝臣，使融为《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竟陵王萧子良对他“特相友好，情分殊常”。谢朓亦是“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随郡王萧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数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赏爱，流连晤对，不舍日夕。”亦“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敬皇后迁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齐世莫有及者。”其三，王、谢两人皆致显位而死于非命，王融曾任职中书省，后因欲立竟陵王萧子良，而得罪于以太孙继位之郁林王，“郁林王深忿疾融，即位十余日，收下廷尉狱……诏于狱赐死，时年二十七。”谢朓官至尚书吏部郎，他一心维护齐明帝嫡系，得罪于企图篡位之始安王遥光，遥光大怒，与人连名启诛谢朓，谢朓“下狱死，时年三十六岁。”同样，萧子显把刘��、陆澄合为一传， 也是采用了以类相从的编排法， 刘��“少笃学， 博通五经， 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为一代经师，而陆澄亦“少好学，博览无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释卷”，历任国子博士，讲解经学，曾与王俭书论经典，当世称之为“硕学”。萧子显借二人以发名论，总结了经学自洙泗直到齐的发展历史，人物传编排合理，议论亦是精妙绝伦。又如褚渊、王俭两人，皆为宋之至戚，以宋世臣，为齐佐命，《南齐书》把两人合为一传，也是恰到好处。
王鸣盛在 《十七史商榷》 中把 《南史》与 《南齐书》相比，指出了《南史》在人物传的编排上“以家为限断”的弊病。南北朝时各王朝都年祚短促，人辄历仕数姓，同是刘宋、萧齐朝人，《南史》的立意则是为人作家传，“于一家父子兄弟子姓及其后裔历仕各代者，辄连述之。”如上述王融、谢朓二人，《南史》把王融列入王弘传，谢朓入谢裕传;褚渊附褚裕之传，王俭附王昙首传。这种人物编排法使齐人一概并入宋人物传，分散其事，“使读者茫然不测津准。”而《南齐书》的“以代为限断”，以类相从的人物编排法是 “最为得宜” 的。
《南齐书》在人物传的叙述上采取带叙法和类叙法两种。带叙法即是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附带另外一个与此人有关联的人物的履历事迹。带叙法的优点是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古人称之为作史的良法。带叙法我国古代史学家早已用之，但在南北朝以前，两汉魏晋的史学家主要采取了附传式的带叙法，即在某个人的本传后面另缀附传者的履历。而在沈约的《宋书》中独创了带叙法的另外一种体例，即在某人传的叙事中，忽插入附传者的履历，然后再继叙某人之事，萧子显的《南齐书》大量地采用了这种带叙法，如《南齐书·张敬儿传》中，叙述了张敬儿在南朝宋末年时，便是萧道成手下一员武将，他善弓马，“有胆气，好射虎，发无不中，”升明元年(477)，为辅国将军，这年十月，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萧道成，派使者前往张敬儿驻地，反间张敬儿，张敬儿斩沈攸之的使者，并派随郡太守刘道宗聚众千余人，立营扎寨，以防不测，而当时的司州刺史姚道和不杀沈攸之的使者，并密令刘道宗罢了营寨。等到沈攸之包围郢城时，姚道和却又派遣军队驻扎堇城，作为解围郢城的援军，待张敬儿打败沈攸之军后，姚道和依例也被赐爵赏。后张敬儿把此事上告给萧道成，建元元年(479)，萧道成令有司治罪诛杀了姚道和。《南齐书》在下文遂带叙了姚道和：“字敬邕，羌主姚兴孙也。父万寿……道和出身为孝武安北行佐，有世名，颇读书史。常诳人云： ‘祖天子，父天子，身经作皇太子。’ 元徽中为游击将军，随太祖新亭破桂阳贼有功，为抚军司马，出为司州，疑怯无断，故及于诛。”下文仍继叙张敬儿之事。如为姚道和一人单独列传，则不值得费笔墨，况且他的事迹主要在刘宋朝，如不为立传，而姚道和又有事可传，而且此处交代姚道和的身世经历又很有必要。萧子显在此处用这种带叙法，把姚道和这个人物处理得恰如其分。
类叙法就是在一篇列传里，由为某人作传，而兼叙到和他同类的人，从一个主要人物叙述到其他较为次要的人物，以事类为叙述的方法，称为类叙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类叙法也属于带叙法的一种，即附传式的带叙法。类叙法最早出现在班固的《汉书》中，他在《鲍宣传》后，历叙当时清名之士纪逡、王思、薛方等等，其后范晔的《后汉书·董卓传》中类叙到李傕、郭汜等，陈寿的《三国志·王粲传》后类叙到一时文人徐干、陈琳、阮瑀、刘桢、阮籍、嵇康等，类叙法把一些次要人物附记在事迹相类似的人的传记中，的确是一种既合乎情理而又省事的方法，在萧子显的《南齐书》 中，类叙法也得到了充分利用。
《南齐书·檀超传》中叙述檀超掌理修撰国史的职务而修齐史，乃在其传末记载了熊襄修撰了《齐典》，保存了齐史修撰方面的历史资料。在《文学传》中，萧子显更多地运用了此法，如《王智深传》中记王智深家贫无依，常饿数日不得食，但善写文章，为袁粲所接纳，常给衣食，后又得齐武帝赏识，撰写了 《宋纪》，但王智深与袁粲之间依然“意常依依”，情义不减当年。萧子显又在传末叙述了着《晋书》而为袁粲所赏识的袁昺;“善属文”而为豫章王所欣赏的庾铣。《陆厥传》中记陆厥“有风概，好属文，五言诗体甚新变。”传末即附记了以文章见长而受到文惠太子厚遇的会稽人虞炎。在《孝义传》中亦多用类叙法，如在《韩灵敏传》中叙其兄之妻卓氏守节，而因及吴康的妻子赵氏“誓死不贰”;蒋隽的妻子黄氏人逼其再嫁，欲赴水自杀; 倪翼之母丁氏“少丧夫，性仁爱”……虽然萧子显在此处宣传的是封建主义的贞节观，但他这种少立篇幅，省费笔墨的记叙人物的方法，是可取的。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对《南齐书》的附传有所非议，他认为： 萧子显在褚渊弟褚澄传后附徐嗣传是欠妥的，具体原因并没叙清，但我们细察褚澄、徐嗣两传，就可发现萧子显在徐嗣传上正是巧妙地运用了类叙法。褚澄虽是皇戚，历官清显，但他主要靠自己的医术，得以升迁;“建元中，为吴郡太守，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为治，立愈，寻迁左民尚书。” (《南齐书·褚澄传》)而徐嗣同褚澄为同一时期人，萧子显把两人的医术相比，得出了徐嗣医术更妙，“过于澄矣” 的结论。因为《南齐书》并无《艺术传》一类，萧子显从医术的角度出发，把徐嗣附于褚澄传后，保存了古人治 “大热病”“钉疽” 的难得资料。
3. 《南齐书》 的书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
齐高帝萧道成是萧子显的祖父，萧子显以宗室的身份，作为前朝历史的修撰者，这在古今都是少有的，所以他记叙萧道成的事迹，一方面极力隐讳其恶迹，另一方面又粉饰夸大他的功劳，如在《高帝本纪》中，萧道成派王敬则勾结杨玉夫等弑杀宋苍梧王之事的详细经过，本纪中不予记载，而只叙述了杨玉夫弑帝，以首级交给王敬则，呈送萧道成，隐讳了萧道成在此事中所起的作用。又如萧道成受禅于宋顺帝之事，只载九锡文，禅位诏，看来合情合理，绝不见篡夺权位的痕迹。然而在宋顺帝逊位时，出东掖门，问左右人曰： “今日为何不奏鼓乐?”左右人莫有答者，就可看出宋顺帝禅位之事，全是萧道成一手造成，宋顺帝对此一无所知，故发疑问。萧子显在此处叙述中闪烁其词，微露痕迹，其为祖父隐讳恶迹之意明显可见。
萧子显在为萧道成掩饰的同时，也为同萧道成有关联的褚渊采取了避讳不讥的写法。《南齐书·褚渊传》载： 褚渊“少有世誉”，及长，娶宋文帝女南郡献公主。宋明帝崩，遗诏以为中书令，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与尚书令袁粲受顾命，辅助幼主宋苍梧王。后萧道成兵强势大，褚渊趋附于萧道成，为萧道成废苍梧王助了一臂之力。齐建元元年 (479)，褚渊进位司徒，侍中、中书监如故，朝廷每有机事，萧道成“多与咨谋，每见从纳，礼遇甚重。”齐武帝在东宫时，闻褚渊善弹琵琶，赐予他金镂柄银柱琵琶，并夸“渊美仪貌，美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每朝会，百僚远国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性和雅有器度，不妄举动……轻薄子颇以名节讥之，以渊眼多白精，谓之 ‘白虹贯日’，言为宋氏亡征也。” 萧子显在 《褚渊传》中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褚渊之变节，本为时势使然，而无可非议，故把讥笑褚渊的人称为“轻薄子”。同样，在褚渊子褚贲传中，萧子显首记南宋时褚贲历任萧道成手下的各种官职，继叙褚渊死，贲为父服丧，“流涕不自胜，上甚嘉之，以为侍中，领步兵校尉，左民尚书，散骑常侍，秘书监。”褚贲不拜，“六年，上表称疾，让封与弟蓁，世以为贲恨渊失节于宋室，故不复仕。”褚贲称疾让封，愧恨其父之意已很显然，萧子显犹迂其词曰：“世以为”。唐人李延寿的《南史·褚贲传》中，褚渊失节对褚贲的影响这点记叙是很详细的：褚贲对其父背叛袁粲趋附萧道成的行为深执不同，终身愧恨之，故有栖退之志。褚渊死后，褚贲谢病庐墓，绝食拒客，钉塞门户，以其父的失节为耻辱。这些在萧子显的笔下都隐而不见。
萧子显“为亲者讳”的避讳书法，也表现在他为其父豫章文献王萧嶷所作的正史列传中。史家为父作传，始于《南齐书》，在历史上也仅有此一例。传中记载萧嶷“宽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列传中具体事例不多，竟铺张粉饰至九千多字，极尽推崇之能事。史论以古代圣人周公比之，史赞则云：“堂堂烈考，德迈前踪”，把自己的父亲称为一代“圣人”。萧嶷固然没有大的罪恶，但他以叔伯的身份辅助侄儿文惠太子执政时，也并非像周公那样尽心尽力，忠心无二。李延寿的《南史》在萧嶷传末言，萧嶷死后曾现形，自言为文惠太子所药死，已诉先帝。李延寿据萧嶷、文惠太子去世的时间先后相近来下此结论，是没有充分的史实根据，而且李延寿说鬼的作史法也固然不可取，但此条至少说明了豫章王萧嶷与文惠太子有夙嫌。另外在《南齐书·萧嶷传》中写萧嶷死时，群吏乐蔼等要为他建碑立传，请当时名人沈约撰写碑文，沈约以自己为“间闬小人”，非“一代辞宗”而推卸了此事。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认为沈约此举是“当亦知齐武帝之子文惠太子与豫章王有嫌故耳。”此记亦不无道理。同时，萧子显为了突出其父，在人物传的次序编排上作了有意的改动。萧嶷为齐高帝萧道成的第二子，按正统的史家写法，应入高帝诸子传内，与临川献王映等同卷，而《南齐书》则以临川献王映等为《高帝十二王》，编在第35卷，而豫章王萧嶷在第22卷，与其侄文惠太子相次，以表现豫章王萧嶷不同于他的其他兄弟，同样宗室传中的萧道成兄——衡阳元王道度、始安贞王道生，按理应在萧嶷诸兄弟之前，反在其后的第45卷，更不恰当。赵翼在 《廿二史札记》中认为萧子显的这种写法是“编次之失检”，在这种“失检”的背后，萧子显 “欲尊其父”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萧子显是处在萧衍的统治下，撰写《南齐书》的，他事先既得向梁武帝请示，事后又得向梁武帝上奏，更何况又得以吴均撰《齐春秋》，因为照实只记载了一句“梁武帝为明帝佐命”，不但《齐春秋》被烧毁，连官职都被罢黜了的事件为前鉴，所以《南齐书》中有关梁武帝在萧齐朝政迹的史实记载，未免会有“理失中庸，辞乖体要”的地方。如本纪中同样叙述郁林王萧昭业的失德和东昏侯萧宝卷的罪恶，两者的侧重点明显不同，前者用字仅六、七百，而后者多至二千余，极言东昏侯 “亡德横流”、“隳典则”、“弃彝伦”等无道行为，正是表明梁武帝萧衍举兵夺权的正义性，是“天意”。萧子显在《南齐书》中为了给梁武帝萧衍避讳，不惜丧失史德，对许多史事曲笔处理，如萧宝寅是死、是逃之事，在《南齐书》中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记载。《和帝纪》载：齐中兴二年(502)，萧衍杀齐明帝诸子，萧宝寅投奔北魏，被封为齐王，而在《萧宝寅传》中则云： 中兴二年(502)，萧宝寅谋反，被诛。萧宝寅“谋反奔魏”，这是客观史实，而萧子显在《萧宝寅传》中给萧宝寅一个“被诛”的下场，这正是他怕触犯萧衍的忌讳，引起君臣嫌隙而武断下笔。同样，在《南齐书·鱼复侯子响传》中萧子显还为萧衍的父亲萧顺之进行了避讳，本传写道：“子响杀台使尹略等，武帝遣丹阳尹萧〔顺之〕帅兵至，子响部下逃散，子响乃自服降，赐死。”而历史事实却如《南史》记载：“(萧)顺之将发舟时，文惠太子素忌子响，嘱顺之早为之所，勿令生还。顺之乃缢杀之。”《廿二史札记》认为萧子显此笔，为文惠太子讳，兼为萧衍之父萧顺之讳，是有根据的。而且萧子显为避讳萧顺之的名字，在《南齐书》中凡遇有“顺”字或改为“从”字，或直用墨团代替，这是我们在读《南齐书》时应注意的。
总之，“子显以齐宗室，仕于梁而作齐史，虚美隐恶，其能直乎?”(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3《考史》)在多处史实上曲笔处理，使《南齐书》从书法的角度上说，不能称为一部古代的良史。
《南齐书》原本60卷，今仅存59卷。萧子显在《南齐书》59卷中，以纪传体的体例向我们展示了萧齐历史的发展，其中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
本纪8卷，记南齐七帝23年间的大事，颂扬其先辈齐高帝萧道成、齐武帝萧赜“宽严清俭”、“虽经纶夷险，不废素业”，勤于治国，移风易俗之事，揭露了齐明帝萧鸾“亟行诛戮，潜信道术”，东昏侯萧宝卷为政暴虐、生活奢侈荒淫等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部萧齐王朝由建立到灭亡的历史。
志11卷，有八目：
(一)礼志2卷，按年代顺序，记述了齐时宗庙配享，其中也涉及到有关婚礼和太学方面的制度。如太学上：“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着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咨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建武四年正月，诏立学。永泰元年，东昏侯即位，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为我们了解齐时太学发展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乐志1卷，保存了一些郊祀、朝会的歌词。大都为称述功德、宴享所奏的乐曲。
(三) 天文志2卷，多记日蚀、月晕、五星相犯、列星杂灾等。
(四)州郡志2卷，萧子显自称广采地理杂书，所以在有的郡县下注有当时地理杂书的一些观点，涉及到的地理书主要有《永明三年户口簿》、《永元志》、《永明郡国志》、《元嘉计偕》，使我们可了解到宋齐时志书的发展。同时，《州郡志》中对有的地名的释义也很有新意，如关于“京口”一词的释义，古来许多学者都认为其为“京都之口”之意，而萧子显在“南徐州”条中解释道：“南徐州，镇京口。吴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尔雅》曰： ‘绝高为京。’今京城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绝江为境。”此条释义最为精确，后来北宋人乐史撰的地理大书《太平寰宇记》中就采取萧子显的观点。但《州郡志》却借“户口不知，不敢私载”为由，对《州郡志》中最关重要的户口一项没有记载，这是《南齐书》的最大缺憾。
(五)百官志1卷，叙说简要，间及迁革，裨益颇多，如“太傅”条下写道：“太师、太保、太傅，周旧官。汉末，董卓为太师。晋惠帝初，卫瓘为太保。自后无太师，而太保为赠。齐唯置太傅。”条理很清楚。
(六) 舆服志1卷。
(七) 祥瑞志1卷，附会了许多谶纬之说。
(八)五行志1卷，记载了许多神怪之事，与人事的凶咎相感应，是他“天命观” 的集中表现。
列传40卷，记叙人物将及二百人，后妃、宗室、诸王占四分之一以上，主要涉及的内容有：
1. 反映出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如《沈文季传》记载了永明年间“连年检籍，百姓怨望”，富阳人唐寓之 “聚党四百人”，在新城举兵起义，连克新城、桐庐、富阳数城，兵力聚至3万，后起义失败，但齐武帝被迫取消检籍。又如《竟陵文宣王子良传》所言追逋租、征赋役、兴水利、垦荒田等情况，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百姓受剥削沉重等惨状，这在缺《食货志》的情况下，为我们了解宋齐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2. 反映了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南齐书》沿袭了《宋书》的体例，但记本国，而邻国之事，仅书其与本国交涉者，但萧子显在列传最后载有《蛮》、《芮芮虏》、《河南氐羌》等传，虽极简略，但都反映了民族问题。萧子显在民族史的记叙中，继承了古代史学中的进步思想，吸取当时各族相处的宝贵经验，主张各族间和好相处，在《魏虏传》论中，萧子显总结了东晋、宋、齐三朝对北方少数民族交往的经验教训，指出民族间的仇杀使得百姓民不聊生，对齐武帝永明年间的民族关系融洽、和平交往加以颂赞：“永明之世，据已成之策，职问往来，关禁宁静。疆场之民，并安堵而息窥觎，百姓附农桑而不失业者，亦由此而已也。”但萧子显毕竟是处在南北各个政权对峙形势下的史学家，他也会为本族和本族统治政权争“正统”，在他的《南齐书》中，就充分显现出这种思想，对己而言，“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鼎”，对别族而言，则视为“蛮夷”或“僭伪”，书中称胡人为“芮芮虏”，称北魏政权为“魏虏”，于魏主则书“虏伪主”或书虏帅拓跋某。作者是带有感情色彩来记叙北方少数民族的史事，所以对书中有的史料或评论都要有分析地看待，如在南北交涉中，萧子显多叙南北交战之事，如建元二年(480)，索虏寇淮泗、建武二年(495)索虏寇朐山之类，而于魏人来聘及齐朝遣使聘魏之事，则很少叙及，如永明二年(484)，魏人来聘，九年 (491)，齐派裴昭明聘魏，一概略而不记，因此，在阅读《南齐书》有关少数民族传时，应参照李延寿的《南史》，作为有些史料的补充。
3. 反映了有关文学史、科学史方面的情况： 萧子显以文人作史，在《文学传》中充分显露出他的文才，作者在传后的“史臣曰”中，对宋齐时文章的体裁，作了总结，归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此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作者的议论，使我们从中可了解到文学在宋齐时的发展。
另外，在《祖冲之传》中，记载了大明历表及造指南车、千里船、水碓磨等事，为我国科技史上留下了宝贵文献。
4. 阐发禅理：萧子显的《南齐书》成书于梁武帝时代，梁武帝萧衍自称是个舍身入寺，旧衣蔬食的“佛教徒”，他下令宣布佛教做国教，是“正教”。其他诸如 “老子、周公、孔子者，……又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皆是邪见”“皆是外道”，而要“公卿百官、王侯宗室，反伪就真，舍邪入正。”(《全梁文·敕舍道事佛》)一时朝廷上下佛教徒越来越多，以至“朝贤多启求受戒”。(《梁书·江革传》)处于这种形势下的萧子显为了迎合皇帝，也声称自己“服膺释氏，深信冥缘”。所以在《南齐书》中，也多处阐扬禅理，在 《周颙传》 中载周颙 “泛涉百家，长于佛理。着 《三宗论》。”宣扬那种追求虚幻、渺茫的脱离现实的思想。在《高逸传》中又大肆宣传“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 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扣寂，有感必应，以大包小，无细不容。……佛理玄旷，实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圆圣。若主神道应现之力，感会变化之善，不可思议，唯用言象”，比儒、阴阳、法、墨等道都高明。
5. 内容上的时代色彩——门阀制度在史书中有很深的烙印： 《南齐书》成书于南北朝时代，当时的阶级风尚必然反映到书中来，如人物传中多为豪门立传，叙其识量器局、遗事趣闻，异于庶人。书中凡记士族人物，必于传首载明其祖、父的官阶履历，有的甚至追叙及邈邈的先世，如萧道成本是庶族地主出身，而《高帝本纪》中首一句中就叙及萧道成“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道明其祖父是汉相国的后裔。人物传中还专列《幸臣传》，叙述寒人遇恩幸而参政，亦寓讽刺意，并借门阀士族的口气来评论道：“害政伤民，于此为蠹。”而且当时崇尚清谈，《南齐书》中也列举了不少虚文和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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