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成书至今已有250余年。自《明史》成书以来，对它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过。关于《明史》的研究，清朝的旧史家们多以考订为主，民国以后，史学家们受到西方学术方法的影响，除去继续对《明史》作有考订外，也开始从史学地位等角度对《明史》进行分析研究，解放后，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明史》研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十年动乱后，随着明清史研究的繁荣，有关《明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由于篇幅关系，不可能将这些研究情况全部介绍，只能择其主要者列述于下。

清朝学者对于《明史》所作考订，前篇已作介绍。民国以后对《明史》的研究，与清朝有了较大变化，主要便是不再有对朝廷官修史书的顾忌，因此评价也就日渐公允。其有关《明史》研究之作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以评论研究为主，一类以考证研究为主。

有关《明史》评论研究，始于孟森、陈守实、黄云眉、谢国桢等人。早在30年代初期，孟森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明清史，着《明史讲议》，其第一编 《总论》中首章便讲《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第二章则为 《明史体例》。此时谢国桢先生已着成《晚明史籍考》，于《明史》及关于有明一代历史之史乘，尽作考述，不久，他又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习房写成《明清史料研究》，于《明史》之修纂、作者、体例等作有详论。黄云眉先生此时也在《金陵学报》上发表《明史编纂考略》(1931年1卷2期)，吴晗先生发表了 《明史小评》 (《图书评论》，1933年1卷9期)，这都是最早的有关《明史》评论研究之作。此后又陆续有不少此类文章着述问世。如《修正明史商榷》 (吴雨苍着，载《国专月刊》 1935年1卷1期)、《书明史方正学先生传后》 (李洙着，《文澜学报》1937年3卷1期)、《乾隆补纂本 〈明史〉 本纪述评》 (石园着，载《新东方》1940年2卷1期)、《明史成书始末》 (柯昌泗着，《中和》 1944年5卷10期)。

解放后大陆和台湾的学者也都有不少研究论着问世。如雍叔《明史与纪事本末》(《民主宪政》1957年12卷2期)、向举《读明史记》(《民主宪政》1957年12卷12期)、李光涛 《论乾隆年刊行之明史》 (《中央日报》1958年3月25日)、张其昀《新刊明史序》 (《中国一周》1962年7月637期)、雍叔《整理明史的第一步工作》 (《新时代》 1964年4卷6期)、娄志清《明史》 (《华冈学报》1964年2期)、南史明《〈明史〉评介》 ( 《历史教学》1965年7期)、周骏富 《明史艺文志渊源考》 ( 《图书馆学报》1967年8卷)、包遵彭《明史编纂考导论——附包遵彭主编明史论丛总目》 ( 《书目季刊》 1967年1卷4期)、包遵彭 《明史考证捃逸导论》 (《书目季刊》1968年2卷4期)、易于《明史与明史稿》 (《艺林丛录》1973年9月9编)、陈左高《李慈铭的明史研究》(《艺林丛录》1973年9月9编)、张明凯 《康熙乾隆与明史》 ( 《古今谈》 1978年6月157期)、黄爰平《 〈明史〉 稿本考略》(《文献》1985年18期)、许大龄《我阅读 〈明史〉 的一些体会》 (《文史知识》1984年3期) 等。

除此之外，还有柴德赓教授所着《史籍举要》和谢国桢先生所着《史料学概论》两部着作。这两部史籍史料学的着述，虽然并非专论《明史》，但其中都有对《明史》的独到而详明的讲解，可以作为读《明史》的指导。

《史籍举要》和《史料学概论》分别是两位教授在大学及研究生课堂上的授课讲义。《史籍举要》1982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史料学概论》1985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史籍举要》有关 《明史》章节分为 (一)《 〈明史〉 的纂修和作者》; (二)《 〈明史〉 的史料来源》; (三)《 〈明史〉的编纂方法》; (四)《 〈明史〉与 〈明史考证捃逸〉》四个部分，基本概括了有关《明史》的主要内容。《史料学概论》中用一章专述明清史籍，而以《明史》为主要内容之一。书中除去介绍《明史》纂修过程及体例特点之外，还着重介绍了《明史》的阅读方法，参照读物及《明史》的缺点。这本书中还用一些篇章介绍了明清史籍的版本学和史籍工具书的使用等，也可供《明史》入门之用。

《明史》是一部大型正史，卷帙浩繁。自成书以后，考证者甚多，兹将近世考证文章，择其要者开列如下：陈守实《明史抉微》(《国学论丛》1928年1卷4期)、段琼林《明史本纪原本补本异同录》(《故宫周刊》1931—1932年105—121期)、兑之 《读明史笔记》 (《新民月刊》 1936年2卷1期)、张鸿翔《明史卷一五六诸臣世系表》(《辅仁学志》1936年5卷1、2期)、李独清《明史〈何腾蛟传〉考异》(《贵州文献季刊》1938年1期)、李晋华《明史 〈德王府世系表〉 订误》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9年8本2分册)、侯仁之 《明史列传稿斠录》 ( 《史学年报》 1939年3卷1期)、秋生 《明史 〈杨继盛传〉 订误》 (《责善半月刊》 1940年1卷10期)、王崇武 《明史 〈张春传〉 考证》 ( 《人文科学学报》 1943年2卷1期)、李光璧《明史三考》 (《辽海引年集》1947年)、吴缉华《明史宰辅表初校》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4年25本)、张鸿翔《明史中丙兔宾兔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1期)、李学智《孔有德耿仲明降清始末及明史黄龙传考》(《幼狮学报》1958年1卷1期)、徐玉虎《明史中郑和下西洋年代之谬误考》 ( 《大陆杂志》1960年20卷6期)、黄彰健《明史纂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0年31本)、徐建竹《明朝必里卫在什么地方——对 〈明史·兵志〉 的订正》 (《光明日报》1962年1月17日)、包遵彭《明史汇证凡例》(《中国一周》1962年7月638期)、余启兴《明史太祖本纪注》(一)、(二) (《华侨日报》 1963年4月5日、19日)、房兆楹《明史刑法志正误一则》 (《大陆杂志》1965年31卷9期)、黄彰健《明史纂误续》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6年36本下)、辛雨《 〈明史〉不讳龙凤正朔》(《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1978年)、《书 〈明史·詹鼎传〉后》(《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1978年)、胡起望《 〈明史·广西土司传〉校补》(《民族研究》1979年2期)、王亚兴《 〈明史〉记李万庆史事考异》(《史学月刊》1982年6期)、杨济坤《 〈明史·河渠志三〉 正误》 (《南充师院学报》 1983年1期)、王亚兴《 〈明史·忠义传〉记明末河南史事勘误》(《中州今古》1983年2期)、王云《读〈明史·刘传〉 补正》 (《昆明师院学报》1983年2期)、 刘精义《 〈明史·白瑜传〉及校勘记一则正误》(《中国史研究》1983年3期)、官大梁(《 〈明史〉校记三则》(《史学月刊》1983年5期)、邸富生《关于〈明史·张学颜传〉两处地名的辨正》(《中国史研究》1984年1期)、马明达、王继光《 〈明史·鲁鉴传〉 笺注》 (《兰州大学学报》 1984年4期)、王兴亚《 〈明史〉 误载潼关战役日期》 ( 《史学月刊》 1984年5期)、马承玉《 〈明史〉 两处地名勘误》 ( 《江汉论坛》 1984年5期)、杨翰球 《 〈明史·日本传〉中永乐宣德要约辨误》(《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2期)、刘凯鸣 《新版 〈明史〉校勘疏漏五则》(《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3期)、官大梁《 〈明史〉校勘四条》(《福建论坛》1984年1期)、胡静《 〈明史·李自成传〉勘误一则》(《史学月刊》1984年4期)、官大梁《 〈明史〉正误二条》(《中国史研究》1984年4期)、万明《试谈几部明史中的 〈张居正传〉》 ( 《文献》 1986年18期)、王兴亚 《 〈明史〉 误载李化龙享年》( 《史学月刊》 1985年5月) 等。

60年代起，中华书局点校《明史》，郑天挺、王毓铨诸专家参与点校工作。郑天挺教授作有《 〈明史〉读校拾零》，收入所着《探微集》中，可供参考。而于《明史》考校最详者，有李洵教授所着《明史食货志校注》，全书16万余字，依《明史·食货志》顺序加以校注，注文以顺序列于每段文字之后，书前有《 〈明史食货志〉 的编纂学》一文以作全书前言。另有凡例。考校之据，除明实录、《大明会典》、王原 《明食货志》、王鸿绪 《明史稿食货志》外，并有 《行水金鉴》、《漕船志》、《明会要》、《续文献通考》、《明经世文编》、《古今治平略》及地方志多种，为阅读 《明史食货志》所必读之书。至于全面考订 《明史》的着作，则首推黄云眉教授所着《明史考证》。

《明史考证》经黄云眉教授30年努力而成书，全书200万字，由中华书局出版，共8册。书前有 《本书内容挈要》 1篇，实为 《明史》修纂之剖析，分纪、志、表、传列述，简明而有所见，又不同于其他介绍 《明史》之着述。文中称：“明史考证致力之中心，在提取明史范围内所包含之若干问题，根据明史已采用或未采用之可靠资料，作较深入之探讨，俾将进而揭发明代封建统治之真实面貌及其本质，此与累朝旧史考证专为旧史要求服务之目的，截然不同，故首橥之。”

“明史旧有考证已散失，王颂蔚所辑列传部分，名曰明史考证捃逸者，今已附明史印行。其书质量较差，无论苑中人，类多不学，而官史考证，动涉嫌讳，未许博引诸书，内容又必选庸庸无过者，即其病也。然既积众手之劳，要足为彼此裒益之助，可取者录之，谬误者纠之，斯固后起之责，而新旧考证方向方法之异揆，亦籍以对比焉。乃若考证部分撰者，竟不知前代表上于朝之书，可用 “经进”字冠书名，欲改经进小鸣集书名为宾竹小鸣集;不知明初讳诛为“废”，而以朱升子同坐事废为未死;甚至冒本纪为实录，私测冥窥，辄表意见，可谓陋妄已极! 考证特为一一抉摘之，俾勿以是辈草恶之溷，使仅存之旧考证蒙诟愈厉。”

《明史考证》于《明史》考证极详，凡每段须考者，于每段文字后附考;每句须考者，则于每句下附考。先列 《明史》原文原句，下以小字排印考证文字，全书以考证文字为主，内容之广、之详，迄今尚无过之者。

就 《明史》研究情况来看，至今为止，仍是考证多于研评，而且至今尚无研究 《明史》的专着问世。并非 《明史》不值得研究，而是史学工作者尚未尽到研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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