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在编纂上有许多特点。除纪传之外，建有许多志、表，有些志、表是其他正史中所没有的。例如《营卫志》就是《辽史》所独有，其中保存了契丹早期的宫帐(斡鲁朵)、捺钵(行营)及部族的组织与历史等重要史料。某些志虽非《辽史》仅有，但内容安排很有特色。如《仪卫志》中舆服内容分为“国舆”和“汉舆”，“国服”与“汉服”，仪仗分为“国仗”、“渤海仗”、“汉仗”等，不但记述契丹早期的车舆、服饰和仪仗等制度，同时对后来采用汉制辇舆和服饰，仪仗的时间、规格、形制等方面都有所论述。《礼志》分载契丹与汉族礼仪; 《百官制》分纪北、南面官制，在内容上都有自己的特色，是研究契丹王朝的主要资料。在天祚帝后面，还附有耶律大石的西征及西辽建国的材料。这是汉文资料关于西辽(哈剌契丹)的宝贵文献，是中外学者研究西辽史的重要依据。《辽史》立表极多，且内容丰富。清代史学家赵翼说： “《辽史》立表最善。”当然《辽史》的某些表也有勉强缀成的。如辽帝每年游幸之事具书于本纪，又把有关材料抽出着《游幸表》，其意义并不大。

《辽史》的另一特点是附有《国语解》1卷，本卷对纪、传、表、志中出现的许多有关官制、人事、物产、部族、地理、姓氏等契丹词汇，作了译解，成为研究契丹语言文字及其历史的珍贵资料。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在论及《辽史》时，指出其优点还在于“其书以实录为凭，无所粉饰”。参以元人所批评的“语多避忌”，自然是难于全信的。但在记述宋、辽关系时，两相比较，往往有利于我们从宋史所讳的地方，窥见事实的真相。如《宋史·太宗纪》载，太平兴国七年，“闰十二月戊子朔，丰州与契丹战，破之，获其天德军节度使萧太”。《辽史·圣宗纪》记此事说：“宋遣使献犀带请和，诏以无书却之。”既然宋战败辽兵，为什么要遣使请和?又如《宋史·康保裔传》及《宋史·真宗纪》记，康保裔于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与契丹兵战，“兵尽矢绝，援不至”，战死。宋真宗 “闻之震悼，废朝二日”。而 《辽史·圣宗纪》载，统和十九年(1001)康保裔 (《辽史》避太祖讳作康昭裔)兵败被辽军擒获，遂降辽，辽“以所俘宋将康昭裔为昭顺军节度使”。上引有关这两事的记述，不难看出 《辽史》 较为可信。

总之，《辽史》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功绩的。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 《辽史》都早已佚失了，这两部着作中的许多资料都赖《辽史》一书得以保存。《辽史》成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朝历史的着作。史学大师王国维评价说： “若契丹、若女真，其文化较近，记述亦较多，然因其文字已废。除汉人所编之辽、金二史外，亦几无所谓信史也。”(《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由于辽代的历史文献极端缺乏，因此有关辽的材料，虽吉光片羽，亦弥足见珍。这就更表明《辽史》的珍贵和重要。

由于《辽史》成书去辽时较远;文献资料原比较缺乏，时移世异，散佚又多; 元人修史时成书亦过于仓促，因此书中前后重复，史实错误，疏漏抵牾之处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纪年错误

《辽史》在编纂过程中由于没有认真做纪年的考订工作，纪年方面出现许多错误。如卷1《太祖纪》：元年(907)“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据欧阳修《五代史记》等记载，梁王朱全忠自立为帝是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朋才弑济阴王。《辽史》把称帝和弑主同系于元年四月朔，显然有误。卷2《太祖纪》： “天显元年七月，卢龙行军司马张崇叛，奔唐。”旧《五代史》和《资治通鉴》等书记载，张崇奔唐之事是在天成三年，即辽天显三年闰八月。卷6《穆宗纪》： 应历二年 (952) 十二月。“辛卯，以生日，饭僧，释系囚”。而同卷应历三年、十三年、十四年和十七年生日均系于八月。穆宗耶律璟，小字述律。据《太宗纪》载：“天显六年八月庚申，皇子述律生，告方祖庙。”穆宗的生日为八月无疑，十二月辛卯生日说有误。卷6《穆宗纪》： “四年十二月辛酉朔，谒祖陵。”“五年春正月辛未朔，鼻骨德来贡。”如果五年为正月辛未朔，那么四年十二月就应当是辛丑朔，辛酉有误。卷7《穆宗纪》：“应历十八年秋七月辛丑，汉主承钧殂，子继元立。”据《五代史记》及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考记： 继元之立当在九月。卷12《圣宗纪》： 圣宗统和五年夏四月丁酉，“上率百僚册上皇太后尊号曰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 礼毕，群臣上皇帝尊号曰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卷14《圣宗纪》：在二十四年冬十月庚午朔，“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号曰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五年与二十四年两处都记载圣宗和承天后上尊号之事，而且文字也基本相同，显然有一处记载有误。再检索卷71《后妃传》：“二十四年，加上尊号曰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由此可见，承天皇太后上尊号是在统和二十四年，而不是统和五年。卷15《圣宗纪》： 开泰三年 (1014) 冬十月丙子，“以旗鼓拽刺详稳题里为奚六部大王”。而同卷又记，四年丙子，“以旗鼓拽刺详稳题里姑为六部奚王”。再检索卷69《部族表》亦记此事件为开泰四年。类似上述这种纪年错误现象几乎比比皆是。

2. 译名混乱

《辽史》中契丹人的姓名是用汉字书写的契丹语音，由于所用汉字极不统一，且名、字杂见，因此引起许多混乱。《辽史》卷89《杨皙传》与卷97 《杨绩》，两人的时代、出身、经历以及封爵均相同，定为一人无疑。“晳”与 “绩”音相近，因修史时疏忽，遂造成一人两传。《辽史》卷16《圣宗纪》载： 开泰七年十一月，“刘晟为霸州节度使，北府宰相刘慎行为彰武军节度使”。刘晟与刘慎行实为一人，但在《辽史》中就变成了两人。卷18《兴宗纪》重熙七年 (1038)十二月，以 “耶律应稳南府宰相，……傅父耶律喜孙南府宰相”。检卷97《耶律喜孙传》： “耶律喜孙，字盈隐。”盈隐又译应稳，这里因名字杂见，误为二人。辽圣宗时人萧排押，在开泰五年曾封东平王，《辽史》为其立传，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辽史·圣宗纪》：“开泰八年三月乙亥，东平王萧韩宁、东京留守耶律八哥、国舅平章事萧排押、林牙要只等讨高丽还。”萧排押字韩隐，隐、宁音相近，这里萧韩宁、萧排押实为一人。类似这种一人搞成二人的现象，《辽史》中实属不少。如萧惠与管宁、萧英与萧特末、耶律张家奴与耶律章奴、萧奉先与萧得里底等，傅乐焕先生在《辽史复文举例》中，对这几个人的事迹考证甚详，兹不赘述。纪传之间同名异译的现象更是很普遍。耶律淡，本传作“字敌辇”，《太宗纪》 中是“南院大王迪辇”。耶律勃古哲，本传作“字蒲奴隐”，在《圣宗纪》中常作“普奴宁”。耶律资忠，本传作“小字札剌”，《圣宗纪》则作 “只剌里”。曷里必又作何鲁不，怕里又作霸里，别里刺又作鳖里刺，斯奴古又作辛古等，举不胜举。地名也有因译名不统一，误一地为两地的现象。如鸭子河，已在圣宗太平四年 (1204)下诏改名为混同江，此后鸭子河名应废弃不用。然《辽史》中圣宗后鸭子河名不但未废，反而与混同江同时出现。《耶律俨传》载： “清宁四年，城鸭子、混同二水间。”再如卷27 《天祚帝纪》： 天庆二年 (1112) “春正月己未朔，如鸭子河”“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把鸭子河与混同江误为两地。

3. 记事前后矛盾

纪传志表间记事常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如卷2 《太祖纪》作：“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而 《属国表》记同一件事为：“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乌母主可汗。”究竟俘获的是回鹘都督毕离遏，还是回鹘可汗乌母主?又 《太祖纪》载：天显元年二月，“以奚部长勃鲁恩、王郁自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从征有功，优加赏赉”。而《属国表》记：“天显元年，回鹘、新罗、吐蕃、党项、沙陀从征有功，赏之。”是奚部长从太祖征回鹘、新罗等地有功受奖，还是回鹘、新罗从征有功受奖?意思完全相反。《百官志》：“左丞相，圣宗太平四年见左丞相张俭。”“右丞相，圣宗开泰元年见右丞相马保忠。”然据《圣宗纪》载： 张俭为左丞相是太平六年，马保忠为右丞相在开泰二年。《太祖纪》记：阿保机在唐天复二年，即位前五年，“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而 《食货志》记：“及即位，伐河东，下代北郡县。”同一件事，两处记载相差五年之久。《景宗纪》记： 保宁三年七月辛丑，“以北院枢密使贤适为西北路招讨使”。而 《耶律贤适传》又记： “三年，为西北路兵马都部署。”使人不知采用哪一说为是。《百官志》说：“耶律俨，咸雍中为都部署判官。”而 《耶律俨传》作 “大康初，历都部署判官。”咸雍与大康，虽然皆为道宗年号，但是时间却相差好几年。

4. 史实错误与疏漏

《辽史》在编纂过程中，由于失之严密的考证，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史实错误和疏漏。立国建号是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契丹国志》、《东都事略》等书都记载了辽太宗会同元年建国号为大辽，圣宗即位改国号为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改国号为大辽。根据 《韩橁墓志》、《冯从顺墓志》。《释加佛舍利塔铭》、《静安寺碑》、《灵岩寺碑》、《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孟有孚墓志》、《耶律弘益妻萧氏墓志》、《惠州李祜墓幢记》等辽石刻资料，咸雍以前都称大契丹，咸雍以后都称大辽，可以证实《契丹国志》、《东都事略》的记载是正确的。对于国号这样的重大事件，《辽史》中失于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疏漏。《辽史》记载的辽太祖阿保机尊号谥号，也有令人生疑的地方。《辽史·太祖纪》称：神册元年 (916)，群臣 “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统和二十六年七月，进谥大圣大明天皇帝”。生前的尊号与死后的谥号相同，这简直不可思议。根据史籍和契丹铭刻资料分析，统和二十六年给辽太祖所进的谥号不是 “大圣大明天皇帝”，而是 “圣元皇帝”(参见刘凤翥 《辽太祖尊号谥号考辨》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1期)。又如《辽史·道宗纪》载，道宗大安十年，诏明年改元 “寿隆”。《东北诸蕃纪要》、《北辽通书》、《历代纪年》、《东都事略》、《文献通考》以及各种石刻资料记载道宗年号均作 “寿昌”。而且 《辽史》卷43 《历象志·闰考》亦作“寿昌”。辽圣宗名隆诸，辽人谨于避讳，道宗断无取祖辈圣宗名纪元之理。钱大昕认为 “隆”当作 “昌”，是很有道理的。此类问题实属不少，在此不可能一一引述。

如果对同时编纂的辽、金、宋三部史书进行优劣比较，我认为次序是《金史》、《宋史》、《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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