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着者生平

《梁书》作者虽仅题姚思廉一人之名，实则是姚思廉与其父姚察二人之功。

姚氏祖籍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隋灭南朝陈后，姚氏父子迁往关中，定居关中万年 (今陕西西安)。

姚察 (533—606)，字伯审，一生历仕梁、陈、隋三代。梁朝灭亡时，姚察才22岁，入陈后任秘书监，领大着作、吏部尚书等职，开始着手修撰《梁书》。书未成，陈亡。后遂入关中，做了隋朝的秘书丞。隋文帝杨坚十分看重姚察的学识，曾对朝臣说：“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惟得此一人。”开皇九年 (589)，姚察奉隋文帝杨坚之命，撰梁、陈二史，书未成便于大业二年 (606)去世。姚察撰梁、陈二史虽未峻工，但已有了相当规模，《陈书·姚察传》说：“《梁》、《陈》二史多是察之所撰窗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思廉涕泣奉行”，这就为姚思廉最后成书打下坚实的基础。

姚思廉 (557—637)，字简之，自幼承受家学熏陶，随父习班固之《汉书》。成人后仍嗜学不倦。思廉一生历任陈、隋、唐三朝。在陈朝时任扬州主管，入隋后在汉王杨谅府下任参军，尔后又在河南郡任司法书佐，在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府下任侍读。隋大业十四年 (618)十月，李渊父子攻克长安，代王府下臣僚们如鸟兽散，只有姚思廉坚守在杨侑身边，寸步不离。思廉对攻入代王府大殿的李渊手下的官兵们大声喝道：“唐公起义兵，打的是辅佐隋朝王室的旗号，各位对代王休得无礼!”众官兵被姚思廉凛然无畏的气概所震慑，列于殿下，不敢造次。李渊听说此事后，称赞姚思廉为“忠烈之士”，并允许他扶持杨侑离开大殿。姚思廉的忠君行为深得李渊、李世民父子赞赏和嘉奖，这是他在唐初能得到重用的主要原因。姚思廉在唐初任着作郎，司文学撰述之职，近在帝王身边，后来一直做到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预闻要政、多为将相大臣兼职的尊贵官职——散骑常侍。

姚思廉敢于直言极谏。有一次，唐太宗要去九成宫避暑，他极力阻止，进谏道：“去离宫游乐这样的事情，只有秦皇、汉武那样专制而不恤民情的帝王才去做。尧、舜、禹、汤那样圣明的君主就不会有这样的行为。”李世民听后十分尴尬，只好推说自己身体不适，是为了养病才去避暑，非为游乐之事。为了表彰姚思廉直言敢谏的精神，唐太宗赏赐给他帛50匹。

姚思廉虽然一生高官厚禄，但他一心只在做学问上，对官场名利之事十分恬淡。他做官的时间很长，政绩平平，其主要的贡献还是在史学方面。姚思廉与历史上的司马迁继司马谈而成《史记》，班固继班彪而成 《汉书》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子继父业。他秉承其父姚察之意，“凭其旧稿，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 (刘知几 《史通·古今正史》)

据思廉自述，他在大业初年其父去世不久就开始补续梁、陈二史，自大业初至贞观三年，经20余年，又正式受诏修史，所以事先已有很深的功底和丰富积累。此后，又经过8年功夫，才正式完成了父子两代的事业。在写书的过程中，魏征名义上奉诏同撰，实际上是姚思廉一人之手笔。《旧唐书·姚思廉传》也说： “魏征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

姚思廉一生除了撰修 《梁书》，还编撰了二十四史中的 《陈书》。书成后不久，贞观十一年 (637) 病逝，卒年80岁。

2. 史学观点

姚氏父子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然而，由于他们学识渊博，才思过人，并且行高义嘉，所以他们的仕途特别顺利，一直处于社会上层，为梁、陈、隋、唐数朝帝王所重用。但是，姚氏父子曾亲睹了梁、陈二朝的政治变迁、泱泱大隋的迅速灭亡，深刻的历史巨变使他们的史学观点有不少超过前人和独到的进步之处。

姚氏父子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在运动中有质变，“失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时屯阳九，盖在兹焉”，(《梁书》卷56《侯景传》) 历史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

姚氏父子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观。因此，他们大都紧紧围绕人事来考察王朝的兴衰、事情的成败。姚察在评论梁武帝太清年间侯景之乱时说：“夫举事者定于谋，故万举无遗策，信哉是言也。傅歧识齐氏之伪和，可谓善于谋事，是时若纳傅歧之议，太清祸乱，固其不作。申子曰： ‘一言倚、天下靡。’ 此之谓乎。” ( 《梁书》卷42《傅歧传》) 在姚察看来，如果梁武帝听从傅歧的建议，拒绝与魏高澄通使和好，高澄企图离间梁王朝与自魏奔梁的侯景之间的关系的计划就会落空，侯景也不会因此举兵反叛，梁朝更不可能中衰，人事在梁衰亡中起了关键作用。

姚思廉的见解与其父姚察大致相同。在《梁书·武帝本纪》的史论中，姚思廉认为梁武帝能够夺取政权，建立帝业，在于“齐季告终，君临昏虐，天弃神怒，众叛亲离”，而梁武帝“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濡足救焚”，以 “翦暴夷凶”为己任，因此“万邦乐推，三灵改卜”，时势将梁武帝萧衍推上了历史舞台。他认为梁朝所以能“治定功成，远安迩肃”，为魏晋以来少有的文化繁荣、地广力强之邦，在于梁武帝采取了一系列于国于民有利的进步措施：“辟四门，弘招贤之路;纳十乱，引谅直之规;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这样梁朝才成为了一个“南超万里，西拓五千”的强盛王朝。在总结梁武帝晚年政治混乱不堪的情况时，姚思廉认为是由于梁武帝宠幸朱异这样的佞幸，使他们“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造成“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因此，梁朝衰亡“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梁书》卷3 《武帝本纪》)这种以人事来解释梁朝兴衰的思想观点，是姚思廉反思历史巨变的结果。

南朝梁是我国佛教的兴盛时期，上至梁武帝君臣，下至平民百姓，无不虔诚信教。对此姚氏父子在《梁书》中记载了一些佛事，但并没有过多地颂扬，相反，却对我国封建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无神论者范缜立传，并详细地记载了他的不朽名着《神灭论》，而未加一句贬词，从而为后代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保存了一份极为珍贵的资料。这不能不说是姚思廉史学思想中的光辉的一面。

当然，作为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姚氏父子在头脑中不可能完全排除天命论的影响。在《梁书·侯景传》中，姚思廉分析梁朝出现侯景之乱的原因时指出：“侯景小竖，叛换本国，识不周身，勇非出类，而王伟为其谋主，成此奸慝。驱率丑徒，陵江直济，长戟强弩，沦覆宫阙，祸缠宸极，毒偏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盗之祸。呜呼! 国之将亡，必降妖孽，虽曰人事，抑乃天时。”虽认为侯景之乱由于人事，但也认为是出于 “天时”。(《梁书》卷56《侯景传》)这种天命观念无疑是姚氏父子俱存的历史局限。但是，与同时代萧子显所着的《南齐书》相比，姚氏父子强调和突出的还是那些帝王将相的个人才智和品质，对于他们的成败得失，也主要着眼于人事上的考察，因此，瑕不掩瑜，姚氏父子的历史观主要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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