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五史》中，《梁书》称不上鸿篇巨着，但它却以自己富有特色的编纂体例、内容和文风，引起后人的重视。

《梁书》问世数十年后，着名史学家刘知己在其《史通·古今正史》中，就对《梁书》的史料来源、编纂经过作了概述。以后，五代刘昫在其 《旧唐书·姚思廉传》中，北宋宋祁、欧阳修在其《新唐书·姚思廉传》中，都对《梁书》的成书过程作了叙述，对姚思廉“推究陈事”、“编次笔削”之功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南宋以后，不少着名学者对《梁书》都很注意，如着名目录学家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 中，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 中，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都述及《梁书》。尤其是着名思想家叶适在其读书札记《习学记言序目》中，结合南宋的社会现实，对《梁书》有很多具体评论，研究《梁书》不可不读。

除了鸿儒硕学的具体述论外，宋人对《梁书》的研究还体现于另一方面，即将《梁书》置于诸史中一齐研究。这些着作包括周护《十七史赞》30卷、《名贤十七史榷论》104卷，吕祖谦《十七史详节》273卷，钱端礼《诸史提要》15卷，王先生《十七史蒙求》16卷，宋人的“十七史”是包括《梁书》的。这些着作虽然大多已不存在，却显示了《梁书》的广泛影响。

明代，尤其是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对诸史的研究也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关于《梁书》的研究，多分散在各家的研究着述中，按性质可分为数类：有关《梁书》考证质疑的，有明代朱明镐的《史纠》6卷，清代牛运震的《读史纠谬》15卷、李贻德的《十七史考疑》、钱大昕的《读史拾遗》5卷、赵翼的 《陔余丛考》43卷、张烩的 《读史举正》8卷、洪颐煊的《诸史考异》18卷、全祖望的《经史问答》10卷、宋书升的《二十四史正讹》、桂馥《札朴》10卷等; 有关《梁书》增补整理的，有清万斯同的《梁诸王世表》1卷、《将相大臣年表》1卷、徐文范的《东晋南北朝舆地表》12卷、杨守敬的《萧梁疆域图》1卷、洪孙的《补梁疆域志》4卷、侯康的《补梁书艺文志》1卷、汤洽《补梁书艺文志》1卷等; 有关《梁书》广征博闻的，有清洪亮吉的《两晋南北史乐府》2卷。当然，最具影响的还是清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共100卷，系校勘文字、补正讹脱、考证铨释典章制度、评论史书和人物之作。涉及梁朝的有卷53的《姚思廉的梁、陈二书》，卷55的《梁武帝生年》、《梁武即位事梁书南史叙次不同》、《梁武纪事南史较详》，卷61的《梁书无柳仲礼》，卷63的《临川王宏与梁书大异》、《武陵王纪南梁互异》、《王琳张彪梁书无传》，卷64的《元帝杀王伟》等等。

钱大昕的 《廿二史考异》 100卷，是以考订、校勘、训诂见长的史学性着作。有关 《梁书》的1卷，不但校正文字，还考订内容，对记载有出入、有错误的地方，以及历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审慎的考订，成为后人校定 《梁书》的重要参考书。

赵翼的 《廿二史札记》36卷，为初读二十四史的指示途径之作，涉及《梁书》的有卷9的《梁书悉据国史立传》、《梁书编传失检处》、《梁书多载饰终之诏》、《梁书有止足传无方技传》、《古文自姚察始》、《八朝史至宋始行》，卷10的 《南史增删梁书处》、《南史删梁书处》、《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卷11的 《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梁南二史歧互处》，卷12的 《齐梁之君多才学》、《梁武存齐室子孙》、《齐梁台使之害》等。他用比较、综合的方法，提炼出的许多精到简明的专题，颇多值得思考和探索之处。

近代对《梁书》研究卓有成绩者，主要有李慈铭的 《梁书札记》、张元济的《校史随笔》、钱基博的《古籍举要》。李氏 《梁书札记》对《梁书》多所校勘考证，为今人校勘《梁书》的重要参考书。张氏 《校史随笔》，关于《梁书》的校勘札记，有 《卷末疏语》、《宋本多墨丁空格》、《避唐讳诸字》、《王伟彭俊进士囊》、《宋本阙文》数则，于今校证《梁书》颇多裨益。钱氏《古籍举要》对 《梁书》颇有评论，值得参考。

以上是有关《梁书》的研究简况。至于《梁书》的工具书，主要有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人名索引》，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梁启雄编 《廿四史传目引得》，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忱石、吴树平编 《二十四史人名索引》，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忱石编 《南朝五史人名索引》，其中以最末者最为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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