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自问世以来，两次出入正史，元明清初鲜见传布，故对是书的考评议论，主要集中在宋代和清乾隆四十年以后。

宋代学者对薛居正《旧五代史》的利用较频，司马光《资治通鉴》、欧阳修《新五代史》均参据薛史，北宋初年官修类书《册府元龟》也屡见征引，但从现存记载看，极少关于薛史的评议。欧阳修着新史，显然因旧史未尽人意，但他也没有留下具体批评文字，晁公武撰 《郡斋读书志》，称“欧阳修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然而，欧阳修以一代文宗的身份，不惜耗费20余年时间，撰编新史，其原因恐不止于旧史之 “繁猥”，而在于薛史的观点、义例已不合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学术空气了。北宋中期以后，疑古风渐盛，汉儒注疏、训诂之学遭到排斥，学者崇尚《春秋》笔法，并以此作为修史准则，孙甫着《唐史记》，称：“欲明治乱之本，谨劝诫之道，而不师《尚书》、《春秋》之意，何以为法?” ( 《唐史论断序》)而《旧五代史》的作者断代分书，奉僭君为正统。字词不具褒贬，徒为“乱臣贼子”张目，当然为宋代《春秋》学者不容了。欧阳修说：“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乱世之书也。”(《文献通考·经籍考》引《直斋书录解题》)这也是他撰述《五代史记》的大旨所在。自欧史刊出，宋儒多予好评。李方叔《师友谈纪》指出： “欧阳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盖文忠公学《春秋》于胡瑗、孙复，故褒贬谨严，虽司马子良无以复加。” (同上) 陈师锡《五代史记序》说：“五代距今百有余年，故老遗俗，往往垂绝，无能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有余年间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于后世，来者无可考焉。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表彰新史之得，也就点明了旧史之失，扬欧史亦即贬薛史，这些议论反映了薛史在宋代学者眼中未获好感，也没能得到较为客观的评价。

宋人补校 《旧五代史》 的着述有：

胡旦《五代史略》43卷，胡旦以薛史褒贬失实，撰为此书，于宋仁宗天圣五年 (1027) 献上。是书已佚。

王禹偁《五代史阙文》1卷，王禹偁录薛史避嫌漏略者，以备阙文，凡17事，梁史3事，唐史7事，晋史1事，汉史2事，周史4事，宋真宗时上。

陶岳《五代史补》5卷，陶岳采五代十国遗事107条，以补薛史，今传本存104事，其中记后梁21事，后唐、后晋、后汉各20事，后周23事。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 (1012) 上。

上述后两种书，清人在辑录整理《旧五代史》时，已按各条所系，分注于辑本相关内容之后。

清代中叶，《旧五代史》复出，引起学者广泛注意，考评之作纷出。《四库全书》编纂官邵晋涵亲自参加了薛史的辑佚和整理。并撰写了《旧五代史考异》，他在《编定旧五代史凡例》中指出：“薛史本纪沿《旧唐书》帝纪之体，除授沿革，钜纤毕书。”“欧史改修，原据薛史为本，其间有改易薛史之文而涉笔偶误者”，这是对薛史叙事详赅的首肯，同时他又认为薛史断代分书之体失当，“五代诸臣，类多历事数朝，首尾牵连，难于分析。欧阳修新史以始终从一者入梁、唐、晋、汉、周臣传，其兼涉数代者，则创立杂传归之，褒贬谨严，于史法最合。薛史仅分代立传，而以专事一朝及更事数姓者参差错列，贤否混淆，殊乖史体，此即其不及欧史之一端。”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则不同意邵氏观点，他说： “史家自班、范断代为史，体裁已定，准情酌理，百世不可易也。陈氏志三国，逐国各断，未尝并合，则南、北史亦宜逐朝各断，而李延寿乃合之，……薛居正五代史力矫延寿之失，梁、唐、晋、汉、周仍各自为一书，极是。” ( 《十七史商榷》卷93《断代为史错综非是》) 王鸣盛还对薛史采据实录及 “职官志不载往代之制，直从五代叙起”的作法深以为然，同时，对该书 “《僭伪传》但略载伪主事，其臣多无传”等缺点提出批评。在清代乾嘉学者考评史书之作中，论次薛、欧二史得失最全的当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这部史论以两卷篇幅述五代史，赵翼在书中详细分析了两史取材、体例、论断、书法等方面的得失优劣，阐明 “欧史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薛史全采各朝实录”，而“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薛史书法回护”但又有直笔，“欧史书法谨严”等特点，最后得出二者不可偏废的正确结论。赵翼的这些分析和认识，基本上为后来研读《旧五代史》者所本。

清代考据、注疏之学兴盛，除《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对《旧五代史》存在的问题多有辨明外，一些学者还对辑本薛史的缺陷拾遗补阙。《旧五代史》缺艺文志，顾怀三撰有《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旧五代史》无表，万斯同《历代史表补》为之补作十一表，有 《诸王世表》、《将相大臣年表》、《诸国世表》、《诸国年表》、《诸镇年表》、《吴将相大臣年表》、《南唐将相大臣年表》、《南汉将相大臣年表》、《蜀汉将相大臣年表》、《后蜀将相大臣年表》、《北汉将相大臣年表》，此外，万光泰还撰有《五代十国世家年谱》，近人吴廷燮撰有《五季方镇年表》。

民国以来，对《旧五代史》进行系统研究和细致校勘，以陈垣用力最勤。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自1925年起，先后担任辅仁大学校长，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图书馆馆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是近代着名史学家，于元史、中西交通史、宗教史及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俱有精深的研究和丰硕的成果。陈垣重视考溯史源，他对《旧五代史》的研究，即是通过多方面校勘推绎，考订讹误，还复其本来面貌。1937年，他发表了《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文，利用自己搜集的《册府元龟》所引薛史共194条，校核出清辑本 《旧五代史》多处删改原文，为满清统治者讳饰，他归纳有十类情形：(1) 忌虏，凡 “虏”字必改为 “敌”、“契丹”，(2) 忌戎，改“戎王”为“契丹”或“契丹主”，(3) 忌胡，(4) 忌夷狄，(5) 忌犬戎，(6) 忌蕃忌酋，(7)忌伪忌贼，(8)忌犯阙，(9)忌汉，(10)杂忌。凡有所忌，或删或改。陈垣还利用传世《册府元龟》及《永乐大典》残卷对辑本进行复核，发现辑本共引《大典》816条，《册府》300条，误标卷数处竟占十之一、二。(《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载《文史》第3辑)这些校核和订正，对恢复薛史原貌极有帮助。建国后，由陈垣主持编定的《旧五代史》点校本，即吸取了上面的成果。

建国以来的对《旧五代史》的探讨，也主要集中在校核、辑补方面。由于《永乐大典》残卷不断新有发现，中华书局并于1960年和1986年两次予以影印，前印本730卷，续印本67卷，为研究者参稽考辨薛史之失提供了方便，因而辑佚之作，相继刊布。张凡据《永乐大典》前印本引录薛史86条，与辑本对照，认为其中失辑23条，已辑但有严重脱漏的7条( 《旧五代史辑补》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然杨汰撰文认为，所辑23条佚文，有5条并非薛史所属，而是其他史籍，《大典》所录出处有误。(《读旧五代史辑补书后》，载《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参加《永乐大典》续印本的影印工作的张忱石也辑得4条佚文，其中1条已为中华书局点校本补入，另外3条分别出自原本 《安从进传》、《王弘传》和《马希范传》。张忱石还根据《大典》引文对辑本进行了认真校核，发现清人在辑抄编录薛史时有许多忌改、窜改、抄误及误标卷数，有的改误至今仍遗留在通行本中。(《永乐大典续印本史料价值发微》，载《中华文史论丛》 1986年第3辑) 需要申明的是，上述辑校成果都是在中华书局点校本出版以后发表的，应引起研读《旧五代史》者的特别注意。

近些年来对《旧五代史》特点及作者、史观的评论，仍多是结合《新五代史》来谈的，如陶懋炳《新旧五代史评议》等。此外，在一些综述古代史籍或史家的着作中也有一些介绍，如柴德赓《史籍举要》、张舜徽《中国史学名着题解》、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张志哲《中国史籍概论》、王健群《二十四史提要》、张舜徽《中国史学家传》、陈清泉等《中国史学家评传》等。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万起编辑的 《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198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郭武雄撰写的《五代史料探源》，均为阅读薛欧二史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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