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卷46史部正史类，在品评欧阳修《新五代史》与薛居正《旧五代史》的异同时指出：“盖修所作，皆刊削旧史之文，意主断制，不宜以纪载丛碎，自贬其体，故其词极工，而于情事或不能详备。至居正等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备，可以征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证，虽其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闻琐事，反藉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旧五代史》的特点，大致如四库馆臣所言。具体说来，可以分为以下四点：

1. 材料真实

《旧五代史》所据材料，为历朝实录和范质的 《五代通录》，均为五代及宋初编纂成书的，实录的修撰者又多本朝资深史官，如张昭、贾纬、敬翔、王溥等人，他们对所述典章故事非常熟悉，大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变迁，为了编修史书，又广搜博采有关记注、诏制、奏议、家传，掌握了大量原始材料。《旧五代史》据实录删简而成，保存了不少实录原文，其撰者也多历仕五代者，可依见闻订正增删，故《旧五代史》的材料可信程度是较高的。

2. 记载全面

《旧五代史》所述范围，虽以中原五朝为中心，但北至契丹，南至占城，西至党项，东至新罗，均有交待;这段历史时期的军政要事、经济文化状况，俱有记述。不仅重大历史事件，都不惮其繁地引录有关诏制奏议，予以详细报道，就是一般史籍易于忽略的国计民生及图书的典藏刊印等史事，也未遗漏。如《周书·世宗纪》详细记录了柴荣历次兴修水利的活动，显德六年(959)，“河决原武，诏宣徽南院使吴延祚发近县丁夫二万人以塞之”; 他还派人疏理运河，“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河”，“发滑、亳二州丁夫浚五丈河，东流于定陶，入于济，以通青、郓水运之路;”“又疏导蔡河，以通陈、颍水运之路”，使得唐末以来久已阻断的江淮漕运重新畅通。五代时期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雕版印刷业的兴起，《旧五代史》没有忽视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在一些纪传中予以介绍，《唐书·明宗纪》记长兴三年 (932) 二月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 《九经》印板”，《周书·冯道传》亦载“时以诸经舛缪，(道)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又《晋书·高祖纪》记述天福五年 (940)，石敬瑭因好 《道德经》，令道士张孝明 “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 “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这都是最早的官印图书的记载。关于官私征访、收藏图书的情况，在《周书·世宗纪》、《梁书·罗绍威传》、《唐书·郭崇韬传》中也有介绍。五代期间，由于各地军阀的残暴统治，百姓不堪忍受，纷纷揭竿而起，对于这些农民起义，持封建正统观念的《旧五代史》虽呼之为“贼”为“盗”，但还是予以客观记录，如着名的毋乙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卷10《梁书·末帝纪》中是这样描写的“毋乙数辈，渐及千人，攻掠乡社，长吏不能诘。是岁秋，其众益盛，南通淮夷。朝廷累发州兵讨捕，反为所败。”总的看来，《旧五代史》事无巨细，均予实录，客观上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史迹，虽然篇帙较多，未免有“繁猥”之讥，但其史料价值，远远胜于以“简洁”着称的 《新五代史》。

3. 叙述客观

《旧五代史》有不少神异、粉饰之言，一向受到历史学家的批评，但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多数人物事件的描写，作者持论还是公允的，报道也是比较客观的。

例如，《唐书》对庄宗的叙述，就是采取“善者书之，不善者亦书之”的态度。唐庄宗李存勖在做晋王时，尚能体恤民情，“恤孤寡，征隐逸，止贪暴，峻堤防，宽狱讼”，“帝每出于路，遇饥寒者，必驻马而临问之，由是人情大悦。”(卷27《唐书·庄宗纪》)，他派李存璋做河东马步都虞候兼军城使，整肃吏风，“抑强扶弱，诛其豪首，期月之间，纪纲大振”，(卷53《唐书·李存璋传》) 但在当了皇帝以后，便沾沾自喜起来，向臣下自夸“我于指头上得天下”(卷133 《高季兴传》)他猜忌功臣，唯信任钻营拍马之徒。唐朝旧臣苏循“入衙城，见府廨即拜”，“及循朝谒，即呼万岁舞拚，泣而称臣，庄宗大悦。翌日，又献大笔三十管，曰‘画日笔’，庄宗益喜.”“即令循守本官，代为副使。”(卷60《唐书·苏循传》)他广收内官伶人入宫，借口“内官不合更居外地”，诏诸道将内官不计高低，并赴京师，使宫内太监增至千人，并“皆给赐优赡，服玩华侈，委之事务，付以腹心”。同光二年(924)“以教坊使陈俊为景州刺史，内园使储德源为宪州刺史”，陈、储二人“皆梁之伶人也”，大臣郭崇韬劝他不要让伶人兼领地方，他却说：“吾已许除郡，经年未行，我惭见二人，卿当屈意之。”此时，他也不再关心民间疾苦了。同光四年(926)“诏河南府预借今年秋夏租税，时年饥民困，百姓不胜其酷，京畿之民，多号泣于路”。(以上引文俱出 《唐书·庄宗纪》)作者于此感叹道： “庄宗失政，四方饥馑，军士匮乏，有卖儿贴妇者，道路怨咨。” (卷35《唐书·明宗纪》) 李存勖由起兵时的 “人情大悦”到晚年时的“道路怨咨”，这一变化是发人深省的。《旧五代史》在叙及他广征宦官时评论道：“唐时宦官为内诸司使务，诸镇监军，出纳王命，造作威福，昭宗以此亡国; 及帝奄有天下，当知戒彼前车，以为殷鉴，一朝复兴兹弊，议者惜之。”在纪论中又指出： “得之孔劳，失之何速? 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沐之艰难，徇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敌政，内则牝鸡司晨。……静而思之，足以为万代之炯诫也。”

不因历史人物行迹不端而隐其功，也不因其功绩卓然而讳言其过，这是 《旧五代史》值得称道的地方。再如描写后唐名臣郭崇韬，既表彰他“以廉干称”，“谋猷献纳，必尽忠规”，又指出他“权位熏灼，恐为人所倾夺”，缺乏度量，也不善于处理周围关系，(卷57《唐书·郭崇韬传》) 即便像柴荣这样“留心政事，朝夕不倦”的 “一代之英主”，也有滥刑昏庸的一面。正是由于薛居正等人持论公允，客观地陈述史事，因而受到后世史家的推许。如清人赵翼所说：“薛史虽多回护处，然是非亦有不废公道者。列传诸臣多与居正同仕前朝，否则其子孙亦有与居正同官于宋者。赵延寿子廷赞，仕宋为庐、延等州节度使，而 《延寿传》不讳其背晋附辽，求为辽太子之事。……王继弘子永昌，仕宋为内诸司使，而 《继弘传》载其曾为高唐英将，唐英待之甚厚，后竟杀唐英，自为留后，曰 ‘吾侪小人，若不因利乘便，何以得志?’尹晖子勋，仕宋为防御使，而《晖传》不讳其反戈推戴唐废帝之事，传赞并谓因倒戈而杖钺，岂义士之所为。赵在礼孙廷勋，仕宋历岳、蜀二州刺史，而 《在礼传》载其在宋州贪暴，及移镇，民相贺曰，拔去眼中钉矣，在礼闻之怒，又乞留宋一年，每户征钱一千，号‘拔钉钱。’ ……此薛史之终不可没也。”

4. 引据充分

《旧五代史》本纪收录诏制敕令较多，而《新五代史》之所以简约，除文笔简练，大量删削诏制也是一个原因，如薛史《周书·世宗本纪》全录显德二年毁佛寺及私度僧尼诏八百余字，欧史仅括为十九字。这些诏制有的是堂煌自誉之词，意义不显，但也有一些属于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如卷110《周书·太祖纪》全录郭威即位制书，便是反映后周初年施行改革的重要文献。从这道制书可以了解当时的改革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除欠赋，“应天下州县，所欠乾佑元年、二年已前夏秋残税及沿征物色，并三年夏税诸色残欠，并与除放”，“天下仓场库务，宜令节度使专切钤辖，掌纳官吏一依省条指挥，不得别纳斗余、秤耗，旧来所进羡余物色，今后一切停罢; 二是节财用，“应乘舆服御之物，不得过为华饰，宫闱器物，务从朴素，大官常膳，一切减损，诸道所有进奉，以助军国之资，其珍巧纤华及奇禽异兽鹰犬之类，不得辄有献贡，诸无用之物，不急之务，并宜停罢”;三是宽刑律，今后应犯窃盗贼赃及和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已前务制施行，应诸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罪并不得籍没家产，诛及骨肉，一依格令处分”;四是慎委任，“朝廷迭差，理或未当，宜矫前失，庶叶通亲，其先于在京诸司差军将充诸州郡元从都押衙、孔目官、内知客等，并可停废，仍勒却还旧处职役。”《太祖纪》中收录的其他诏制，也都与郭威兴利除弊的措施相关，最着名的是广顺间颁布的减牛皮税和赐永业田的两道诏书，前者将困扰百姓多年的“牛皮税”减去三分之二，剩下一分摊入亩税，杜绝“乡县以之生事，奸猾是以侵渔”的现象;后者将原属官府的庄田、桑土、舍宇“便赐逐户，充为永业”，使得耕者有其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此外，《梁书·末帝纪》和《晋书·少帝纪》中收录的一些诏书，也是反映当时战乱不已，生产凋敝，民怨鼎沸的珍贵资料。

《旧五代史》还有一个特点是记载官员除授升降甚详，赵翼说：“薛史凡除官自宰相至于刺史，皆书于本纪，几同腐烂朝报”。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恰恰反映了《旧五代史》忠实地采之实录，保存原始材料的特点。据《五代会要》卷58“诸司送史馆事例”条记载，后唐同光间，中央及地方官署按时录报史馆以备修史的原始记录共19项：(1)时政记，(2)起居注，(3)两省转对入阁待制刑曹法官文武两班上封章者，(4)天文祥变、占候征验，(5)蕃客朝贡使至，(6)四夷人役来降，(7)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8)法令变革、断狱新义、赦书德音，(9)详断刑狱、昭雪冤滥，(10)州县废置、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旌表门闾者，(11)有水旱蝗虫、雪风霜雹，(12) 封建天下祠庙、叙封进封邑号祠，(13) 京百司长官刺史以上除授，(14)诸色宣敕，(15)公王百官定谥，(16)宗室任官课绩并公主出降仪制，(17)刺史县令有灼然政绩者，(18)应硕德殊能，高人逸士，久在山野，着述文章者，(19)应中外官薨已请谥者。上述内容便构成了官修实录、国史的基本要素，薛史多载诏制，除官仍记至刺史，说明作者本之实录删简成书，所作笔削不多。其形式类似于《旧唐书》的本纪。从史法上讲，这样的记述确实之冗繁，但从研究历史的角度，仍可以说是保存了较多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下面. 我们再从与欧阳修《新五代史》的比较来看看两书的短长。

辑本薛史全书117万字，欧史全书仅53万字;薛史五书本纪共61卷，而欧史本纪只12卷;薛史虽残，诸臣列传仍存460余人，而欧史列为梁臣、唐臣、晋臣、汉臣、周臣者总计只有73人，加上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所收39人，杂传所收历仕各朝者144人，总共256人，仅及薛史一半多; 薛史综记一代典章，列为十志，而欧史仅列司天、职方二考。其记事详略，一目了然。欧史在局部篇幅上胜于薛史的，主要是“世家”十卷，分述十国历史，较之薛史的“僭伪”、“世袭”列传三卷记割据政权，叙事和取材都要完备，此外，个别人物传的字数也略盈于薛史。欧阳修着《新五代史》的主导思想是模仿《春秋》笔法褒贬人物，将五代视为乱世，“因乱世而立治法”，“以治法而正乱君”，“使五十余年间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得传于后世，所以欧史刻意于体例结构的安排和一字一句的斟酌，不大看重取材和叙事，因此，虽然在欧阳修生活的时代，五代十国史料极为丰富，而被欧阳修利用者却极为有限，欧史刊出不久，吴缜着《五代史记纂误》，指出该书错误200余条。清人王鸣盛指出： “欧公手笔诚高，学《春秋》正是一病，《春秋》出圣人手，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久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效。且意主褒贬，将事实一意删削，若非旧史复出，几嗟无征。”(《十七史商榷》卷93)“欧史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1)这是两史的主要区别，也是薛史更被史家看重的原因所在。

然而，欧史也有不少优于薛史的地方，在体例上，欧史采用通史体裁，将十国列为世家，较薛史侧之杂传得体，又增添《世家年谱》，弥补了旧史无表的缺憾;在取材上，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博采群言，旁参互证”订正了薛史中的许多舛误;在文笔上，欧阳修是古文名家，着书简严洁净，也远非薛居正等人能比的。

《旧五代史》的主要缺陷，还不在“文体平弱”和 “叙事猥烦”，而是曲笔回护较多、神异怪谈充斥满篇。

薛居正等人着史全依实录，实录多为当朝人所编，不免为先帝隐讳粉饰，这些不实的曲笔往往被同样是五代旧臣的薛居正等人照录下来，不加更改订正，这就使得《旧五代史》的不少记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对此，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1列有《薛史书法回护处》、《薛史失检处》，予以详细指明。如“唐昭宣帝卜祀天于南郊，(朱)温怒，以为蒋玄晖等欲延唐祚，昭宣帝惧，遂改卜郊。薛史不书。”“昭宣帝禅位后，梁封为济阴王。开平二年正月，弑之。薛史亦不书。”“乾化二年，温为其子友珪所弑。薛史亦不书，但书友殷葬太祖于伊阙，号宣陵。”再如关于郭威代汉而称帝的起因，《周书·太祖纪》记为李洪义受得密诏，令杀王殿和郭威，郭威得李洪义出示诏书后，“神情惘然”，召集将校说：“今有诏来取予首级，尔等宜奉行诏旨，断予首以报天子，各图功业，且不累诸君也。”诸将校哗然不服，拥郭威南行入朝。实际情形是郭威将诏书私改为隐帝令郭威诛诸将校，示众后，将校愤然，遂酿成兵变，“本纪所云，诬饰显然，欧史帝纪则直书郭威反。”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时，已距五代七八十年时间，不再有什么顾忌，因而能够参详事实真伪，直言是非功过，订正了许多薛史的曲笔。例如，朱温用敬翔之计令麾下士卒诈为叛逃，然后以讨叛为名，拓地扩充实力，《梁书·太祖纪》描写成朱瑄、朱瑾等人以金帛诱使梁兵叛逃，梁王不得已才发兵，《新五代史》则直书：“宣、瑾助汴，已破秦宗权，东归，(梁)王移檄兖、郓，诬其诱汴亡卒，乃发兵攻之。”

五代时军阀迭起，篡代频仍，各朝帝王实录于此多作粉饰，薛史仍之，述及军阀统治者的诞辰兴替，每每推论异象神怪。如《梁书·太祖纪》述朱温降生，“是夕，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述其篡唐称帝之前“帝之家庙栋间有五色芝生焉，状若芙蓉，紫烟蒙护，数日不散。又是月，家庙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自然而生。识者知梁运之兴矣。” 《唐书·武皇纪》述李克用出生，“是时，虹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唐书·庄宗纪》述曹后生李存勖，“妊时，曹后尝梦神人，黑衣拥扇，夹侍左右。载诞之辰，紫气出于窗户。”即使是以甘称儿皇帝换得皇位的石敬瑭，《晋书·高祖纪》也称其降生之时“有白气充庭，人甚异焉。”至于述及开后周基业的郭威，《周书·太祖纪》更是神征异兆充斥满篇，如“载诞之夕，赤光照室，有声如炉炭之裂，星火四迸。”篡位之前，“营上有紫气，如楼阁华盖之状”，“牙署中有紫气起于幡竿龙首，凡三日。”此类神怪之谈，在薛史列传中也屡见不鲜，卷133《马殷传》云：“初，殷微时，隐隐见神人侍侧，因默记其形像。及贵，因谒衡山庙，睹庙中神人塑像，宛如微时所见者，则知人之贵者，必有阴物护之，岂偶然哉。”卷107《汉书·史弘肇传》描写其被诛，“先是，弘肇第数有异，尝一日，于阶砌隙中有烟气蓬勃而出。祸前二日昧爽，有星落于弘肇前三数步，如进火而散，俄而被诛”。此外，五代十国帝王大都出身低贱，为了给他们继承大统、改朝换代遍造顺理成章的来历，《旧五代史》不顾事实，每每登录附会之言，如说朱温，“其先，舜司徒虎之后”，称石敬瑭“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 (卷75《晋书·高祖纪》)述南唐主李昪“自云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卷134 《李昪传》)上述虚妄之说，怪异之谈，无疑削弱了薛史力求从人事活动上探究历史变迁的主题。相比来看，欧史不言神怪灾异，述朱温，称“其父诚，以五经教授乡里”，(《新五代史》卷1《梁太祖本纪》)述石敬瑭，只说“其父臬捩鸡，本出于西夷，”(《新五代史》卷8《晋高祖本纪》)这样的记载，就客观多了。

正因为《旧五代史》存在上述体例、文风和叙事等方面的弱点，更由于薛史着于宋初，撰者每为五季君臣虚饰，未能将这段历史作为乱世书写，“道学不足以继述作”，(陈师锡《五代史记序》)因而到了疑古之风渐盛，文必载道的北宋中叶，这部史书就不大合乎时人的口味了，于是，便有了欧阳修重纂《新五代史》之举。欧阳修撰新史，已距五代之世近80年，史料纷出，人们对这段乱世的看法也比较固定，即“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新五代史》卷16《唐废帝家人传》)撰者仿《春秋》、《史记》义例，重褒贬，明治道，与时风相应，因而受到君臣上下青睐，“国史称其可继班固、刘向，人不以为过”;(《郡斋读书志》卷5)欧阳修是一代文宗，“法严词简”，新史篇帙不及旧史之半，也易于阅读寻览。与欧史的这些特点相比，《旧五代史》就黯然失色，传之不广了。至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新五代史》于学官，将薛史剔除于正史以外，《旧五代史》几至湮没不传。直到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薛史，方重新确立了这部史书在正史中的地位。

平心而论，薛居正《旧五代史》与欧阳修《新五代史》，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薛史的特长在于“叙事颇为详赅，其是非亦不诡于正”，(《请照殿本各史例刊刻旧五代史奏》，载文津阁库本《旧五代史》)弱点是文体平淡，兼有繁猥之病; 欧史文笔较佳，词约义简，然于史事多有删削。清人取新旧二史并列于正史之林，“有薛史以综事迹之备，有欧史以昭笔削之严，相辅而行，偏废不可，” (《进旧五代史表》)是极恰当的。一般说来，人们研读史书，总希望了解较多的事迹，掌握更丰富、真实的史料，从这一点看，薛史的优点更加突出，“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沈括、洪迈、王应麟辈，为一代博洽之士，其所着述，于薛欧二史，亦多兼采，而未尝有所轩轾。”(《四库全书总目》卷46)因此，《旧五代史》以其完备的取材，周详的叙事以及较为客观地评述历史人物，受到了历代史家的赞誉，不失为中国古代断代史书中写得较好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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