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原称《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为北宋初年由宰臣薛居正主持编撰的一部官修史籍，后来，北宋中叶学者欧阳修私撰了一部《五代史记》，人们为了区别两书，称前者为《旧五代史》，后者为《新五代史》。

《旧五代史》 的编纂年月，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15、王应麟《玉海》卷46和《宋史·太祖纪》的记载，始修于开宝六年(973)四月，成书于开宝七年(974)闰十月，唯《宋史·薛居正传》记为开宝五年(972) 修，逾年毕，时间相差一年。《续长编》、《玉海》 为南宋人所撰，《太祖纪》所据为宋代的实录和国史，亦是当时人依据官方档案编撰的史籍，比之源出家传的列传，可信度要高一些，因此，所谓开宝五年诏修应属笔误。

《旧五代史》的修撰，距宋朝开国仅13年，它是宋初君臣总结历史经验，复兴文治，重整朝纲，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大业的措施之一。

五代十国是由唐末方镇割据演成的分裂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一是各国创建者均为前朝镇将，后梁太祖朱温(朱全忠)和后唐武皇李克用原是唐朝的宣武节度使和河东节度使，后晋高祖石敬瑭是后唐的太原节度使，后汉高祖刘知远又是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后周太祖郭威则是后汉的枢密使兼天雄军节度使，他们都是藉重兵在握之机，凭武力推翻前朝政权的;二是五代各朝均立国短促，后梁17年，后唐13年，后晋10年，后汉仅3年，后周10年，由于军阀混乱战不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朝代更易无常。宋太祖赵匡胤也是靠发动兵变起家的，他自己原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统领京师禁军，显德六年 (959)，周世宗突死，继位的恭帝年仅7岁，赵匡胤在京师以北20里陈桥驿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丑剧，夺得了皇位。这样的作为，与前代武将篡位没什么两样。为了保证赵宋政权享运长久，防止擅权篡位的重演，赵匡胤登上皇位后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接受历史教训，寻求根除擅权争斗之弊的途径。他多次与臣下讨论这一问题。赵匡胤即位的第二年，他问宰相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赵普回答： “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赵匡胤于是采取“杯酒释兵权”的手腕，解除了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都虞候使张令铎的军职。次年，他又对宰臣说：“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此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即令诸州凡决大辟，一律录案闻奏，由刑部详覆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越匡胤还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兵制、官制，扩大科举，重用文官的措施。如将禁军分署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统领，只负责训练，调兵权授予枢密院，由文官任枢密使; 另创 “更戍法”，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统兵将帅难以随意操纵部伍。再如，过去节度使权势极大，赵匡胤在解除节度使的兵权的同时，把财权、司法权也收归中央，派京朝官出知州县事，设通判监导知州、知县，直接向中央负责; 又设转运使，专司地方财政。这些改革措施的目的均在于将地方权力集中于朝廷，将中央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从而保证赵氏家族的统治地位。编修史籍，深究五代弊端，可以说是这些“立国之策”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因为只有以史为鉴，方能更深刻地认识到五代速亡的缘由所在，采取相应措施制止流弊，削除祸根，使新王朝免蹈覆辙。《五代史》修成后，赵匡胤即展卷阅读，并对宰相说：“昨观新史，见梁太祖暴乱丑秽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贼虐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 由此可见，宋朝立国之初，即仓促着手于前朝史册的编纂，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即为统治者规划集权和统一策略提供历史借鉴，“盖欲使后代帝王见灾变而自省，责躬修德，崇仁补过，则祸消而福至，此大略也。” (《旧五代史·五行志》)

宋初帝王倡导编纂史籍典册，还有另一个意图，这就是借制礼修乐，标榜文治，既恢复被军阀践踏得不成样子的纲常礼法，又可笼络知识分子，将大批企盼明主盛世的名流俊秀召至门下。修史只是其中之一，此外，编刻敕令格式、礼典朝章、刑法律例，类编百家丛说、君臣事迹、图经地理，也是这项措施的组成部分。赵匡胤虽出身卒伍，却喜观书，“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周世宗劝他“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赵匡胤回答说：“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正因为赵匡胤不以武将自负，而能注意从图籍中吸取有用的知识，所以，比之始开统一事业的周世宗更具深谋远略，也更能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赵匡胤即位伊始，就强调文治，建隆三年(962)，他要求武臣多读书，“贵知为治之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 乾德初年，得一铜镜，背面有“乾德四年铸”字样，赵匡胤很惊异，召学士问之，窦仪告诉他，“此必蜀物，昔伪蜀王衍有此号，当是其所铸也。”赵匡胤感叹道： “宰相还须用读书人啊!”从此更加重用儒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 由于赵匡胤倾心文治、重用文官，朝廷内外莫不以读书、着书为能事。建隆三年，有司上新删定《循资格》、《长定格》、《编敕格》各1卷; 乾隆元年 (963)，窦仪等上《重定刑统》30卷，《编敕》4卷;二年，窦仪等又上《新定四时参选条件》，开宝六年，卢多逊等上 《开宝通礼》200卷、《义纂》 100卷，重定《长定格》3卷。这些礼仪律令的制定，也是在赵匡胤直接过问下相继产生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载： “先是，上谓大礼使范质曰： ‘中原多故，百有余年，礼乐仪制，不绝如线。今幸时和岁丰，克举禋祀，报神资乎备物，卿与五使宜讲求遗逸，遵行典故，无或废坠，副朕寅恭之意焉。’于是质等相与讨寻故事……。”宋太宗、宋真宗即位后，继续开展大规模校书、修书活动。太宗朝陆续校刻了《五经正义》、《七经疏义》、《史记》、《汉书》、《后汉书》，编修了《太平寰宇记》; 真宗朝，由李宗谔主修了《祥符州县图经》。这期间产生的最着名的四部书，是太平兴国二年 (977) 开始编纂的 《太平御览》1000卷，《太平广记》500卷，《文苑英华》1000卷，《册府元龟》1000卷，主持编修工作的有李昉、扈蒙、李穆、王钦若、杨亿等人，均是深负盛誉的饱学之士。四部大书分门别类采录历代典籍，征引博，分目细，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文献资料。南宋学者评价《太平御览》说：“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扬荡析，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1690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具录。”(洪迈《容斋五笔》)应该说，宋初三朝大规模编印图书，倡导文治，对于重振朝纲，收笼民心确实取得了双重功效。恰如南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录》中所说：“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

编录前朝史籍，也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传统。每一朝代灭亡之后，新朝统治者总要诏令史官取其事迹，勒定成书。然而宋初修《五代史》还不止于这种传统的影响，除了统治者欲兴文事，急于取鉴之外，当时的文人学者也都莫不关心此事，尤其是一些前朝遗老，视修史为己任。后周宰辅王溥自建隆二年起，先后撰成《唐会要》、《五代会要》两书，又与扈蒙等人共同撰成《周世宗实录》一书。另一位后周宰相范质在建隆间纂编了一部《五代通录》。这些历仕数朝、深得前代君主恩宠的文官当然是纂修前朝史册的最合适的人选。对他们来说，这也是报前主知遇之恩、为新主谋划政略的一个机会。宋初文人多经历了五代战乱，那时，军阀横行，崇武轻文，文人贱如草芥，仰人鼻息，苟延于兵革交戎之间。他们自幼诵习儒家经典，而时势却与先哲启示的理想世界遥距万里。宋朝建立后，赵匡胤礼聘文士，任用文官，又施行改革，推进统一大业，这一切都使文人感到振奋，他们治国齐家的理想与抱负终于得以伸展，才干终于得以发挥，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地为新王朝谋划礼制，提供史鉴。宋初学者热心修书编史，正表现出他们期待盛世早至，文风重振的切切之心。应该说，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也是统治者所希望并加以利用的。

总之，《旧五代史》的编纂，是宋初帝王意欲规划集权策略和重修文道的产物，而当时学者亦热心于史学，是因为乱世后痛定思痛，也急于从历史中寻找一些教益，提供给统治者参考和借鉴。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shixue/20230157402.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