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诏修于开宝六年，按照隋唐以来宰相监修史书的贯例，参知政事 (副相) 薛居正受命主持其事，参与修撰的其他官员，据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和王应麟《玉海》记载，还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七人。
薛居正，字子平，开封浚仪 (今河南开封市)人。生于后梁乾化二年(912)，卒于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一生经历了六个朝代，先后在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四朝做官。
薛居正少年时好学不倦，志向不凡，后唐清泰初年，他考进士不第，毫不恢心，作《遣愁文》以自解，识者称其“有辅公之量”。过了一年，果然登举进士。其时他方二十余岁。后晋天福中，他先在华州(今陕西华县)节度使刘遂凝署府作从事，后奏署盐铁巡官。开运初，改度支推官。宰相李崧领盐铁，又奏署推官，加大理司直，迁右拾遗。桑维翰做开封府尹时，奏署为开封府判官。后周广顺初，迁比部员外郎，领三司推官，不久又被任命为知制诰。周太祖郭威征兖州，薛居正从行，加都官郎中。显德三年(956)，迁左谏议大夫，擢弘文馆学士，判馆事。不久，再擢为刑部侍郎，判吏部铨。
入宋后，初任户部侍郎，判留司三司，一度出知许州 (今河南许昌)。建隆三年，入为枢密直学士，权知贡举。赵匡胤平定荆湖，任命薛居正知朗州(今湖南常德)。乾德初，加兵部侍郎，因招抚饥民有功，次年便以本官参知政事。五年(967)，加吏部侍郎。开宝五年(972)，兼淮南、湖南、岭南等道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使事，又兼判门下侍郎事，次年，以副相的身份监修国史及《五代史》，不久，拜相 (门下侍郎、平章事)。太平兴国初，加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又进位司空。太平兴国六年 (981)六月，因服丹砂中毒死，终年70岁。
薛居正为官清正，不为权势所动。后汉乾佑初(948)，史弘肇领侍卫亲军，“威权震主，残忍自恣，无敢忤其意者”，一次，史弘肇的属吏告民犯盐禁，依法当论死罪，狱将决，薛居正怀疑案情不实，召来询问，原来这个属吏与被告有私怨，因诬告之。薛居正立即将这个属吏逮捕审讯，取得供状后，依律治罪。史弘肇得知愤恨不已，却又无可奈何。薛居正能够在肆虐横行，视人命如草芥的后汉朝，不怕忤逆权势熏天的军阀，严惩污吏，制止滥杀无辜的行为，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
薛居正做地方官时，也屡有政绩。后周时柴荣进行改革，在河南推行均田制，按亩征收两税，核查隐田瞒产的情况，改变有田无税，有税无田的状况。薛居正受命到沧州(今河北沧县)均定民租，“未几，以才干闻于朝”，可见他的均租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他在做朗州知州时，荆湖方平，有镇将汪端率数千人“聚山泽为盗”。监军使怀疑城中千余僧人与其有联系，准备全抓起来杀掉，薛居正“计缓其事”，率兵翦灭群寇之后，审问汪端，才知与僧人无关。由于薛居正的审慎，方使得城内僧众免遭屠戮。
薛居正在宋初居官二十载，其中“自参政至为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终不替”，深得太祖、太宗两朝君主赏识，除了他为政勤勉，尽职尽守之外，他的谦谨平和的个人品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宋史》本传称他“性孝行纯，居家俭约，为相任宽简，不好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薛居正历仕四朝，深知统治者好恶无常，必须时时处处谨慎小心，丝毫不能流露出居功自傲的情绪。宋太祖赵匡胤曾对薛居正说：“自古为君者鲜克正己，为臣者多无远略，虽居显位，不能垂名后代，而身陷不义，子孙罹殃，盖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古之人臣多不能终始，能保全而享厚福者，由忠正也。”这番话对薛居正是个告诫，他正是因为恪守了封建社会的“中庸”美德，忠君孝祖，持身平正，不苛求于人，亦不恂私于人，方能在王朝频繁改易的复杂形势下官运不败，扶摇直上，居高位却未遭君臣猜忌，善始善终，“守道蒙福”。(以上引文俱出自 《宋史·薛居正传》) 这的确很不容易。
薛居正好读书，能着述。《宋史》称其“为文落笔不能自休”。死后，他的养子惟吉集其遗文三十卷呈上，宋太宗赐名为《文惠集》。可惜这部文集没能流传下来，使今人难以了解他在文史上的造诣和主张。薛居正主修《五代史》，因其时任宰臣之职，不过，既然他自幼好书能文，毕竟对规制这部史籍的体例和内容多有裨益。
在薛居正领导下的《旧五代史》编纂班子中的其他人，与薛居正的经历差不多，初仕者只有洛阳人李九龄，为太祖乾德间进士，(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70称“乾德二年进士第三人”; 然厉鹗《宋诗纪事》卷2作“乾德五年进士第一”。) 其余都是经历了数朝的官员。与薛居正稍稍不同的是，这些人大都担任过秘书监、史馆、翰林院中的职务，并在修《五代史》前后，参与或主持了另外一些重要官方典籍的编纂工作。
卢多逊是后周显德初进士，做过秘书郎、集贤校理、集贤殿修撰。入宋后以本官知制诰，历祠部员外郎，知贡举，兵部郎中，乾德元年(968)，加史馆修撰，判馆事。开宝六年，迁中书舍人，参知政事。南唐平定后，加吏部侍郎。太平兴国初，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卢多逊“博涉经史，聪明强力，文辞敏给。”(《宋史·卢多逊传》)他在判馆事时，太祖常到馆中取书，卢多逊让吏令告知所取之书，自己通夕阅读，及太祖问书中事，他对答如流，同列皆叹服。
李穆也是后周显德初进士。开宝五年，以太子中允召，六年拜左拾遗、知制诰。太平兴国间，两次授史馆修撰、判馆事、中书舍人，还担任过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李穆在开封府任上，“剖判精敏，奸猾无所假贷，由是豪右屏迹，权贵无敢干以私。”因而得到宋太宗的赞赏，擢拜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但第二年他就得病死了。李穆曾从王昭素受 《易》、《庄》、《老》等书，尽究其义。《宋史》本传称其“以文学孝行见称于时”。他为文雅正，力矫五代以来词令华靡之弊。他的书画也不错，犹精于篆隶。宋太祖曾说：“李穆性仁善，辞学之外无所豫。”(引文俱《宋史·李穆传》)，这是很确切的评语。除参修《五代史》外，他还在太平兴国年间与李昉、扈蒙等人同撰《太祖实录》及《太平御览》诸书。
李昉是后汉乾佑间 (948—950)进士，曾任秘书郎、直弘文馆、集贤殿修撰、集贤殿直学士、史馆修撰、判馆事等职，入宋后由给事中、知贡举历官至宰相。《宋史》本传记载，卢多逊常向太宗说他的坏话，太宗告诉他“多逊居常毁卿一钱不值”，李昉却为其开释;他在任相期间，凡有求进用者，虽知其材可取，仍正色拒绝之，并对子弟说：“用贤，人主之事，若受其请，是市私恩也。”由于他“和厚多恕，不念旧恶，在位小心循谨，无赫赫称”，因而得到太祖、太宗的信任。宋太宗说：“李昉事朕，两入中书，未尝有伤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谓善人君子矣。”李昉也喜好着述，“为文章慕白居易，尤浅近易晓。”(引文俱《宋史·李昉传》)他在后汉诸朝主要负责图书编修工作，宋初的几部重要图籍也多是由他主持编修的，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太祖实录》等。李昉历官三朝，“颇习典礼”，熟悉历代朝章典故，又有多年修书经验，应是《旧五代史》的主要分纂人。
扈蒙是后晋天福中 (936—944) 间进士。宋初两度出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还做过知制诰、史馆修撰、户部侍郎、工部尚书。他“好释典”、“多着述”，入宋前即以“文学名流”称誉于世。他非常注重国史的修撰，宋开国第二年，他就和王溥一起完成《周世宗实录》的编撰。开宝七年，他上书请求恢复轮修时政记，“以备史官撰集”。(引文俱《宋史·扈蒙传》)太宗朝，他与李昉等人一同修成 《太祖实录》。
张澹是后晋开运间(944—946)进士。为晋相桑维翰的女婿。中举后，任解褐校书郎、直昭文馆，迁秘书郎，充盐铁推官，历左拾遗、礼部员外郎，充史馆修撰。还做过一任洛阳令。周恭帝初，拜右司员外郎、知制诰。宋建隆二年，加祠部郎中。当时，秘书郎张去华上书自荐有文艺，要求与张澹、卢多逊及殿中侍御史师颂并试殿中，核定优劣。在这次考试中，张澹答卷跑题，被责授左司员外郎，后又派到地方做通判。直到开宝四年方以转仓郎中复知制诰。《五代史》开修这一年，卢多逊出使江南，朝廷缺学士，太祖遂令张澹直学士院，次年摄殿中监、权点检三司事，但没过多久，他就病死了。张澹“幼而好学，有才藻”，他的殿试被黜，并不全在于词章不佳，而是与朝内党争相关。宋太宗就说：“(张)澹典书命而试以策，非其所长，此盖陶谷、高锡党张去华以阻澹耳。”(引文俱《宋史·张澹传》)
刘兼也是由五代而入宋为宦者，曾任荣州 (今四川荣县)刺史，能作诗，有文集。厉鹗 《宋诗纪事》收录有他的4首诗。
由于以薛居正为首的《旧五代史》撰述班子基本上是前朝遗老旧臣组成的，这些人或历仕数朝为官，或是故相的门生姻亲，他们既感恩于先王旧主的知遇提携，又饱尝了武夫横行、文人遭贱的苦楚，尤其是共同目睹了朝代更迭、兵革不息带来的田园荒芜、生灵涂炭及其纲纪涣散、伦理沦丧，因而在叙述这段亲身经历的历史时，他们的感情是复杂的。这就是我们在《旧五代史》中看到的一些不大谐调的叙笔和不尽一致的史观。在分析王朝兴衰时，作者时而表现出对“天命”、“运数”的无奈，时而又强调人事活动的重要作用;在叙述君臣行迹时，既有渲染回护的一面，又有直笔实录的一面; 在品评功过是非时，虽然打出了 “彰善瘅恶”的旗号，表现出对乱世弊政的忿忿不平，但在涉及一些具体人物、事件时，又常常陷于褒贬并见、瑕瑜共存的局面，流露出作者怯于将自己这个观点贯穿如一的矛盾心理。总之，亲身经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世事沧桑的薛居正等人，对五代十国的历史变迁是深怀感触的，这种感触不能不汇入笔端。《旧五代史》诸多纪论、传论及志序围绕王朝兴替、政治得失、军事成败所展开的讨论，正体现出作者对前代史事的深入反思，其中不乏精辟之论，感慨之言。例如在一定程度上对“天命论”的否定，对战乱时期的暴政恶行的揭露及其对一些具体人事的辩正分析，受到后代史家推许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史学思想。
1. 王朝兴亡 “岂系于天命哉”
五代诸国均享祚短促，由于军阀崛起于四方，“势均者交斗，力败者先亡”，(卷13《梁书》传论)政权的易手，多凭藉武力。如梁太祖朱温、唐庄宗李存勖、晋高祖石敬瑭、汉高祖刘知远、周太祖郭威以及吴越之钱镠、吴之杨行密、闽之王审知、南汉之刘隐、楚之马殷、南平之高季兴、前蜀之王建、凤翔之李茂贞、幽州之刘仁恭，都是依靠军事实力坐上皇位或割地称王的。王朝兴替如此频繁，究竟是系乎天命，还是在于人谋?这是宋初君臣无时无刻不在深思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薛居正等人受诏修史的一个重要使命。通观《旧五代史》，作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几乎所有纪论、传论都直接、间接地述及于此，归结于此，感慨于此。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在讨论这一重大历史命题时，反复强调人事活动的重要作用。尽管出于历史局限，作者不可能摒弃“天命”、“运数”，实际上，几乎所有涉及这一问题的议论，都是走的兼谈天命与人事的传统路子，这也是《汉书》以降历朝正史所热衷的话题，但在具体人事的分析中，作者常常是借“天命”而推演人谋，有时甚至直接排斥”天命”，径谈人事。
例如分析后梁的覆亡，作者在《梁书·末帝纪》中指出：“末帝仁而无武，明不照奸，上无积德之基可乘，下有弄权之臣为辅，卒使劲敌奄至，大运俄终。虽天命有归，亦人谋之所误也。”在评述后唐失政时，作者感叹道：“倘使重诲得房、杜之术，从荣有启、诵之贤，则宗祧未至于危亡，载祀或期于绵远矣。”(卷44《唐书》纪论)在论及立国不足四年的短命的后汉王朝时，作者对 “人谋” 的关切之心更是表露无遗，卷103 《汉书·隐帝纪》论曰：“隐帝以尚幼之年，嗣新造之业。受命之主，德非禹、汤;辅政之臣，复非伊、吕。将欲保延洪之运，守不拔之基，固不可得也。……而内稔群凶，俄自取于狼狈。自古覆宗绝祀之速者，未有如帝之甚也。噫!盖人谋之弗臧，非天命之遽夺也。”在卷107《汉书》传论中，作者更加直接了当地指出：“臣观汉之亡也，岂系于天命哉!盖委用不得其人，听断不符于理故也。”
王朝兴亡“岂系于天命哉”，这是《旧五代史》的作者在探究“天人之际”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 “天命”、“运数”的决定作用，而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史通杂说上》) 的进步史观相合。将这个观点作为撰述此书的指导思想，表明作者欲从人事活动上探寻王朝兴替的缘由，把握这段历史的脉络，这是阅读和研究《旧五代史》首先应予肯定的一点。
2. “夫彰善瘅恶，麟史之为义也”
王朝的兴衰既然与“人谋”息息相关，那么，究竟是哪些人事活动影响了历史发展呢?这是贯穿《旧五代史》的另一主题，即通过对具体人物、事件的客观分析，寻究影响王朝命运的主观因素，以为今人照鉴。“善者既书之，其不善者亦书之，庶使后之君子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也。”(卷96 《唐书》 传论)
“善者既书之”，即通过对前代善政的总结，指出这些措施对于巩固王朝基业的积极作用，为宋初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薛居正等人对唐明宗李嗣源和周太祖郭威是十分赞许的，详细描述了他们在位期间的许多 “善政”，《唐书·明帝纪》叙李嗣源革除同光弊政，罢逐伶官，翦除佞幸，停“省耗”，节进奉，惩处贪污，轻徭薄赋，由此得到一段“小康之局”，作者评价道：“明宗战伐之勋，虽高佐命，潜跃之事，本不经心。……及应运以君临，能力行于王化，政皆中道，时亦小康，近代已来，亦可宗也。”(卷44《唐书·明帝纪》)《周书·太祖纪》述郭威即位伊始，便颁诏革除陋弊，“宫闱服御之所须，悉从减损，珍巧纤奇之厥贡，并使寝停”，“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由于他“起于寒微，备尝艰苦”，因能了解民瘼，施行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改革措施，如奖励耕殖、平均赋役，将官田分赐佃户作为永业田等。他还说“苟利于民，与资国何异?”他的改革措施，既收笼了民心，又充盈了国力，作者在评述这段政绩时，溢美之词，出于言表，称郭威“有统御之劳，显英伟之量，”“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也。”“及鼎驾之将升，命瓦棺而薄葬，勤俭之美，终始可称，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也。” (卷113《周书·太祖纪》)《旧五代史》对唐明宗和周太祖政绩的表彰，其用意是极其明显的，即“近代已来，亦可宗也。”期望今朝君主也能施以仁政，兴利除弊。值得注意的是，薛居正等人所一再昭表的“善政”，有许多是与减轻民众赋税负担相关联的，是否取得政绩，要看民情表现，民心如何。《食货志》评述朱温奖励农耕，减薄租赋，遂得民心：“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后，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园可恋故也。”朱温好战急功，残杀无辜，靠沾满鲜血的双手篡得皇位，不仅在后唐，就在宋初人看来，也将其视为“僭伪”之君，但他能够采取奖励农耕的措施，使民众“乐输”，“未至流亡”，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旧五代史》的作者于离乱之世中寻找可以作为今人参考的“善政”例子，可以说是用尽苦心。后汉朝是最为败陋不堪的一代，时间最短，暴政最多，作者还是举出王周、刘审交二人予以赞扬，称王周“禀性宽惠，人庶便之”;刘审交“无扰于民，百姓歌之”。在卷106《汉书》传论中写道： “晋、汉之际，有以懋军功、勤王事、取旌旄符竹者多矣，其间有及民之惠者无几焉。如王周之阃政，审交之民誉，盖其优者也，汉球、张瓘抑又次焉。是宜纪之篇以示来者，其余皆不足观也已。”再如，卷26《唐书·武皇纪》不惮其繁地引述李克用的幕僚李袭吉的一段话，也深含作者企盼“善政”之意。李袭吉劝李克用“崇德爱人，去奢省役，设险固境，训兵务农。定乱者选武臣，制理者选文吏。”称如此便能“钱谷有钩，刑法有律，诛赏由我，则天下无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则人无谮谤之忧。”这段话虽是数代以前的谏语，但又何尝不是《旧五代史》 作者的心声。
“不善者亦书之”，通过对前代暴政的揭露，指明其对“覆宗绝祀”的作用，提醒今人警觉，以为戒训。薛居正等人将五代诸国的骤亡归结为三种类型，一是君王失政，如唐庄宗李存勖“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沭之艰难，徇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以避祸。”作者愤慨地指出：“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静而思之，足以为万代之炯诫也。” (卷34《唐书·庄宗纪》)二是小人乱邦，辅臣无谋，如述后唐闵宗奔亡 “盖辅臣无安国之谋，非少主有不君之咎”。(卷45《唐书·闵帝纪》)再如述后晋灭亡，称“……而况二安之庸昧，相辅为乱，固宜其自取灭亡也。”(卷98 《晋书》传论)三是二者兼俱，如汉隐帝的败亡，“受命之主，德非禹、汤; 辅政之臣，复非伊、吕”，岂能不亡?又如梁末帝的失位，“上无积德之基可乘，下有弄权之臣为辅，卒使劲敌奄至，大运俄终。”(卷10《梁书·末帝纪》)这三种类型归结到一点，就是君臣失道，未能保国安民，这也就是《旧五代史》的作者一再申明的“人谋匪臧”。薛居正等人对五代间军阀的肆虐暴行予以无情揭露，深刻阐明这些行径对亡国覆宗的直接影响。后汉，便是他们赋以浓重笔墨的一个样板。这个短命王朝的政治舞台上都是哪些人在表演呢?一个是“秉蛇虺之心，窃夔、龙之位，杀人不忌，与国俱亡”的使相苏逢吉，此人“深文好杀，从高祖在太原时，尝因事，高祖命逢吉静狱，以祈福佑，逢吉尽杀囚以报。及执政，尤爱刑戮。”(卷108《汉书·苏逢吉传》)一个是“恣行惨酷，杀戮日众，都人士庶，相目于路”的顾命大臣史弘肇，此人“都辖禁军，警卫都邑，专行刑杀，略无顾避，……但云有犯，便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巡司军吏，因缘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纪。” (卷107《汉书·史弘肇传》)此外，还有“恃太后之亲，稍至骄纵”“喜趋权利，无所顾避”的兼掌内帑及四方进贡二宫费的武德使李业;贪得高位，欲以向史弘肇密报谋杀之事作为进身之阶的宣徽使阎晋卿; 自称“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 的宰相杨邠; 以及“骄横久未迁改”的大将聂文进和“恃宠骄纵”，“翼得重贿”的飞龙使郭允明。这些人以剥刻百姓、贪货滥刑为能事，民心岂能不失.国家岂能不亡，这都是值得后人深以为戒的反面教材。所以，《旧五代史》的作者在历数这些人的劣迹恶行之后，深切感慨： “臣观汉之亡也，岂系于天命哉”! ……且如弘肇之淫刑，杨邠之粃政，李业、晋卿之设计，文进、允明之狂且，虽使成王为君，周公作相，亦不能保宗社之安，延岁月之命，况隐帝、逢吉之徒，其能免乎!《易》曰：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当乾佑之末，何斯言之验欤!”
善恶并书，瑜瑕共见，这一方面体现了 《旧五代史》的作者意欲追循古之良史“不虚美，不隐恶”的传统，另一方面，则阐发了薛居正等人以史为鉴，将五季乱世间的善恶因果提供给今人参照的意图。恰如卷96《唐书》传论所云：“夫彰善瘅恶，麟史之为义也;瑜不掩瑕，虹玉之为德也。”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深明古代亡国之君的骄纵暴虐，方能 “见恶如探汤”，谨慎持身，“行于王化”，避免重蹈旧辙;只有了解往日贤臣明主的善绩仁政，方能反省其对“保社宗之安，延岁月之命”的实效，居安思危，体恤民情，施行宽容统治，以为社稷长久之计。不论薛居正等人的主观愿望如何，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编纂成的《旧五代史》，势必会比较全面地揭露五代军阀混战时期的各种丑迹劣行，比较客观地报道各国的兴衰成败，从而更接近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这样的作史态度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3. “善战之劳，亦有败军之咎”
任何一段历史，都不会是全然一片清明或一片漆黑。雄武之君，间有失政之过; “善战之劳。亦有败军之咎”。(卷23《梁书》传论)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旧五代史》的作者虽然还不能将每一人物、事件放入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是非成败，但在具体品鉴之中，却能全面记载功过，辨析得失。这也是作者标明善恶并书的另一方面。这种历史观也是值得称道的。
例如，对五代诸帝王的评述就比较客观，既写他们图谋霸业、艰辛自励的一面，也不隐讳其峻刑苛察，贪权好利的一面。《梁书》记朱温为积蓄力量，称霸中原、采取“励以耕桑，薄其租赋”，“慎选将佐，完葺壁垒”等措施，使“远近流亡复归者众矣。”但稍获战绩，便残杀兵卒，一次屠俘虏3000人，还说“此乃杀人未足耳!”暴露出一副军阀无赖的嘴脸。他称帝之后，更是肆无忌惮地滥杀功臣部属，骁将邓季筠、黄文靖皆被斩首，养子朱友恭也未幸免于难，终于搞得众叛亲离，被诛于宫的下场。《晋书·高祖纪》评石敬瑭“潜跃之前，沈毅而已。及其为君也，旰食宵衣，礼贤从谏， 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 以��为衣，以麻为履”。然而他为了争皇位，却甘作儿皇帝，“召戎为援，猃狁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由此而为天下人所不耻。《周书·冯道传》叙述这位“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未尝以片简扰于诸侯”的大臣事迹，一方面褒奖他尽职尽守，契丹入汴时，他对戎王说：“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使得 “其后衣冠不至伤夷”，另一方面，又指出他“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对恶名昭着的暴君劣臣，能够分析其得势的原因，不略书其善事;对于另一些深得时誉的“圣主贤臣”，也不讳言其过，而是勇于指摘其缺点。周太祖郭威、周世宗柴荣，是作者笔下“显英伟之量”的“一代之英主”，太祖即位后“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者也”，但是他“不能驾驭权豪，伤于猜忍”，(卷113《周书·太祖纪》)仍有失察之咎;世宗“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摘伏辩奸，多得其理。臣下有过，必面折之，……驾驭豪杰，失则明言之，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莫不服其明而怀其恩也。”然而其“禀性伤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及晚年认识到这些失误，“渐用宽典”，“悯黎民之劳苦”，终因“降年不永，美志不就”。(卷119《周书·世宗纪》) 这些分析，都是比较全面、客观的。
政治得失如此，军事成败亦如此。《旧五代史》评后梁将领刘等人时指出：“刘从机略自负，贺镶以忠毅见称，怀英以骁勇佐时，景仁以贞纯许国，较其器业，皆名将也。然虽有善战之劳，亦有败军之咎，则知兵无常胜，岂虚言哉!”(卷23《梁书》传论)这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观，也是促使该书较为客观地评述史事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上可以看出，尽管《旧五代史》未能完全摆脱“天命”、“运数”的羁绊，但作者对人事活动是相当看重的; 尽管粉饰回护之言处处可见，但也不乏直笔实录之语。作为亲历五代而且旧臣遗老尚存左右的薛居正等人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清人赵翼指出： “薛史之终不可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该书“虽多回护处，然是非亦有不废公道者。”(《廿二史札记》卷21) 这是我们在阅读《旧五代史》 时首先需要认识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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