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是五代时期官修的一部纪传体唐史，也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书。在“廿四史”中，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编纂方法，抑或史料价值，它都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
《旧唐书》的完成，在五代后晋少帝开运二年(945)。当时，因避后晋高祖石敬塘的名讳，不叫《唐书》或《唐史》，而称之为《李氏书》。至宋，自欧阳修、宋祁等《唐书》出，始有新、旧之别，称前者为《旧唐书》，后者为 《新唐书》。
《旧唐书》虽然成于后晋亡国前夕，但从筹集史料，到最后纂成，却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三代，成为整个五代时期最重要的史学活动之一。此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下诏修唐史之前的20年为一个阶段，主要是搜集有关唐代的史料; 其后的5年为一个阶段，主要是进行纂修。
公元907年，朱全忠 (即朱温)窃取黄巢起义的果实，废掉唐朝最后一个君主哀帝，自己称帝于开封，建国号为梁，是为后梁太祖。7年以后，末帝朱瑱即位。又过去8年，到末帝龙德元年(921)，上距唐亡14年，搜集唐代史料的工作便开始进行了。这一年的二月，史馆以北齐时魏收修撰《魏书》“大征百官家传”，“搜访遗亡”，“数年之间，勒成一代典籍”为例，奏请末帝下制：
“敕内外百官及前资士子、帝戚勋家，并各纳家传，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业灼然可考者，并纂述送史馆。”
同时，特别强调：
“如记得前朝会昌 (按： 唐武宗年号，(841—846) 以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皆须直书，不用文藻。兼以兵火之后，简牍罕存，应内外臣僚，曾有奏行公事，关涉制置，或讨论沿革，或章疏文词，有可采者，并许编录送纳。候史馆修撰之日，考其所上公事，与中书门下文案事相符合，或格言正辞询访不谬者，并与编载。”(《旧五代史》卷10 《梁末帝纪下》)
末帝下诏准其奏，成为五代时期正式搜集唐代史料的开端。不久，后唐政权即取后梁而代之。
后唐经庄宗到明宗天成元年(926)，都官郎中庾传美受命充任三川搜访图籍使，专程入蜀，在后蜀政权支持下得唐高祖至代宗九帝实录及杂书千余卷。第二年回来后，即全数交付史馆。庾传美这次访书的成功，对于《旧唐书》的纂修有着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关系着《旧唐书》的命运和价值。因为庄宗时的战火，使当时史馆“煨烬无几”，这九帝实录“甚济其阙”。明宗长兴二年(931)，都官郎中、知制诰崔棁上言请“特命购求”唐宣宗以下数朝野史，以其“年代未遥，耳目相接，”“可备编修”，“成一代之信书”，明宗从其议。第二年五月，史馆又以唐宣宗以下“四朝之圣君令命，寂寞无闻; 数世之忠臣楷模，湮沦罔纪”，提出 “须谋纂集”的建议。(以上所引，均见《册府元龟》卷557《采撰三》)十一月，史馆进一步奏道：
“昨为大中 (按： 唐宣宗年号，公元847—860年) 以来，迄于天佑(按： 唐昭宗、哀帝年号，公元904—907年)，四朝实录，尚未纂修。寻具奏闻，谨行购募。敕命虽颁于数月，图书未贡于一编。”
接着，又分析了 “难可访求” 的原因——北方 “久罹兵火，遂成灭绝”。但“恐岁月渐深，耳目不接，长为厥典”，强调对两浙、福建、湖广特降 “诏旨”：
“各于本道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除目、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数，据有者抄录上进。若民间收得，或隐士撰成，即令各列姓名，请议爵赏。”(《五代会要》卷18《史馆杂录》)
在此同时，史馆更加明确地希望“庶成撰集之功”，准备进行纂修。然而，一年之后，明宗卒。闵帝继位不到四个月，又为末帝取代。两年过去，后唐政权覆灭，石敬塘称帝，建立后晋政权，改年号为天福，是为后晋高祖。
经后梁、后唐两代史馆的努力，到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诏修唐史时，搜得的唐代史料，恰如贾纬所奏：
“史馆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至文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略。”(《册府元龟》卷557《采撰三》)
这就是说，自后梁末帝龙德元年(921)至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整整20年间，搜集到的唐代史料，主要是其前期和中期的官修实录和国史，缺少的仍然是唐代后期六个皇帝的基本素材。
后晋天福六年(941)，开始转入正式纂修唐史的阶段。这年二月，高祖石敬塘下诏：
“有唐远自高祖，下暨明宗，纪传未分，书志咸阙。今耳目相接，尚可询求。若岁月寝深，何由寻访?宜令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光(一作先)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赵莹监修。” (《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
一个多月后，贾纬因母去世，回家守丧，赵莹又奏以刑部侍郎吕琦、侍御史尹拙同修。根据 《宋史》卷263 《张昭传》 中 “以唐史未成，诏(昭)与吕琦、崔棁等续成”的记载，知崔棁也参与了纂修工作。接着，监修赵莹便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写。首先是根据史馆所缺唐代基本史料的情况，再次奏请下诏购求：
“请下三京诸道及内外臣僚，凡有将此数朝实录诣阙进纳，清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资地，与除一官。如卷帙不足，据数进纳，亦请不次奖酬，以劝来者。”
至于唐武宗以下60年内“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也不限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其中，如有“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者，破例提拔。另一个方面，在进一步搜集史料的同时，赵莹与张昭远制定出完整的修史计划：
“臣与张昭远等共议所撰唐史，只叙本纪、列传、十志。本纪以纲帝业，列传以述功臣，十志以书刑政。”
为保证这一总体规划的实现，赵莹等还提出若干具体措施：
本纪“须凭长历以编甲子”，要求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天佑元年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
列传需有家传、功勋状等为依据，要求“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恁纂叙列传”;
十志的纂修，则要求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报馆”，以恁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以上均见《册府元龟》卷557《采撰三》) 纂修唐史的工作，大体依计划而行。
两年以后，少帝天福八年(943)三月，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未竟其业。此间，郑受益停职，崔棁病卒。接替赵莹的是由晋昌军节度使入朝为侍中、监修国史的桑维翰。第二年，少帝改年号为开运。七月，刘昫以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明年，开运二年(945)六月，这部唐史终于纂修完成，由监修赵莹、史官张昭远等上奏。后世以其由刘昫领衔上奏，便题名 “刘昫等撰”，沿用至今。
书成后不到一年半，契丹大举南下，攻掠都城开封及河南诸州，后晋政权随之而亡。这部唐史的修成，对于保存唐代基本史料，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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