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唐书》的纂修经过我们可以知道，它的监修先后调换过3人，即首任赵莹，次任桑维翰，刘昫居末。

赵莹(885—951)，字玄辉，华阴人。后唐明宗时，与石敬塘“一见如旧相识”。石敬塘当时为陕府两使留后，即奏署赵莹为管记，掌府内文翰。其后，石敬塘历任数镇，赵莹皆跟随左右。天福元年(936)，石敬塘建后晋政权，以赵莹为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知河东军事府。一个月后，即升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至奉诏纂修唐史之前，又曾出使契丹，拜谢其支持后晋政权。归来，加光禄大夫兼判户部。作为监修国史，赵莹奏请“循近例”，依后唐明宗，“凡有内庭公事及言动之间，委端明殿学士或枢密院学士侍立冕旒，系日编录，逐季送当馆。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当馆，旋要编修日历。” ( 《旧五代史》卷76 《晋高祖纪二》)，随后，又兼吏部尚书。天福六年(941)，赵莹57岁，奉诏监修唐史。一身二任，既监修本朝史，又兼修前代史。前节已详述，他对于《旧唐书》的纂修，虽然未能竟其业，但从搜集史料、组织人力到制定规划、确定体例、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史称其“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旧五代史》卷89《赵莹传》)

桑维翰(898—946)，字国侨，洛阳人。石敬塘掌领河阳时，为其掌书记。之后，亦追随其左右。石敬塘太原起事，桑维翰“首预其谋”，并出使契丹，求为外援。后晋建号，授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一月后，改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充枢密院使。数年后，检校司空，兼侍中，常出任节度使，官加至检校太傅。少帝时，守中书令，再为枢密使，封爵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桑维翰为监修国史，是天福八年(943)少帝即位之后的事。第二年，刘昫以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桑维翰就不再兼史职了。从后晋的情况看，宰臣监修本朝史与监修前代史，是合二而一的。赵莹为监修国史，明确令其监修前代唐史。刘昫为监修国史，虽无明令言其监修前代史，但《旧唐书》由他领衔上奏，显然也是负责监修前代史的。其间的一年多，桑维翰为监修国史，再无其他宰臣监修前代史，他同样应当负责唐史的监修。张昭远的任史职，或许可以为一个佐证。天福二年(937)桑维翰推荐张昭远为翰林学士，打破惯例，既不以进入翰林院的先后为次，也不按官阶为序，而是特诏 “宜别宣班序，其立位宜次崔棁”。( 《五代会要》卷13《翰林院》这一事例表示，桑维翰特别看重张昭远。天福八年(公元943年)桑维翰接任监修国史，正值唐史纂修中。数月后，张昭远即充史馆修撰，判馆事，这不能说与桑维翰接任监修没有直接关系。据此，有理由认为桑维翰也是过问了唐史的纂修的。

刘昫 (888—947)，字耀远，涿州归义(今河北容城东北一带)人。他虽然算不上什么史学家，但也不是与史学无丝毫关系。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刘昫自端明殿学士拜相，为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末帝清泰元年 (934)，兼判三司。加吏部尚书、门下侍郎，始监修国史。这一年七月，即奏请令史馆速修本朝《明宗实录》。两年后，后晋代后唐，他也离史任。又过了八年，刘昫复判三司，以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刘昫在成书的前一年再领史职，对《旧唐书》的定稿工作，应当说是起到直接作用的。与赵莹相比，当然贡献微薄了。但是，定稿的作用，也不应完全忽视。尤其是对纂修“十志”计划的更改，似与刘昫关系很直接，下面详叙。

三任监修之外，参预 《旧唐书》纂修的，先后共有九人。他们是： 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光。下面，依次略作介绍。

张昭远 (894—972)，字潜夫，后汉起，避刘知远讳，称张昭，至宋不改。20岁前后，即 “能驰骋上下数千百年事，又注 《十代兴亡论》”。后唐明宗天成年间 (926—930)拜左补阙、史馆修撰，撰成懿祖、献祖、太祖《纪年录》 20卷，追述后唐庄宗祖上三代的事迹。同年，还完成 《唐庄宗实录》 30卷。其间，又奏上 《武皇以来功臣列传》 30卷。长兴中 (930—933)，为母守丧三年。随后，继续充任史馆修撰。末帝清泰二年 (公元935年) 加判史馆兼点阅三馆书籍，校正添补。又预修 《唐明宗实录》 30卷。后晋天福六年 (941)奉诏修唐史，“别置史院，命昭兼判院事”。后晋政权为修唐史，专门设置了修前代史的 “史院”，以张昭远负责。其间，又撰《唐朝君臣正论》 25卷。两年后，迁吏部，判东铨，兼史馆修撰、判馆事。前后数年，张昭远始终主其事。赵莹制定规划、确定体例，已如前面叙述，都有张昭远协助完成。《旧唐书》的纂修，张昭远当是用力最勤的一人。因此，当书成上奏之后，“加金紫阶，进爵邑”。此后，又经后汉、后周入宋，陆续撰成《周太祖实录》30卷及《唐闵帝实录》3卷、《唐废帝实录》17卷。张昭远是五代时期着述最为繁富的一位史学家，史称其“尤好纂述，自唐、晋至宋，专笔削典章之任”，是很符实际的一句评语。(本段引述，均见《宋史》卷263 《张昭传》)

贾纬 (?—952)，真定获鹿 (今河南获鹿)人。常以史才自负，锐于编述，曾陈情于宰相、监修国史赵莹。其陈情诗认为，“最切是编修”，强调 “史才不易得”，并表示自己的抱负： “愚从年始立，东观思优游。昔时人未许，今来虚白头。………向当适所愿，便如升瀛洲。”不久，便转屯田员外郎，改起居郎、史馆修撰，得以参预修史。后晋天福五年 (940)，他又向赵莹表示：“《唐史》一百三十卷，止于代宗，以下十余朝未有正史，请与同职修之。”赵莹以其言上奏，高祖 “然之”。而另一宰相李崧却不以为然，认为 “唐朝近百年来无实录，既无根本，安能编纪”。贾纬知道后，当面质问李崧为何反对，李崧则以 “此事非细，安敢轻言”加以解释。(上引详见 《旧五代史》卷131 《贾纬传》) 他便 “采访遗文及耆旧传说”，编成 《唐年补遗录》(一作 《唐年补录》) 65卷，“以备将来史官修述”。第二年诏修唐史，贾纬也被指定参预纂修，他即将《唐年补遗录》 65卷献出，“帝览之嘉叹，赐器皿币帛”。(《册府元龟》卷554 《恩奖》)不久，其母卒，回家守丧，直至开运元年 (944)史成的前一年，他才官复起居郎，修撰如故。史传说他 “长于记注”而 “应用文笔，未能过人”。贾纬对于 《旧唐书》的贡献，主要在于 《唐年补遗录》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珍贵史料。后汉时，充史馆修撰，判馆事，与窦俨、王伸等修《汉高祖实录》 20卷，“爱憎任情”。后周时，为给事中，判馆如故，又与窦俨、王伸等修 《晋高祖实录》 30卷、《晋少帝实录》 20卷。

赵熙，生卒年无考，字绩巨。后唐宗明时为起居郎，史馆修撰。天成二年 (927)奏请 “今后凡公事及诏书、奏时，应不到中书者，伏乞委内臣一人，旋具抄录，月终关送史馆。”明宗准其奏，并下诏 “令枢密院学士月终录送。” ( 《五代会要》卷18《史馆杂录》) 后晋天福六年 (941)，受诏与张昭远等修唐史。其时，一说为秘书少监，一说为兵部郎中，无论《旧五代史》卷93 《赵熙传》，《册府元龟》卷554 《恩奖》，都称其纂修唐史“竟毕其功”，“授谏议大夫”，以 “赏笔削之功”。然其于 《旧唐书》的具体贡献，尚待进一步考索。

王伸，生卒年无考。《五代会要》卷18 《前代史》、《册府元龟》卷554《恩奖》都有记载，唐史修成，“赐监修宰臣刘昫、修史官张昭、直馆王伸等，缯彩银器各有差”。由此看来，王伸作为直史馆是在纂修之列的，而且颇有贡献，至少是参预了定稿工作。然而，更进一步的情况，则无考了。后汉、后周时，仍为直史馆，协助贾纬等修成 《晋高祖实录》、《晋少帝实录》和 《汉高祖实录》。

吕琦 (约884—944)，字辉山，幽州安次 (今河北廊坊西) 人。以家门遇祸，乃励志勤学。唐末为代州军事判官。后唐明宗时，官至侍御史、知杂事。末帝时，累官礼部侍郎、端明殿学士。后晋高祖即位初，授秘书监。后相继为礼部侍郎、刑部侍郎，曾参预详定唐明宗朝编敕。天福六年(941)诏修唐史时，尚未预其事。当贾纬为母守丧后，监修赵莹才以其与尹拙参加编修。后迁吏部侍郎，官终兵部侍郎。《旧五代史》卷92《吕琦传》称其 “天福中，预修 《唐书》，权掌选部，皆有能名”，说明他对于《旧唐书》的纂修是有较明显的贡献的。

尹拙 (891—971)，颎州汝阳 (今安徽阜阳) 人。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为着作佐郎、直史馆。四年为左拾遗、直史馆。当时，史馆多次奏请下诏搜集唐宣宗以来的实录、野史，提出 “须谋纂集”、“庶成撰集之功”的希望，尹拙为直史馆，当在预奏之列。后晋天福五年(940) 由右补阙转为侍御史。次年，赵莹奉诏监修唐史，因贾纬守丧去官，即以其“同与编修”，改仓部员外郎。后迁左司员外郎。后周时，协助张昭修《唐闵帝实录》、《唐废帝实录》和 《周太祖实录》。

崔棁(875—942)，字子文，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后唐明宗时，累官都官郎中、翰林学士。长兴二年(931)的一则上书，可见其对于纂修唐史的基本观点：

“臣闻高祖神尧皇帝初定下天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上言，以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恐十数年后，事迹蔑闻。因命儒学大臣分撰南北诸史，且言异代犹恐弃遗，况在本朝，岂以湮殁。臣尝闻宣宗缵承大业，思致时壅，旰食宵衣，忧勤庶务。十余年之内，可谓治平。于时，史官虽有注记，寻属多故，辇辂省方，未暇刊修，皆至沦坠。统临之盛，寂寞无闻。伏思年代未遥，耳目相接，岂无野史散在人间。伏乞特命购求，十获五六，亦可备编修，冀成一代之信书，永祚千年之盛观。”( 《册府元龟》卷557 《采撰三》)

大约因其为纂修唐史搜集资料提出过上述建议，所以在贾纬为母守丧离职后，又降旨命其参预纂修。可惜的是，第二年他便病故，于修史贡献不多。

郑受益 (?—943)，字谦光，以文学致身。后晋天福六年 (941)，以吏部郎中受诏参预纂修唐史事。数月后，为右谏议大夫。第二年夏，以泾州节度使张彦泽违法虐民，两次上疏请下所司，明申其罪，皆被留中不发。不久，即以病告归。石敬塘晏驾，不入朝赴哀，被停职。遇赦后，出为京兆少尹。赵莹为晋昌军节度使后，以其“朝班旧僚，眷待甚至”。后因“阿法逐利”，“赃污事发”，赐死于家。(《旧五代史》卷96《郑受益传》)，大约因其有文学，又与赵莹的关系较为密切，才被列入修史行列，实际工作未必参预。

至于李为光，仅天福六年(941)修史诏称其为左司员外郎。纂修之事无考，仅存其名。

《四库全书总目》在《旧唐书》的提要中还提到李崧参预编排，不知何据?遍查五代史籍，俱不见李崧领史职，更无修史之说，故不以李崧参预纂修 《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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