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自太宗始，在修前代史的同时，设置了修本朝史即修国史的机构，并且形成系统的组织、明确的规章，把史料积累、史书编纂结合起来，逐渐制度化。200多年间，依靠官府的力量，形成两个关于唐代历史的基本资料系列，一是皇帝实录，一是本朝国史。
关于皇帝实录，高祖李渊在位、退位乃至卒后，都无修其实录之议。只是在太宗时，多次欲观起居注，并命监修房玄龄“撰录进来”，房玄龄“删略”起居注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之后(《贞观政要》卷7《文史》，才开始了一个皇帝一部实录的纂修。因其纂修先后不一，故按各帝在位顺序，依次述列于下：
1. 《高祖实录》，1部20卷，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撰。
2. 《太宗实录》，2部，一名 《今上实录》20卷，房玄龄监修; 一名《贞观实录》20卷，长孙无忌监修。合两次撰录，为 《太宗实录》40卷。
3. 《高宗实录》，4部，一名《皇帝实录》30卷(或作20卷)，许敬宗等撰; 一名 《高宗实录》100卷; 一名《高宗后修实录》30卷，刘知几等撰; 一名 《高宗实录》30卷，韦述撰。
4. 《武则天实录》，2部，一名《圣母神皇实录》18卷，宗秦客撰;一名 《则天实录》30卷，刘知几、吴兢删定。
5. 《中宗实录》，1部20卷，刘知几等重修。
6. 《睿宗实录》，2部，一名《太上皇实录》10卷，刘知几等撰;一名《睿宗实录》20卷，吴兢等撰。
7. 《玄宗实录》，3部，一名《今上实录》20卷，张说、唐颖撰;一名《开元实录》47卷; 一名 《玄宗实录》 100卷，令狐峘撰。
8. 《肃宗实录》，1部30卷，元载监修。
9. 《代宗实录》，1部10卷，令狐峘撰。
10. 《德宗实录》，2部，一名 《建中实录》 10卷，沈既济撰; 一名《德宗实录》50卷，裴垍监修。
11. 《顺宗实录》，2部，一名《先帝实录》3卷，韦处厚撰;一名《顺宗实录》5卷，韩愈撰。
12. 《宪宗实录》，1部40卷，路随监修。
13. 《穆宗实录》，1部20卷，路随监修。
14. 《敬宗实录》，1部40卷，李让夷监修。
15. 《文宗实录》，1部40卷，魏謩监修。
16. 《武宗实录》，1部30卷，韦保衡监修。
但是，到后晋高祖时“唯有一卷，余皆阙略”。而且，此时也未必见到裴庭裕的3卷《东观奏记》。
昭宗时，监修宰臣曾以宣、懿、僖三帝实录未修，奏请纂修《宣宗实录》。由于“条例未立，加之 “日历与起居注，不存一字”，致使“儒学之士，阁笔未就。”(裴庭裕《东观奏记序》)至于懿宗、僖宗实录，更是“虽闻撰述，未见流传”。
昭宗、哀帝都死于朱温之手，根本谈不上史馆纂修他们的实录了。
归结起来，整个唐代共修成十五帝二十六部实录。后晋高祖诏修唐史时，仅存十五帝实录。
另一个系列，即唐代国史系列，也是从太宗时开始修撰的。太宗贞观元年 (627)，姚思廉撰《唐史》纪传，粗成30卷。高宗显庆元年 (656)，令狐德棻等续成80卷，名以《武德贞观两朝史》。龙朔三年(663)，许敬宗等又续为100卷，并起草十志，“未半而终”。武则天长寿二年(693)，牛凤及撰《唐书》 110卷，起高祖，终高宗。长安三年 (703)，武则天命李峤、朱敬则、刘知几，吴兢等修《唐史》。据刘知几的说法，勒成80卷，吴兢又别撰《唐书》110卷、《唐春秋》30卷。同时，韦述因高宗以来，国史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始定类例，补遗续阙”，“遂成纪传”，勒成《国史》113卷，并《史例》1卷，史称“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安史之乱，“述抱《国史》藏南山”。( 《旧唐书》卷102《韦述传》)肃宗至德二载 (757)，于休烈奏请访求史籍，韦述以其家藏《国史》 113卷送官府。其后，唐代国史的修撰，各家记载不一。其中，《崇文总目》的说法较为清楚：
“《唐书》一百三十卷，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系于纪、志、传后随篇增辑，而不知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 ( 《文献通考》卷192《经籍考一九》 引)。
这与《新唐书·艺文志二》的着录基本相符。因为是韦述“始定类例”，并有《史例》 1卷，对全书有指导作用，而柳芳等仅是“绪 (韦) 述凡例”，所以仍然署名“韦述撰”。韦述为112卷，于休烈增肃宗纪2卷，共114卷。令狐峘于纪、志、传后“随篇增辑”而成130卷，显然“未详撰人名氏”的16卷出于令狐峘之手了。前面已讲到，《代宗实录》为令狐峘所撰，彼此相照应，增辑的这16卷应是代宗时的史事。由此可以断言，这部130卷的《唐书》，是记叙高祖至代宗162年间事的纪传史，也符合贾纬所说，“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
纪传体唐代国史，大约至令狐峘之后便不再有修撰了。由于受肃宗、代宗时新起啖助《春秋》学的影响，其后的唐代国史转而为编年体了。韦述在修纪传体《唐书》的同时，有《唐春秋》30卷。柳芳续韦述《唐书》后，又撰《唐历》40卷，起隋恭帝义宁元年，迄唐代宗大历十三年，“以叙制度为详”。(《郡斋读书志》)卷2上《编年类》) 宣宗大中五年 (851)，崔龟从监修 《续唐历》30卷，起大历十三年，尽宪宗元和十五年。
在编年体唐代国史系列之外，还有两部私人之作。文宗开成二年(837)，王彦威撰 《唐典》70卷，“纂集国初以来至贞元 (按： 德宗年号，公元785—805年) 帝代功臣”。这部书由于 《旧唐书》卷17下 《文宗纪下》、卷157《王彦威传》都有记载，应当为赵莹等所编采。武宗以后，陈岳撰《唐统纪》100卷，起高祖，尽穆宗，共十三朝，“用《春秋》例，间着论云” ( 《玉海》卷47 《唐统纪》条引 《中兴书目》)，不见于 《旧唐书》纪、志、传，后晋修史时似未得。
一般认为，《旧唐书》主要取材于唐代的实录、国史，是对的。但有一种说法，以为《旧唐书·经籍志》没有着录的史籍，便是五代后晋修史时所未能见到的书，这显然是误解。《旧唐书·经籍志》所录，以毋煚《古今书录》为据，乃“开元盛时四部诸书”。至于其后的着述，并不是没有见到，而是不打算混杂到 “开元盛时” 的着录中。对此，他们说得十分清楚：
“天宝以后，名公各着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 ( 《旧唐书》卷46 《经籍志上》)
在这里，《旧唐书》的纂修者提到天宝以后的撰述中，有“记礼法之沿革”的，有“裁国史之繁略”的，还有“诸公文集”，只不过他们把这一切都放到本人的传中去记述了。因此，这一部分撰述，理所当然也是纂修《旧唐书》的资料来源，虽然考察起来比较困难，但线索也还有所可寻。
所谓“裁国史之繁略”者，自然是指开元以后所修实录、国史，上面已有叙述。下面，着重考察人们忽略的另外两项撰述。
以 “记礼法之沿革”的撰述而言，《唐六典》为《旧唐书·职官志》的基本依据，《大唐开元礼》为其《礼仪志》的主要根据，早已为人们所公认。《旧唐书》卷147 《杜佑传》称其所纂之 《通典》 为 “礼乐刑政之原”，当然会是《旧唐书》有关志、传的参考了。而且，卷189下 《苏弁附苏冕传》记“冕缵国朝政事”，撰《会要》40卷，“行于时”。卷163《崔铉传》记其与崔瑑、薛逢等撰 《续会要》40卷，“献之”。我们也能从 《旧唐书》的志、传中寻出苏冕、崔铉《会要》为依据的痕迹。卷28《音乐志一》关于贞观元年、七年，永徽二年、显庆元年、仪凤三年“破阵乐”的记载，与今本《唐会要》卷33《破阵乐》同。而今本《唐会要》正是以苏冕、崔铉《会要》为基础增补所成。很关键的一点是，唐代关于“礼乐刑政”的几部主要撰述，在赵莹时确曾为人重视过。后晋天福四年 (939)，即诏修唐史前二年，左谏议大夫曹国珍上奏，“请于内外臣僚之中，择选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目之为《大晋政统》，用作成规。”石敬塘以其所奏“甚为允当”，即命太子少师梁文矩等10人为详议官。梁文矩等认为，“备录前代之编年，目作圣朝之政统，此则是名不正也”，其事即作罢。《册府元龟》卷559《论议》和 《旧五代史》卷78《晋高祖纪四》都有这段记述。这表明，后晋高祖时曾经有过一番要编纂一部典章制度史的争论，赵莹是宰相监修国史，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曹国珍提到的唐代撰述，除《唐六典》之外，所谓 “前后 《会要》”，即上述苏冕《会要》、崔铉《续会要》; 《大中统类》，即 《旧唐书·刑法志》末尾提到的张戣《大中刑法统类》12卷。《礼阁新议》是《旧唐书》中没有提到的，据《新唐书·礼乐志一》知为宪宗元和十一年(816)韦公肃“录开元以后礼文损益”而成。至于“律令格式”，《旧唐书·刑法志》中所涉及的各次删定，无论开元以前、开元以后，都是后晋修史时所能见到的。通过这一段的考察，大体可以这样说，在唐代实录、国史之外，凡是《旧唐书》纪、志、传中较详记述的各类唐代撰述，都应视为 《旧唐书》 的史料来源。
再说 “诸公文集”。唐人文集，包括奏议，《新唐书·艺文志》的着录不下400种，而 《旧唐书·经籍志》仅110多种。根据保存在 《韩昌黎集》中的5卷《顺宗实录》，再参考《资治通鉴考异》中所引录的唐代实录，我们知道，实录在叙某大臣卒后，往往插叙其人传记，只记述其历官、政绩，不列其奏章表疏。韩愈《顺宗实录》卷4 《陆贽传》，从 “贽，字敬舆，吴郡人也”起，至 “卒于忠州，年五十二”，是 《实录》中最长的一篇人物传。《旧唐书》卷139 《陆贽传》在 《旧唐书》的人物传中也是一巨篇。两相比较，最明显的差异是，《旧唐书·陆贽传》中的6则长篇上疏，《顺宗实录》中只字未录。而这6篇长疏，都见于唐宪宗时韦处厚所编陆贽 《论议表疏集》。显然，赵莹、张昭远等在纂修 《旧唐书·陆贽传》时，在 《顺宗实录》之外，还详尽地沿引了陆贽文集。关于韩愈，唐代实录如何记述，已难细考。但《旧唐书·韩愈传》却有这样的记述：“愈所为文”，“自成一家新语”，“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 同时，详录了他的 《进学解》、《论佛骨表》、《潮州刺史谢上表》、《鳄鱼文》。这是以表明在纂修《韩愈传》时，赵莹，张昭远等是翻检过《韩昌黎集》的。直接从唐人文集中转抄而为人物传的，更有诸多例证。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例便是《旧唐书·杜佑传》所附 《杜牧传》，完全抄自杜牧外甥所编 《樊川文集》 中杜牧的《自撰墓志铭》。附带辨证一种说法，即 《旧唐书》卷198《大食传》末段记述是沿引 《唐会要》卷100 《大食国》 末段文字。其实，这是忽略了《唐会要》这段文字前面的一句话：“又案：贾耽《四夷述》亏”。这表明的是《旧唐书·大食传》与《唐会要·大食国》末段文字都是沿于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一书，而非《旧唐书》沿引《唐会要》。唐代文集，无论《旧唐书·经籍志》是否着录，多是后晋修史时的一项资料来源，这点应当无庸置疑。
其他，诸如杂史、小说，纂修 《旧唐书》时也都有所采摭。姚汝能《安禄山事迹》3卷，《旧唐书·经籍志》虽然没有着录，但以 《旧唐书·安禄山传》与该书相比较，则发现“他们的大致轮廓是相同的”。(曾贻芬《〈安禄山事迹〉点校说明》)《资治通鉴》卷188唐高祖武德三年七月己丑“罗士信为王世充所围”条，《考异》征引 《太宗实录》、《旧唐书·太宗纪》、《单雄信传》、刘��《小说》后，指出《旧唐书》记载的失误是因袭了刘��《小说》所致。 司马光的这一考异，证明《旧唐书》的确参考过刘��《小说》，只不过参考错了而已。
总之，《旧唐书》的史料来源，绝非仅仅限于唐代的实录、国史，也不能说其“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廿二史札记》卷16)。应该说，代宗以前的纪传体唐代国史，穆宗以前的编年体唐史，武宗以前的唐代实录，宣宗以前有关“礼乐刑政”的各种典志，以及大臣奏议、诸人文集，乃至杂史、小说，凡是当时可能搜集到的史料，《旧唐书》的纂修者都曾采摭过。不过，总的说来，宣宗以后的原始素材本来就短缺，尽管几经搜集，仍然不足。关于这一点，《旧唐书》 的纂修者自己也大为慨叹：
“惜乎简籍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吮墨挥翰，有所慊然!”(《旧唐书》卷18下 《宣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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