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 130卷，唐房玄龄等奉敕修撰，记载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 至恭帝元熙二年 (420) 156年的史事。它上承 《三国志》，但成书年代却远在《宋书》、《南齐书》、《魏书》之后，去晋甚远。《晋书》是我国古代官修史书较好的一部，对后来的史书有较大影响。

公元618年，隋朝覆亡。同一年，李唐政权建立;又经过10年平定割据势力的战争，唐皇朝终于统一了全国。经历过隋末农民战争的唐初统治者，亲眼看到一个统一南北，开疆拓土，拥有巨大财富，号称“甲兵强锐”，“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论君道》) 的隋皇朝，在农民起义和其他反隋力量的扫荡下，二世而亡，其统治时间前后不过三十年。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事变，不能不令他们感到“惕焉震惧”(《贞观政要·论灾祥》)，促使这些统治者注意总结历史上治乱盛衰的经验教训，以便从中寻求 “长治久安”的统治方略。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有意识、有计划地编纂从晋到隋的历代史书，求取鉴史资治的效益。武德五年 (622)唐高祖采纳起居舍人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令撰修南朝的齐、梁、陈，北朝的魏、周，以及隋朝的史书。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实现。但是，诏书中 “司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大诏令集·修六代史诏》) 的话，却道出了李唐政权对史书功能的认识和渴望以史为鉴的政治要求。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一再强调要“监前代成败，以为元龟”(《新唐书·褚遂良传》)。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正式拾起旧议，复令令狐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着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贞观十年 (636) 《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撰成，统称《五代史》; 后又修撰《五代史志》，附于《隋书》之后。贞观二十年(646)，又大开史馆，重修晋史，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大规模的官修史书高潮。

从太宗贞观年间到玄宗天宝末年的一百多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与这一时代相一致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繁荣和统一趋势的加强。这一时期，国家统一编定的儒学经典《五经定本》、训诂解经的《五经正义》、图文并茂的药典《唐新本草》等，无不体现了这种恢宏气魄。史学作为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受到唐初统治者的重视。为了将修史、取鉴、资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唐初统治者要求树立统一的正统历史观点，更好地提高史书的编修质量。魏征，房玄龄主持五代史书修撰工作时，就是以 “取鉴于亡国”为指导思想，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五代历史，特别是隋皇朝兴替的经验教训。他们的工作受到唐太宗的褒奖：“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 (《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一个盛世帝王急于纂出优秀史书，致于“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征传》) 的良苦用心。正是这种思想的指导，贞观二十年 (648)，唐太宗遂决定重修晋史。

晋朝是继东汉之后，结束三国纷争鼎立重开统一局面的一个重要皇朝。然而它立国不久，便在晋统治者内部和少数民族首领挑起的动乱中迅速衰败下去。唐太宗对晋代兴亡的历史十分重视，他亲撰晋史《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足以说明这一点。

从晋代到南北朝时期，私人修撰的晋朝史书大约有20几种，唐初犹存于世的还有10几种，一般被称作“十八家晋史”。这些史书或者只纪一帝、数帝，或者分叙西晋、东晋，大都不很完整的，流传中有些又有残缺。而且质量不高，“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荣绪(臧荣绪)繁而寡要，行思 (谢沈) 劳而少功，叔宁 (虞预) 味同画饼，子云 (肖子云)学堙涸流，处叔 (王隐) 不预于中兴，法盛 (何法盛)莫通乎创业。洎乎干(干宝)陆 (陆机) 曹 (曹嘉之)邓 (邓粲)，略纪帝王，鸾 (檀道鸾) 盛(孙盛) 广 (徐广) 松 (裴松之) 才编载记，其文既野，其事罕传”(《唐大诏令集·修晋书诏》)。这里所指出的十四家晋史中，只有南齐人臧荣绪的 《晋书》贯通西晋、东晋史事为一书，较为完整。但臧荣绪是一个“蓬庐守志，漏湿是安，灌蔬终老”的隐者，他的历史观很难与唐太宗的要求合拍，甚至说是大异其趣。因此，唐太宗批评臧书“繁而寡要”，显然其关键不在“繁”，而在于“寡要”，也就是说该书没有论赞评价历史功过，缺乏对有晋一朝统治方略的系统总结。

不仅如此。“十八家晋史”大多成书于东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由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内徙中原，晋室南渡，后来形成南北分裂对峙状态，这就使得编修晋史的史家深囿于种种偏见而缺乏 “大一统” 的气度。例如，在撰述晋史时，不少史书以北方少数民数为 “狄夷”，记载其事或文字简略，语焉不详;或错讹百出，往往失实;或百般诋毁，攻讦侮骂。实际上，“五胡内迁”的完成和北方的局部统一，对中国古代各族的融合和封建化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匈奴人的汉、前赵，鲜卑族的北魏、东魏、西魏，他们建立政权后都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不断地“汉化”，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循至北周，各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业已完成，并为南北统一奠定了基础。隋唐帝国的建立和“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就是这一历史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为培养隋唐士人 “天下一家”的观念创造了条件。唐朝修撰史书能够反映和肯定国家统一，肯定华夏夷狄合同为一家，这是前代诸家晋史没有办法比拟的，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而在修史旨趣上立意较十八家晋史要高。

正是由于十八家晋史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晋史，所以唐太宗在“遐想寂寥，深为叹息”之余，决定“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量事追取”(《唐大诏令集·修晋书诏》)，任命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制定体例，由来济、陆元仕、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引之、阳仁卿、李延寿、张文恭等分工修纂。其中的 《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和 《王羲之传》的史论，则唐太宗亲自撰写。贞观二十二年 (648)，《新晋书》修成。后因“十八家晋书”亡佚，遂省“新”字而称《晋书》。应该说明，《晋书》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中修成，是与唐代开设史馆，集合众手，分功合力之举分不开的。一是有政府支持，财力、物力、图书资料有保证，再则网罗人才、集思广益，各逞所长，亦非私人着述之可比。正因为如此，唐代以后，历代修史都非官修不可。从私人修史到官方修史，《晋书》 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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