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与《辽史》、《宋史》同时开始编修，成书略晚于 《辽史》，而早于《宋史》，且在元代所修三史中，属较好的一部。其主要原因在于所参考及引证的资料比较翔实、充分。

金朝建立，特别是入据中原以后，受内地文化的影响很深。女真统治者一方面吸收大量的汉族等文人进入统治集团;一方面则仿内地政权，特别是宋朝的制度，进行自身的政权建设。其中重视文化方面的建设，是金朝的一个特点，因而历金一代，文化比较发达，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为 《金史》的编修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元人纂修 《金史》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有这样几类：

1. 金朝实录

金朝的修史机构及其制度是比较健全的。中央设有国史院，负责修撰实录和国史; 秘书监下辖的着作局，负责编修日历;记注院，则负责撰修起居注。这些完备的机构从不同的方向记录下金朝的历史，及其政权的各种建制，重大的社会活动、重要的人物等有关的内容。其中尤以实录的编修最为完备，是金朝官修当朝史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也是元人纂修《金史》主要使用的资料。

据记载，金自太祖完颜旻之后，几乎每位金主都修有实录，计有 《太祖实录》、《太宗实录》、《熙宗实录》、《海陵实录》、《世宗实录》、《章宗实录》、《宣宗实录》。此外还有完颜勖所撰的记载金朝先世的《始祖以下十帝实录》 (又作 《祖宗实录》、《先朝实录》) 3卷，及《女直 (真) 郡望姓氏谱》等。唯有卫绍王完颜永济、哀宗完颜守绪两部实录，由于种种原因而未修成。除去这些实录之外，世宗完颜雍的生父完颜宗尧、章宗完颜璟的生父完颜允恭，虽生前均未称帝，但世、章二帝即位之后，分别追谥自己的生父为睿宗、显宗，并且也为他们各自编修了实录。因而，金朝的实录是比较全面的记录了女真族及政权建设的历史。

除实录之外，金朝还比较注重修国史，其中包括列代皇帝的本纪、贵戚名臣的列传等内容，这与实录互为补缺。

不仅如此，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礼部尚书张等人编定《大金集礼》40卷，这部金朝政书详尽地记载了当朝的礼仪及有关的典章制度，包括尊号、册谥、祠祀、朝会、燕飨、仪仗、舆服等门、类。元人编修《金史》时，“故书之存，仅《集礼》若干卷，其藏史馆者又残缺弗完，姑掇其郊社、宗庙、诸神祀、朝觐、会同等仪而为书，若夫凶礼则略焉。”(《金史》卷28《礼志》) 因而这部书便成为编修《金史》 “礼”、“仪卫”、“舆服”等志的主要资料来源和编撰的依据。

2. 着作

金朝文人着述立说比较普遍，记录于史的文集有七八十种之多。但金末兵乱，这些着作大多毁于动乱战火之中，入元以后，所存已为数不多。

然而入元金人，由于亲身经历了金朝末年的沧桑变迁，又熟知金朝典章故事。元朝建立之初，他们追忆着书，记录下金末的史实，这些着作也为《金史》的编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和资料。

刘祁的 《归潜志》14卷是《金史》引征资料较多的一部着作。刘祁(1203—1250)，浑源 (今属山西) 人，字京叔，号神川遁士。其先世累代于金朝作官，宋祁自幼随祖父、父亲迁转任所，以后入太学，因而有机会广泛接触朝野社会，了解和见到许多事情。汴京被蒙古军队攻陷时，他正在城中，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争。之后，他又辗转归乡，隐居筑室，号“归潜堂”。入元以后，着《归潜志》。书1至6卷专记金末诸官僚士大夫的小传;7至10卷记时政遗事，特别涉及了金宣宗南迁汴京后的种种弊政，11至12卷则记蒙古围攻汴京，哀宗亡国始末及崔立投降等事，内含刘祁对金朝由盛到衰原因的分析及看法; 13至14卷则为杂记之类。全书对金军的建制记载尤详，是对金朝实录、国史的重要补充。

王鹗的 《汝南遗事》 4卷，亦为 《金史》 取材之用。王鹗 (1190—1273)，曹州东明 (今河南东明南) 人。字百一。金正大元年 (1224)，进士及第，授翰林应奉。后累迁归德府判官、行毫州城父令、申州同知、汝阳令等。天兴二年 (1233)入朝，授尚书省右司都事，升左右司郎中。丰富的阅历，使其较多地听到、看到金朝的社会状况。六月，蒙古兵攻汴京，金哀宗逃至蔡州(今河南汝南)，王鹗随同入蔡州，随即又被蒙宋联军围困。在被围的半年时间里，他自入蔡州之日起，按时间顺序，逐日记载见闻，至次年正月初五止，共107条。由于是亲身经历，记载详尽真实。入元以后，再经整理而撰成《汝南遗事》，为金亡国始末的第一手资料。

此外，还有元好问的《壬辰杂编》(今已佚)、杨奂《天兴近鉴》等着作，都成为《金史》编修的重要资料来源。而且多为作者所历之事，故真实可靠性较高。

3. 辑佚

金朝编修的实录、起居注、国史等文献资料，在金宣宗南迁国都时，也随迁收藏在汴京。蒙古军队攻陷汴京城时，相当多的文献资料毁于战火之中。但同时张柔、王鹗等人又于战火中极力抢救和收集散佚的文献，而保存下一部分珍贵的金朝资料，这为以后《金史》的编修提供了不少的史料来源。

张柔(1190—1268)，字德刚，涿州定兴 (今属河北)人。金贞佑年间，聚集族党，组织武装，而成为地方豪强势力。以后入官，累迁定兴县令、清州防御史、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经略使等职。公元1218年，领兵拒蒙古兵，战败被执投降，成吉思汗还其旧职。其后屡败金军，连克真定以东30余城。公元1232年，随拖雷伐金，围攻汴京。城破，他“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 《金实录》并秘府图书。”(《元史》卷147 《张柔传》)次年，又随蒙古军进攻蔡州(今河南汝南)，在屠城之时，张柔发现了金朝状元王鹗，并救下了他。公元1235年以后，又多次随蒙古军征伐南宋，战功卓着。忽必烈中统二年 (1261)，张柔向朝廷进献 《金实录》，并致仕。张柔的功绩正在于他抢救了一批极珍贵、重要的金朝文献资料，为 《金史》的编写提供了先决的条件。

在这些金朝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进一步辑佚工作的则首推王鹗。王鹗自蔡州被张柔俘获，倍受礼遇。公元1244年，忽必烈为访求“遗逸之士”，而专门遣使聘请他入府。王鹗应召，为忽必烈进讲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中统元年 (1260)，授其为翰林学士承旨，制诰典章，皆所裁定。至元元年 (1264)，王鹗向忽必烈建议： “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 ( 《国朝名臣事略》卷12 《内翰王文康公》) 还建议说：“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烂然，号称 ‘文治’。堂堂国朝，岂无英才如唐，宋者乎!”(《元史》卷160 《王鹗传》)忽必烈接受他的这些建议，建立了元朝的修史制度，同时命国史附修辽、金二史。由于金卫绍王一朝没有实录，王鹗便悉心多方搜集，《金史》中的《卫绍王本纪》所使用的材料就是衣据他的成果。所以该本纪后的 “赞”中特别提到： “卫绍王乱政于内，兵败于外，其灭亡已有征矣。身弑国蹙，记注亡失，南迁后不复记载。皇朝中统三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有志论着，求大安、崇庆事不可得，采摭当时诏令;故金部令史宝祥年八十九，耳目聪明，能记忆旧事，从之得二十余条; 司天提点张正之写灾异六十条;张承旨家手本载旧事五条;金礼部尚书杨云翼目录四十条;陈老目录三十条，藏在史馆。”在收集散佚史料的同时，他还拟定了编撰 《金史》的体例，并将修史之事托付给翰林修撰兼国史院编修官王恽，并请他注意向金朝遗臣采访史事。

张柔、王鹗对《金史》的编修所做的贡献是十分重要的。正因如此，阿鲁图在书成之后的《进金史表》中称道：“张柔归金史于其先，王鹗辑金事于其后。”

在金朝文献资料的辑佚中，还有一位值得提出的重要人物，他就是金末元初的着名诗人、文学家元好问。元好问 (1190—1257)，太原秀容 (今山西忻县)人，字裕山，号遗山。金兴定五年 (1221)，进士及第，历任南阳令，尚书省掾，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之后，不仕，而倾心着作，以“国亡史作”为己任，欲修 《金史》。当时，《金实录》 已收藏在张柔家中，于是他便言于张柔，愿为撰史。但因旁人阻挠而未成。此后，他于家中筑“野史亭”，采访搜集金代君臣遗言往来，“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后纂修《金史》多出自于他的一些着作，如《遗山先生文集》、《中州集》、《壬辰杂编》(今已佚)等。其中，《遗山先生文集》最具史料价值。这部40卷的文集，是元好问在金亡，“故老皆尽”的背景下，经过悉心收集整理而保存有大量的金朝文献资料，史称其 “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金史》卷126 《元好问传》)，仅碑铭志等材料就有16卷之多。其他卷中亦保存有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由于有金朝修撰的实录、国史等当朝文献资料，金人的文集着作流传至元，又有元初金朝遗臣的抢救性辑佚工作，搜集整理了一批颇有价值的金朝史实资料，这为 《金史》的编修提供了极重要和基本的条件。基于此因，《金史》的编修自然便利了许多，成书快，且质量较高，赵翼曾评价说：“《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27 《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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