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的思想既具有儒家素养的熏陶，又表现为桀骜不驯、不流时俗的心态，实质上依然是传统士大夫那种带有功利性质的干政“入世”的表现。范晔的历史观与他的思想有相通之处，综观《后汉书》全文，他的历史观念虽然并没有系统地得到阐释，却也处处跃然于字里行间之中。
1. 历史观
反映范晔历史观或他编撰《后汉书》 目的的，在他给甥侄书中有较为明确的记载，据《宋书·范晔传》：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着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上面这一番话，是范晔解释撰着《后汉书》的动机。他通过编撰此书，明了一代统绪;并参考古今着述和评论，然后又在自着《后汉书》里阐释自己的观点或看法，“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这便是范晔修史的主旨所在。如果我们将范晔与司马迁和班固等人联系起来考察，便发现范晔有其自己的历史观特点。
司马迁在其自序《报任安书》里说他着述《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即是说谈古论今，综论变迁发展，以一家之言评述，目的是藏之名山，遗传后世，颇有一些个人图强奋斗的色彩。班固着《汉书》的动机，据该书 《班固序传》说是“准天地，统阴阳”、“穷人理，该万方”，但是他的宗旨在这里叙述得不如司马迁明确。据《后汉书·班固传》，班固因续其父班彪所撰汉史，被人告发，明帝欲惩其罪，但后固弟班超具言固所着意图，明帝不但开释，反而为其大开方便之门，擢升兰台令史，典校秘书，班固遂完成《汉书》撰写。由此可以肯定班固着史的意图非常符合东汉皇室的观点，联系汉书的整个内容，我们可以认定所谓“准天地，统阴阳”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提供历史的借鉴。因为在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班固又参加了东汉王朝《白虎通义》的撰修，从而将儒家观点进一步系统化和思想化，所以班固的思想本质实际上是维护当朝的汉代儒家正统观念，他修撰《汉书》正是在这个观念支配下进行的。从他否定司马迁史观这一点上也可以明确地反映出来。范晔“以正一代得失”，其涵意较班固明显直接，但据此认为他是第一个阐释历史典籍直接为当朝政治服务的人就未必妥当。固然，我们同意范晔是直接提出来修史为政治服务的人，但其史观在中国古已有之，至少可追溯到春秋末期的孔子。范晔所不同于他人的(特别与班固相比)，是他写作时代与所述内容的朝代相隔久远。班固着《汉书》是在东汉前期，离西汉很近，而东汉承续西汉，在当时人看来基本上是一个朝代的延续，因此他的史观具有强烈的当朝政治倾向，即正统色彩浓厚。而范晔远离东汉，刘宋又非直续汉朝，他的内心是以自己做为后世或外朝人来议论汉事的，加上他自己的功利思想色彩，所以我们认为范晔的历史观是以后人论前事，他的着眼点并非重在所述的朝代，而是为他处世的时代向人们提出一种告诫和劝慰，以此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意图。这可以说是今天意义上历史为政治服务的最好典型。
2. 寓论于史
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范晔史观的具体表述便体现在《后汉书》的各个篇章里，特别是在论、赞、序中几乎都是如此。在上面引文当中，范晔对自己的评论自赏相当高，他认为从《循吏传》到《六夷传》(即外族外国传记)篇篇笔势纵放，不减西汉贾谊的《过秦论》政文。现举数例如下。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这是范晔最满意的一篇。在其序言部分里，范晔从光武帝讲到章、和二帝以后世风俭朴，官尽其能。他说“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又“勤约之风，行于上下”，“自章、和以后，其有善绩者，往往不绝”，故“缀集殊闻显迹，以为《循吏篇》云”。这是范晔写作《循吏传》的意图。从中可以看出，范晔认为东汉光武帝政治较王莽时代清明，很大程度得助于能臣部下的协助，而章、和以后，有善绩者也相继出现。他编此传的目的就是宣扬他们，褒美赞赏，以激励后者。
又如卷67《党锢列传》他在“论”里赞扬说：“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藏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概，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叹其义。壮矣哉!”范晔对待李膺、范滂这类与宦官斗争的士大夫极为赞赏，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和敬慕，他引用当时的民谣说“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 (王畅)”。接着，他又怀着强烈的倾向罗列了 “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三君”指当时名士窦武、刘淑和陈蕃，其为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八俊”包括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和朱寓，其为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称为 “八顾”，因其“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谓其“言能导人追宗者也”;“八厨”是指“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包括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等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在《宦者列传》又大加鞭闼宦官。在历数宦者典型之后，他在“论”中总结了前代沦亡的原因：“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 (指秦政权) 以奢虐致灾，西京 (指西汉) 自外戚失祚，东都(指东汉)缘阉尹倾国。”范晔将东汉灭亡归诸于宦官干政窃取朝柄，不可谓不深刻。他在同传开篇序文中亦提及宦者预政导致东汉纲纪大乱，而与宦官相抗斗争的士大夫们自然博取他的赞赏。这一赞一贬，分明表现出范晔本人的政治倾向和思想色彩。
又例如，范晔又写了《独行列传》和《逸民列传》，其内容已在上文有所介绍。诚如前言，东汉尚名节，独行和逸民又往往与当世风尚密切联系，所以越是离官府远不任职的人就越博得时尚好感，独行和逸民中就有不少这类人。但是范晔却似乎并不赞同想往他们，他在卷53《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篇首就说过这样的话：“若二三子，可谓识去就之概，候时而处。夫然，岂其枯槁苟而已哉?盖诡时审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风流，区而载之。”范晔便将周燮、黄宪等人与逸民、独行加以区别分载，以示他们之间性质不同。范晔的这个做法，显示出他并不赞同远离时政、逃避现实的行为，从而可以看出他对东汉的名节并无过多的崇尚。相反，他主张积极投入到现实社会当中，积极地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去影响社会、发挥作用，这与他一生投身到刘宋王朝的政治斗争的行为是颇相一致的。
总的来看，范晔在给他侄甥们的书信里基本上表达了他作史的真实意图和史学观点。范晔有他不流时俗的一面，有他桀骜不驯的性格，也有不同于司马迁、班固的史学特点，但他思想、史观的实际内容，仍旧脱离不了传统的窠臼，仍是传统政治中心论一统思想的再现。这一主旨也贯穿在他的写作文风之中。
3. 写作文风
范晔的写作文风，在给他甥侄的书信中也有较详尽的阐述，现不殚其烦，特将书中有关段落摘引如下：
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绩，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 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
在这段引文的开头，范晔谦称自己少文思难。这里的“文”是指当时流行的骈体为主的文采。他对自己所写的文篇并不满意。随后也讥讽了过分讲究文采的形式主义，认为这于世无补，毫无所得，应该“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即“文”是表达“意”的工具，若反本倒末，则失去意义。范晔赞赏言之有证、非为空谈的文风，他在文中特别提到谢庄，认为他“最有其分”。按《宋书》卷85有谢庄本传，称他 “年7岁，能属文，通《论语》”，当时(指宋文帝刘义隆)太子左卫率袁淑文冠当世，但他见到谢庄作的诗赋后，便自惭而隐其赋，称谢“卿当独秀”，可见谢庄文辞高赋。《宋书》传里保存了谢氏部分文辞，读者可自行参看，这些文辞皆用骈文所写，其辞句流畅，而谢氏本意又在其中。说范晔完全否定骈文辞采，那也不尽然，“吾思万无定方”说明他在文辞表述上一直犹豫不定，范晔反对的是纯粹形式主义的文风，但对当时盛行的骈文体裁似乎并不完全否定。今人抓住他“耻作文士”这一点大作文章，实际上并非是他不愿成为文士，而是愿成为“无意于文名”的文士。总而言之，上面引文，范晔前后语似乎有所矛盾抵悟，但其意仍旧很分明。范晔生长在东晋南朝，他不能不受到当时社会文风的影响，而他又不满于走形式的骈体文风，他既崇尚谢庄文辞，又反对时俗文风，他要开创自己的风格——“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例如他在《党锢列传》序文里用了不少字句全面介绍东汉社会这种特有的现象。他先以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为全篇开首，接着简述西汉王莽乃至光武中兴，然后提及党人之议，最后进入正题，述说党锢之始。清人王鸣盛十分欣赏此序，他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了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为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读之能激发人。”(见《十七史商榷》卷38)只要我们翻看范书该传，便知王鸣盛所赞不妄。请看其中一段文字：
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并载乎篇。
这是序文的末尾，只用短短数语，就将该传意图阐明于此。不独说明解释，范晔在表述中还参杂了自己很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政治倾向，正是他崇尚党锢，痛恨宦者，所以才用 “海内涂炭”形容宦者干政，而将党人誉为“天下善士”，形成鲜明对照。誉此贬彼，范晔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再以谢承《后汉书·李膺传》与范书比较，可知后者优长所在。谢传是这样记载的：
李膺字元礼，拜司隶校尉。张让弟翔(范传作“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畏膺而逃，藏让合柱中。膺率将吏，破柱取翔，出狱杀之。让诉冤于帝，帝诏膺诘之。膺曰：“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诛少正卯。今臣列官已积旬，惧以淹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留之五日，克殄大恶。”帝顷谓让曰：“此尔弟之罪，司隶何愆?”自是宦侍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帝问其故，并叩头曰： “畏李校尉。”
再看范书 《李膺传》：
再迁，复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至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藏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冤于帝，诏膺入殿，御亲临轩，诘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膺对曰;“昔晋文公执卫成公归于京师，《春秋》是焉。《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帝无复言，顾谓让曰;“此汝弟之罪，司隶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 “畏李校尉。”
上面这段文字记载的是李膺(时任司隶校尉，负责监督纠察京城内外官民一切犯法者，权限甚大。)惩处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的事。当时张朔贪残无道，竟杀孕妇，李膺将其处死，由此引起汉桓帝的诘问，等等。这一段事情，谢承用了160余字，而范晔竟用去近300余字，比谢承多出140余字。从上面二者对比看，范书写的尤其详细。在谢书里，我们看不到张朔 (谢书称“翔”)残杀孕妇，逃至京城其兄张让家里，也不甚清楚李膺如何将其抓获审讯而处死，同时李膺回答桓帝的诘问似乎尚嫌欠详，而这些范晔都较好地解决了。在前文里，我们曾举数例说明范晔因讲究文辞而删简内容，致使《后汉书》有些记载过分简略或语焉不详，这个问题我们并不讳言。但是从这个例子我们还发现，范晔在当初撰写时，他的选裁取舍是有其自己的标准的。虽然他并没有给后人留下这方面的明确信息，但是通观《后汉书》，他的这种选择应该说是相当讲究而严格的。上面这个例子就足以证明。我们发现，范晔在记述张朔这类依仗宦官的恶人时，他是尽可能用详尽具体的事例来加以描绘，而在写李膺这类士大夫同他们的斗争过程也很详实而生动。这对于讲究文辞的范晔而言并非奇怪，范晔的用意正是以此来表现他个人的主观思想和政治倾向，换句话说这也正是体现出他写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历史观的。而这段文字写得又很精美，并无冗词赘句之感。说到底，范晔的文风是受他“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这一思想支配的，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又与他个人的政治态度和学术观点密不可分。范晔无论怎样不流时俗，他最终脱离不了他的那个社会和时代，如同传统的官宦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一样，包括范晔在内的这些人，他们不论以什么方式，用什么手段，都在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所涉限的政治去呐喊，去拼搏，“参预”、“入世”始终是古代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最高和最终的追求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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