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体制上的创新
范晔在《后汉书》里首次将皇后从传里上升到纪，虽然在当时范晔承续华峤《后汉书》，并非范晔本人自创，但范晔有自己的思想观点，这种观点远比华峤深刻，加上范书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和流传，所以在“正史”里第一次列皇后为纪，这是不错的。此外，《后汉书》 又创立 “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 “列女”等列传。
《党锢列传》。这是记载桓帝以后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之间斗争的合传。涉及到官僚士大夫、外戚、宦官等各派势力。范晔特作此传加以叙述。然而细究起来，《党锢传》又非范晔所首创，查今辑本司马彪《续汉书》亦有此传，其中有刘淑、李膺、范滂、宗资、羊陟、张俭、陈翔等七人; 除宗资外，其他人范书均有记列。而范书有“宗慈”，不知与此处“宗资”是否为一人。范书列有21人，司马书因残缺而无从计数。不过范晔吸取司马彪《党锢传》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如此，我们今天了解东汉后期社会政治斗争及其党派分野仍旧不能不主要依据范书《党锢列传》。司马彪的《党锢传》只剩下片言只语，基本上起不了作用了。
据范书该传，所谓“党锢”之祸，最早起自汉桓帝之时。桓帝曾受学于周福，即位后擢福为尚书，而河南尹房植亦有名于当朝，双方家客于是互相讥揣，各树朋党，从而形成党派互相攻讦的局面。随后宦官势力又参杂卷入，与之勾结，并侵犯了当朝大族利益，引起朝野的严重不满。延熹九年(166)，河内张成弟子牢修勾结宦官诬告名士、河南尹李膺等“养太学游士”“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后汉书·党锢传》)，于是汉桓帝下令逮捕李膺等二百多“党人”，并禁锢终身。汉灵帝即位后，外戚窦武与太傅陈蕃合谋诛杀宦官，但此事未果。建宁二年(169)，宦官逼灵帝下令大杀“党人”数百，包括杜密、李膺、范滂等。史称“党锢之祸”。
《宦者列传》。谢承《后汉书》和司马彪 《续汉书》分别载有 《宦者传》，说明范书以前关于宦官列传的记载已经出现。今辑本谢书只残有曹节、曹破石、吕强三人，而彪书也只剩下孙程、曹节、单超、侯览、吕强、张让及曹节子曹腾、孙曹嵩等数人而已。这些人亦见于范书《宦者列传》。
东汉一朝的宦官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然而范晔在这里只列举了九人，却也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宦官势力的兴衰演化。宦官这种现象，中国自古有之。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历朝历代皇帝周围都少不了宦官陪侍左右。但宦官成为势力干朝弄政，进而决定国家大策控制皇帝，在历史上以东汉、唐、明三朝为祸。而东汉一朝，是宦官势力第一次膨胀发展，参与中枢政治，卷入到复杂的政治斗争里去的。例如在《郑众传》里，范晔记述了汉和帝时期窦太后之兄大将军窦宪与宦官之间的斗争，郑众谋划诛杀窦宪，取得和帝信任，由此“中官用权，自众始焉”。虽然文字不多，但大体轮廓却勾勒出来。自然，今天我们在研读时，还要参照同书有关人物纪传，前后联系，情节会更为具体而详尽。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范晔在这个传中记述了蔡伦造纸的情况，因为纸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蔡伦又是早期发明造纸技术者之一，所以这个记载意义重大。范晔用的笔墨并不多，只是六七十个字：“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 ‘蔡侯纸’。”我们今天已不清楚范晔依据的是什么资料，其他残本也都不见蔡伦传，所以范书所记虽然简略，其价值却很高。
《文苑列传》。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均有《文苑传》，今仅残剩黄香、葛龚、王逸、侯瑾、高彪、祢衡、崔琦、边韶、张升、赵壹等人，这些人在范书里均有记载，说明范晔收录得还是较为全面的。《史记》、《汉书》没有此传，只有《儒林传》。“儒林”与“文苑”有一定联系，但又属于不同的两类。“儒林”是指擅长或专精于儒家经典文献，或者以儒家道德为其思想文化本位的人，而“文苑”则是指长于诗赋文章的文人学士。西汉中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意见，采取“独尊儒术”政策，罢黜百家思想，儒家学说进而成为西汉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随之而出现的便是对儒家学说和掌握儒家思想的人的重视和宣染。由此就不难理解《史》《汉》单独为其列传了。而文学诗赋一类在东汉时期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文学开始脱离依属而渐次独立成系，这已是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向。如范书本传记载文士杜笃与美阳令关系不睦，被诬告下狱，原准备受罪定刑的，因其为大司马吴汉(当时病逝)所写的诔文颇受光武帝刘秀看重，于是被免刑赐帛。《文苑列传》共列计22人，个个诗赋篇章，文集扬世。此外，当世大文学家如张衡、马融、蔡邕等人，范晔则为其单独列传，详尽介绍。自范晔立此传后，历代正史便沿而不改，成为当朝文人学士集中介绍的资料。
《独行列传》。谢承、司马彪书亦有此传，列有彭修、周嘉、范式、王婴、李善、张业、陆续、戴封、李元、陈重、雷义、范丹、戴就、刘翊和谯玄、李业、温序、周畅、李充等人。范书《独行传》共载24人，上述大部分均有收录，个别人如王婴、李元等不被列入，估计是其选摘的问题。“独行”的涵意，范晔在开篇引孔子语说： “与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接着便说“以其名体虽殊，而操行俱绝，故总为《独行篇》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与众不同，不流时俗的人或行为。东汉时期，社会崇尚名节，清人赵翼在其名着《廿二史札记》专门列一条“东汉尚名节”，其文称：“自战国豫让、聂政、荆柯、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其后贯高、田叔、朱家、郭解辈、徇人刻己，然诺不欺，以立名节。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见该书卷5)这是对东风名尚风气及其由来的很好概括。东汉名节产生的原因，赵翼并没有给我们妥善地解释，而本文亦不需要论证，我们只是例举一二略加描述而已。其一是彭修。据其本传，修15岁那年，其父为郡吏休假，与修返归老家，路遇强盗，彭修便拔刀相持，对强盗说：“父辱子死，卿不顾死邪?”结果强盗大为吃惊，称其义举，便舍其父子而去，而彭修由此获得名声。其二是索卢放。他以 《尚书》教授千余人，王莽末年，郡太守获罪就刑，索卢放以 “天下所以苦毒王氏，归心皇汉”代替太守就斩，“使者义而赦之，由是显名”。其他如谯玄、李业等人都表现为不与王莽合作，宁愿舍弃高官厚禄等等不一而足。还有一类独行者，如向栩之流，他先是“被发”、“长啸”，犹似狂生，卓诡不伦，受时人崇奉，但官拜赵相后则“更乘鲜车，御良马”，又“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引起世人的怀疑，最后被宦官所杀。(上引文均见 《后汉书·独行传》)
《方术列传》。谢承《后汉书》有此传，今本残剩许阳、周获、谢夷吾、李南、廖扶、樊英、孔乔、李昺、郎宗、王辅、公沙穆、赦孟节等人。范书此传列计34人，谢书所列只有部分人包括在范书之内，说明范晔选列此传不只参考谢书一家，而其择列标准亦不同于谢承。
范晔在本传开篇描述了汉朝崇尚方术的风气，他说：“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屈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根据范晔的描述，当时所谓方术，就是占星术、医术、神仙、相术等一类的法技，从事这类活动的人一般称作术士。范书所记载的这些人称得上是五花八门，良莠参半。例如本传里有着名的医学家华佗，详细地记载了他为人治病的事迹。其中有关外科手术的记载如下：“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这段文字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现代医学的外科手术，可以想见，我国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医学就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不独如此，在华陀传里，范晔还记载了不少其他病例的治疗，还有华陀发明的“五禽戏”等，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另一方面，在樊英传里也记载了一些荒诞不经的法术，例如西方有风暴兴起，樊英便说是四川成都有大火灾，随后向西方吐水，便形成黑云，又降大雨将烈火扑灭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方术传里，时不时反映出当时流传于社会上的谶纬迷信。樊英传里记载《河洛》七纬，说他樊氏对此精专。我们知道，谶纬是以自然现象的神秘化来表现和反映社会安危和统治阶级命运的一种迷信现象，这在西汉就已经流行。东汉光武帝的“中兴”便得到了它的附会，赵翼《廿二史札记》卷4专设一条名为“光武信谶书”，其文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以为受命之符，乃即位于鄗南，是谶记所说，实于光武有征。故光武尤笃信其术，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谶书从事。”关于刘秀奉信的具体事例，赵文记载甚多，读者可自行参阅。上面所举的谶讳迷信这类活动，在两汉还很盛行。做为历史上的现象，我们今天应该分析和研究，同时远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事物，我们也不能说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些都与当时社会有着密切关系或产生某种影响。范晔的这方面记载，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比较详实的资料。
《逸民列传》。此传亦见于谢承书和司马彪书，不过二书总共只剩存严遵、高风、戴良、法真、王君公几个人的残记。范书列计18人，首篇为野王二老，末篇为庞公。逸民传所记人物多系逃避现实，不与当朝者合作的或以 “纯盗虚声” 为名，博取社会舆论的人。其中有一些与前列 《独行传》相似。例如野王二老，文中记载不知何许人，因劝戒光武刘秀防人如防虎之计，受到刘秀称赞，而二老即隐去避免仕宦。向长好通 《老》、《易》，“贫无资食”，王莽征之为官，向长于是隐藏于家，又游历名山，最后不知所终。同传还有梁鸿、孟光的详细记载。据说梁鸿志气高节，深为时尚所崇，他拒绝多家女子求婚，却与肥丑而肤黑的孟氏女结为夫妻，为之取名孟光。随后隐居霸陵山 (今陕西西安东北) “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类似的记述，几乎在《逸民传》篇篇都有。这些人在当时社会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如所周知，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 因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出仕就官，他们或者是对官场产生反感，或者是不得志，或者受到排挤打击，或者是迫于某种势力而不得不暂时隐居躲避，但是他们内心却处处表现出参与的强烈愿望，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下山走马上任。这种情况在东汉尤为突出，自然也有不少人终身不出，最后不知所终。而东汉的统治阶层对他们也很优容。范晔在本传前部分说：“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表现出急于招贤纳能的心态。但范晔对此却并不羡慕，他认为此举是统治层“举逸民天下归心”，即通过拢络他们以求天下顺服平安。关于范晔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我们在下一个部分还要论述。
《列女传》。此传仅见于谢承书，残剩曹寿妻和袁隗妻二人。范书共列有17人，起鲍宣妻，迄董祀妻。《史记》、《汉书》里有关妇女的传记，清一色都是皇室妇女后宫，没有普通女性单独列传。而我们在上文曾记述范晔将皇后由传上升到纪里，此处又设立《列女传》，还不独范晔一家，可以反映出自汉末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至少她们在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如前所言，《列女传》并非是范晔首创，(参见吴树平《纪传体史书中〈列女传〉创始考》，载《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但在正史里却是第一次出现，这也不能不说是范晔对后世的一项功绩。范书《列女传》开篇即说： “《诗》《书》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 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兴以后，综其成事，述为《列女篇》。”在这里，范晔将妇女的“明白之节”与高士“清淳之风”并列，再也明白不过地表现了他对妇女地位的观点与态度。在这个传里，值得提出的是最后一位董祀之妻蔡文姬。范书说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先后嫁与卫仲道和南匈奴左贤王，后经曹操派使者以金换赎，嫁给董祀。后董祀又犯法当死，文姬便蓬首徒行，为其夫请罪而获安，手抄其亡父之书400余篇，“文无遗误”。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蔡文姬以才识着称，婚姻上又非从一而终，这似乎与当时社会盛行的孝道相悖，而范晔却独不舍弃，比起后世将“列女”改为“烈女传”的史家，足见其撰述“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见 《后汉书·列女传》) 的胆识和开明态度。
2. 传记按类编排
传记编订以类相从，这在《史记》 中已开其端例，如 《孟子荀卿列传》、《白起王翦列传》、《张耳陈余列传》、《季布栾布列传》等等; 《汉书》《韩彭英卢吴传》、《张陈王周传》等，所列人物超过《史记》。《史记》合传多为二至三人，而《汉书》多至四、五人，如上文所列即为韩信、彭越、黥布、卢绾和吴芮;另一合传包括张良、陈平、王陵和周勃、周亚夫父子。而《后汉书》以类相从，较之《史》《汉》更为突出，前者大体上是以相同时期身份相似的人物合为一体来记述，而后者更多的考虑是同属一类，不管时期是否先后。关于这一点，赵翼《廿二史札记》卷4 “后汉书编次订正”条有较多的说明，现结合该书举例如下。
范书卷25《卓鲁魏刘列传》，卓茂本在云台图像内，他与鲁恭、魏霸、刘宽等同卷，是因为他们都以治行着称;同时卓茂传又附载孔休、蔡勋、刘宣、龚胜、鲍宣五人小传，其原因是他们“六人同志，不仕王莽，并名重当时。”卷31《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郭汲、杜诗、孔奋、张堪、廉范都是东汉初期人，而王堂、苏章是汉安帝时人，羊续、贾琮、陆康是桓帝和灵帝时代人，他们列为1卷，也是以治行着称。卷35《张曹郑列传》，张纯是国初人，郑玄是汉末人，他们都以经学见长，着名当世，故列为一传。卷49王充是初期人，王符、仲长统是汉末人，他们都以着书而淡于荣利而同传。卷44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同卷，以其皆和光取容，人品相似而合传。卷45袁安、张辅、韩棱、周荣及卷46郭躬、陈宠等列在一起，是以其明习法律，决狱平允而着称。卷47班超、梁慬都立功西域合在一起。卷48杨终、李法、翟酺、应奉、霍谞、爰延、徐璆都有文章辞赋才能，以文学见长。卷57杜根、刘陶、李云等以其仗节直谏列为同卷;樊宏、阴识因为是外戚而有功绩可记的，不列为外戚之内而合为1卷(卷32)。 苏竟、 杨厚、 郎��、 襄楷列为卷30上下， 是因为他们都以天文规切时政。卷53周燮、黄宪、徐稚、姜肱、申屠蟠同卷，因为他们都是当时的高士。
此外，还有一类附传，即某些人在撰书作者看来不能单独列传的，便附在他人传中一并记述。赵翼将此视为“类叙法”，他说： “此等既不能各立一传，而其事可传，又不忍没其姓氏，故立一人传，而同事者用类叙法尽附见此一人传内。”(《廿二史札记》卷4)他又举《后汉书·来历传》为例证实。按范书，汉安帝时，中常侍樊丰、大长秋江京等意欲罢废皇太子，来历与太常桓焉、廷尉张皓上谏阻止，但未奏效。来历于是结光禄勋祋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伥、第五颉，中散大夫曹成，谏议大夫李尤，符节令张敬，持书侍御史龚调，羽林右监孔显，城门司马徐崇，卫尉丞乐闱，长乐未央廊令郑安世等人一起到鸿都门证明皇太子无过失，不应被废。这17个人便附在来历传中一并述及。
总的来讲，范书的人物列传基本上采用的是合传，即以类相从，从卷11《刘玄刘盆子列传》到卷75《刘焉袁术吕布列传》所述的500多人几乎都是如此。其中卷59《张衡传》、卷60上《马融传》、卷60下《蔡邕传》等只是因其篇幅过长，所以单独为传，而卷60分为上下及卷70上下《袁绍刘表列传》尤能体现出范书的合传特点。另外，党锢、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记的合传特色更是不言而喻，并且在上文已有详述，而其他史书亦与此相似，所以就不多说了。其外族系及小国外国等，范书亦分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和乌桓鲜卑等列传合为叙述。此后的正史史书相继沿承，成为一种常见的编撰方式。
3. 详简得当，安排适宜
范晔《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被后人普遍看重，既有对其书史料价值的注意，而对其文体更为关心。唐人刘知几说：“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见《史通通释》卷5《补注》)从上下文意来看，刘知几对范书的评论也是从文体上出发的。关于范书在文学上的价值，我们在下面还要稍加论述，这部分要讲的是范晔如何安排史料而加以记述撰写的。
赵翼在论述合传类叙法之后接着说：“又有详简得宜，而无复出叠见之弊者。” ( 《廿二史札记》卷4“后汉书编次订正”条) 然后便举吴汉破公孙述为例。范书卷18《吴汉传》记载此事如下： “ (建武) 十一年春，(汉)率征南大将军岑彭等伐公孙述。及彭破荆门，长驱入江关，汉留夷陵，装露桡船，将南阳兵及弛刑募士三万人溯江而上。会岑彭为刺客所杀，汉并将其军。十二年春，与公孙述将魏党、公孙永战于鱼涪津，大破之，遂围武阳。述遣子婿史兴将五千人救之。汉迎击兴，尽殄其众，因入犍为界。诸县皆城守。汉乃进军攻广都，拔之。遣轻骑烧成都市桥，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这段文字比较详尽地描绘了吴汉率军击败公孙述的过程。而在同书卷13《公孙述传》里，这段过程只用“十二年，述弟恢(《吴汉传》言公孙永，与此不符，此处暂缺不论。)及子婿史兴并为大司马吴汉、辅威将军臧宫所破，战死。自是将帅恐惧，日夜离叛，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这五六十个字简略提及，不仅如此，在前后文又描述了刘秀劝降公孙述，要其归顺汉廷的交涉往还事实，还提到了上文征南大将军岑彭被刺客暗杀一事是公孙述下令干的。我们从这两个人的传里，才较为全面观察到了吴汉击破公孙述的前后经过。由此可见，范晔在这方面的安排简细应该说做得相当完善。
又如卷19《耿弇传》记载刘秀派大将耿弇进攻山东张步势力，该传共用了1300余字详细描述了耿弇进兵攻取山东、战胜张步的具体过程;同书卷12《张步传》也记载了此事，但作者是从张步这边来分析事情的，篇幅不到三百字，并且与《耿弇传》互相照应。又卷58《虞诩传》记载顺帝时，中常侍张防肆威弄权，受到司隶校尉虞诩的弹劾，但张防以权势反使虞诩下狱。宦者孙程等便上书顺帝，力陈虞诩冤案，最后张防被贬，虞诩亦平反出狱。但在卷78《孙程传》里就不再提及了。又同书卷78《侯览传》说他残忍暴虐，受张俭奏劾，记述甚详，而卷67《张俭传》里却只寥寥数语。同书卷70《孔融传》记述张俭受中常侍侯览迫害出走投奔到好友孔褒之处，正值褒不在，其弟孔融便留下张俭。事情被官府查知后，融兄弟争相死，这事孔融传所记甚详，而《张俭传》却不载。又卷69《何进传》记何进被宦者张让矫杀，卷78《张让传》亦不复载。袁绍诛杀宦官二千余人，无少长皆死，此事见于 《何进传》，而卷74 《袁绍传》也只有略微一提。
另外，范晔在编排某事时，如某人传内不需详载，就用 “见某传”或“某传已载”这样的方式来表述。例如卷18 《吴汉传》记载建武五年(29)，吴汉率军进攻董宪势力，围攻朐城，“拔朐，斩宪。事已见 《刘永传》。东方悉定，振旅还京师。”又卷74《袁绍传》说他劝大将军何进诛杀宦官，文中记载：“灵帝崩，绍劝何进征董卓等众军，胁太后诛诸宦官，转绍司隶校尉。语已见《何进传》。”这就是说袁绍劝何进杀宦官，以及由此引发宦者反过来杀掉等一系列事件都在何进传里有详细说明，而袁绍传里此事不甚重要，固采用 “语见某传”这一方式。由此可证，范晔在编订《后汉书》时，并不是盲目摘抄或合并(这一点在上一个题目里范书与诸家后汉书列传目录中已有说明)前人所写的后汉史书，而是精心编排，剪裁得当，是花费了很大功夫和气力的。赵翼在举出数例之后说：“此更可见其悉心核订，以避繁复也。”(见《廿二史札记》卷4)对范晔的评价相当高，而我们从上面看起来也很恰如其分。
4. 范书的缺憾
上面，我们大体从3个方面列数了范书的优点(或曰特点)，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彼时的优点也许成为此时的缺陷，过去的庞杂繁复在今天看来也许是珍贵的资料。例如上文所谓“详简得当，安排适宜”在今天看来就有其不好的一面。由于过份讲究文辞，许多史料不得不被割裂或拆散，这对于今人就很不利。如果撇开一切因素，《后汉书》留给我们的史料和信息越多越好，特别是汉代其他文献传给后世很少的情况下，《后汉书》尽管篇帙再多，这也只能是相对而言。不过范晔修书的目的并非是为后世单纯保留资料，而是“以正一代得失”(详后)，为当时社会政治服务，因此 《后汉书》 的编撰就处处围绕这个中心。
正因为如此，范书对事实的记述，有些方面就显得亏损或抽象;对待其他诸家后汉书，范晔也有节略过简之弊。例如范书卷50《陈愍王宠传》说“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而华峤书则记述“宠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载，参连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经纬相将，万胜之方，然要在机牙”。(见范书同卷注引)这就比范书详尽而具体，也可领略刘宠射箭的本事了。又如谢承熟悉江南史事，他所着述的 《后汉书》对江左人事记载颇多，而范书所列就甚为少见，清代辑佚家王谟在其《谢承后汉书钞》 自序里说范书只列“南州高氏父子及陈重、雷义、程会、唐檀数传，其何汤仅附见《桓荣传》。章怀太子注引谢书载汤事，亦綦详。外有羊茂、孔恂、严丰、宋度、湛重，邓通、项诵、刘陵、黄向、张冀十人爵里事迹，班班可考，乃其姓名，俱不挂范书”。又如范晔《后汉书·李固传》只提到会稽贺纯的名字，而谢承书则云： “纯字仲真，会稽山阴人。少为诸生，博极群艺。十辟公府，三举贤良方正，五征博士，四公车征，皆不就。后征拜议郎，数陈灾异，上便宜数百事，多见省纳。迁江夏太守。”谢书还对李固之了李基有记载，范书在李固传最末仅记“弟子赵承等悲叹不已，乃共论固言迹，以为《德行》一篇”，而谢承书却载有“固所授弟子，颍川杜访、汝南郑遂、河内赵承等七十二人，相与哀叹悲愤，以为眼不复瞻固形容，耳不复闻固嘉训，乃共论集《德行》一篇”，所提供的资料和信息都比范书为详。(上引谢书均见于今本《后汉书·李固传》附注)类似的例子在范书里比比皆是，甚为多见，此不赘引。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也专为范书单列一条名曰“后汉书间有疏漏处”(见卷4)，共列举八事。其一是辨别建武十六年(40年)地方发生叛乱，实是因上一年度田不实所致，而《光武本纪》却只字不提。其二是光武帝纪记刘秀死时年62岁，实为64岁，帝纪有误。其三是应为北乡侯刘懿立纪。其四力辨未央宫毁复始末，而范书记述混淆，言辞不清。其五是辨析宏农王妃唐姬下落及归葬处所。其六指出范书吴汉传攻伐公孙述路程里数自相矛盾。其七指实范书名、字体例不一，照录他史，不复改订。其八是辨析范书不载道士于吉之缘。读者若对此有兴趣，可自行参阅赵翼原书。
除了上述存在的弱点或缺陷外，范书的 “志”也有不足之处。当然，“志”系司马彪所作，不应归于范晔头上。
司马彪八志 (《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和《舆服》)我们在上文已作了较详细的介绍。查今辑本诸家书，除了这八志以外，尚见有 《兵志》、《刑志》和 《艺文志》。前二者见于谢承《后汉书》，后者只见于张莹《后汉南记》。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只能见到《兵志》和 《刑志》各一段文字，而张莹《艺文志》全无内容，所以上述三志基本上只见其名而无其实。前文列举的范晔托嘱谢俨撰写的志文(即《百官志》、《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和《州郡志》)也未见上述三志，不过谢俨志已残损，我们已不能确知其他志的内容。尽管谢志我们只能睹见其部分志目，而司马彪八志若与谢承、张莹等人的志目比较起来，不能不说他选择尚欠妥当，像《兵志》、《刑志》这样重要的内容竟然不载，勘为憾事。而《艺文志》 自 《汉书》以后诸书皆无，张莹书仅存志目，说明他是收罗了当时社会上所流传的典籍，而司马彪志却无此志，这也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如果我们再拿彪志与《史》《汉》相比，更可见其不足之处。《史记》有八书，其中的《河渠书》、《平准书》记述了当时的山川河流及水利工程建设和汉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汉书》十志中，《刑法志》、《食货志》、《沟洫志》和《艺文志》分别记述了西汉的法律、经济、水利工程及河流、典籍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都不见于彪志，所以我们认为司马彪的志文虽有其很多优点和长处，可是该志“最突出的问题是过分集中地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社会活动。” (见 《〈汉书〉和〈后汉书〉》 121页) 因而其包拢的面就显得不够宽泛。
附带再提一下合传问题。今辑本谢承《后汉书》内有《风教传》一目，华峤《后汉书》还有《孝子传》;前者已无实质内容，后者尚残刘平、赵孝、江革、刘般、刘恺数条。这两传都不见于范书，当为范晔所不取。而东汉向来重视名节，风教与孝子又多与时尚风范有关，故二传所涉内容对于了解东汉社会的文化风气应有重要的价值。范晔虽然在其它部分里涉及到这类问题，但较之二者集中而具体地记述，总感到似乎有所缺欠。当然也许范晔本人认为这类传记根本就不必编收在内，因为他毕竟是1500多年前的人，有他自己的选择观点和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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