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当时的文学上和后世的史料方面。当然这二者之间也不能绝对地割裂。因为在范晔那个时代，文与史本身融为一体，并非像后世这样泾渭分明。诸家后汉书之所以问世后不久即陆续失散，可能并不是它们的史料价值不大，如前文所言，诸家史籍有不少资料均详于范书，而它们却没有传世，恐怕主要是其文学价值不甚高的缘故。而范晔《后汉书》得以传世，正是集诸家所长，以文章取胜。刘昭在《后汉书注补志序》里称“范晔《后汉》，良诚跨众氏，序或未周，志遂全缺”，(见《后汉书》 附后) 这里边，刘昭是在排除序、志之外称赞范晔全书的，显然“良诚跨众氏”更多的是指其文学地位而言。刘知几在 《史通·古今正史篇》里谈到东汉史书时，也曾这样说：“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指袁宏《后汉纪》)二家而已。”刘知几的所指与刘昭含义相近，均重在文学地位上。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在上个专题“写作文风”一节里有所议论，现再举二例如下。

范书卷44《胡广传》是记载东汉重臣胡广的一生事迹。开篇说“胡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人也。六世祖刚，清高有志节”，随后便列数胡广举孝廉，至京都出仕，后历任多职，经安、顺、冲、质、桓、灵诸帝，“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每逊位辞病，及免退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进。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时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壮。继母在堂，朝夕瞻省，傍无几杖，言不称老。及母卒，居丧尽哀，率体无愆”。这一段描写，将胡广那种身居高位而服侍继母的孝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似乎是将他描绘为崇尚名节的典范。随后写道：“性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达练事体，明解朝章。虽无謇直之风，屡有补缺之益。故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这一段又将胡广那种身居中枢、谨小慎微、察行观色而周旋于众臣之间的老官僚作风也充分地暴露出来。后面的民谚更能形象地显现胡广这类碌碌无为，只求荣贵混日不求进取人的嘴脸。接下来文中又载：“(胡广)又与中常侍丁肃婚姻，以此讥毁于时”，“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蕃等每朝会，辄称疾避广，时人荣之。”这一段范晔着墨并不算多，他也没有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倾向性，而是文笔朴实干练，短短数语，就将胡广道貌岸然，巴结宦官的嘴脸暴露无遗。而通过陈蕃等人称疾避广的态度又反衬出胡广这类人在当时亦士大夫们所耻。这样一位崇尚孝道而又身居高位的人不见容于时论，难道不正是对胡广这类庸臣的揭露和贬斥吗?不正是表现出范晔的思想态度吗!

再看卷66《陈蕃传》：

卷首记述陈蕃父友薛勤来蕃家访，蕃对他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这与胡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文章接着详细列述了陈蕃的活动政绩，对他人格气质方面的描述尤其详尽。例如汉桓帝延熹八年(165)，陈蕃被任命为太尉，他推辞说“ ‘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臣不如太常胡广。”联系上文所记胡广做官为人，便可知道陈蕃是与胡广颇不相同的人物。胡广是巴结宦官，阿谀奉承，或者是“温柔谨素”，“逊言恭色”;而陈蕃却憎恨宦官，同情李膺，他指斥宦者赵津等“左右群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构，致此刑谴，”要汉桓帝“割塞近习豫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壹朝，简练清高，斥黜佞邪，”以求得“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祯符瑞”的局面。延熹九年(166)，李膺等人被宦官诬陷下狱，陈蕃上疏极谏，说李膺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忏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甚至指斥桓帝“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这样尖刻的言辞出自臣下指斥皇帝，在汉代甚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也是很少见到的。而陈蕃却不顾这些，他舍身为李膺鸣冤，虽然李膺甚至陈蕃自己最终未能免于被杀的结局，但他的这种抗争精神却影响了当代，范晔在蕃传“论”里说： “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这话虽有些言之过甚，但蔚宗对陈蕃的崇尚却是溢于字里行间。范晔的《后汉书》(具体是指纪和传)之所以被后人推崇，上面这两个例子或许可以代表他的史笔卓才，文风激荡，具有相当深厚文学功底的成就。

除此之外，范晔在《后汉书》里也保存了当时很多人的文章疏奏诗赋，现依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4“后汉书编次订正”所列有：卷52《崔实传》载其《政论》一篇，卷28上《桓谭传》载其上疏陈时政一篇，同卷《冯衍传》载其说文2篇，卷49《王符传》载其《潜夫论》5篇，同卷《仲长统传》载其诗文各1篇和《理乱篇》、《法诫篇》，卷59《张衡传》载《应闲》、《思玄赋》各1篇，卷60下《蔡邕传》载其《释诲》1篇，上封事1篇，卷52《崔骃传》载崔篆《慰志》1篇、崔骃《达旨》1篇及书文1篇，卷40《班彪传》载其文2篇，《班固传》载其奏记1篇、《两都赋》1篇，卷80上《杜笃传》载其《论都赋》1篇，同卷《傅毅传》载其《迪志诗》1篇，同卷《崔琦传》载其《外戚箴》1篇，同卷《赵壹传》载其《穷鸟赋》 1篇，《刘梁传》载其《辩和同之论》，《边让传》载其《章华赋》1篇，等等，这些都保留了当时人原有的辞章诗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范晔将其全文或部分内容记录于《后汉书》中，亦为其书增色不少。这些也都为当世及后人所看重。

但是对于今人而言，《后汉书》最重要的还是在它所提供的史料价值上。《后汉书》之所以重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有关东汉的文献今天甚为少见，除了《东观汉纪》、袁宏《后汉纪》几部当时或稍后一点的史书之外，今天我们了解后汉一朝，主要就靠这部《后汉书》了。虽然清人将已残佚的其他八家后汉书辑为一系，但所剩内容无几，不足聊备资料以供参考。这是范书很可宝贵的首要一点。

其次，《后汉书》价值重要还体现在其自身编修上面。如前所述，范晔只完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加上司马彪八志30卷，共计120卷。范晔的这部书是在参考前人或其他诸家的基础上进行编排和整理的，凭借他个人的文学功底和史学素养，这部《后汉书》整理编订的确实胜于其他诸书，这一点已为时人和后世所认同。因为范书一出，其他诸家书在后世便相继散失，而独范书传世，又在唐朝与《史记》、《汉书》并为“三史”，取代《东观汉纪》而成为后汉一朝的首史，这恐怕都归于范书本身的优胜特点吧。在范晔之后，南梁才子萧子显也写了一部《后汉书》与范书争胜，据《梁书》卷35本传，萧子显自幼聪慧，颇负才气，他在自序里曾说自己“追寻平生，颇好辞藻”，深得当朝皇帝的看重。他所撰的《齐书》60卷传至今世，系封建社会“正史”之一，又有《普通北伐记》5卷，《贵俭传》30卷、文集20卷。他所编撰的《后汉书》100卷，据传载，“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撰述的方法与范晔相同;但是此书在隋唐之际就已亡失，刘知几《史通》一书无片言只字提及。从而更能证明范书不仅优于它以前的同类史书，而且也比颇负才气的史学家萧子显书为胜。《隋书·经籍志》在萧子显书后亦载同朝王韶《后汉林》200卷，此书亦亡。

总的来讲，范晔《后汉书》对今人而言，主要是它的史料价值。以卷47《班梁列传》为例，这里记载了班超、班勇、梁慬、何熙等人在西域的活动经历。内地人对西域的直接了解和接触，从文献记载上看当推西汉中期的张骞，他曾亲历当时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匈奴等地，开创了内地与西域直接往来的先例。东汉王朝国力虽不如西汉中期那样强盛，但是对西域的经营并没有停止。《班固传》记述了他在鄯善、于阗、疏勒、焉耆等地区从事的各种活动。他自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率部从36人到西域活动，一直呆了31年之久，曾击杀驻鄯善的匈奴人，废黜依附匈奴的鄯善王;后又先后平定莎车、龟兹、焉耆等国的叛乱，击退月支的入侵，完好地保护了西域各族及东汉在此地的利益，“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从而继承并开拓了张骞以来的各项事业。更值得指出的是班固曾派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到达条支西海(今波斯湾)，这些都是范书给我们提供的资料。至于西域诸国的各自介绍及东汉王朝各个方面的详尽而典型的情况，《后汉书》提供的就更为多见。王锦贵同志在说道《后汉书》史料价值方面，列举了3方面内容，即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汉王朝近200年的历史;也保留了许多先秦史料;尽可能搜罗人物作品。(见《〈汉书〉和〈后汉书〉》161—164页)今人论述其价值亦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科学技术、民族、文化、士风、习俗、思想、艺术、制度等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有兴趣或专注关心者，请参看范晔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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