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生活的时代背景、家世及生平，对其 《汉书》的编纂，在着述宗旨、着述形式以及历史观点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 时代背景

封建社会形态经过春秋战国长时期的孕育发展，到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废封建、立州郡，始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的集权国家。但其立国不过二世，即宣告灭亡。西汉政权 “承弊通变”，经过汉初70多年的建设，到武帝时期，终于使封建制度确立下来。从西汉初年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前期，在这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封建国家内部在巩固统一的进程中，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封建政体由于高度集权而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始终存在，无法消解，并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是封建国家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皇权专制，而且还极力从思想文化上进行集权控制，以建立巩固封建制度的理论阵地。

首先，土地兼并导致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演变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西汉时期，封建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地主阶级成为土地所有权的占有者，他们又因等级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土地所有权。皇帝拥有对全国土地的权力;包括宗室、外戚、功勋和学术上的贵族儒宗在内的世家地主，分享了皇家对土地的权力，他们有比较高的爵位，可以从国家那里得到土地，也得到农民，所收赋税归自己所有;豪强地主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地位，在地方上却有很大势力，他们享有被皇帝承认了的、自己已有土地的权力;高资地主在政治上处于受抑制的地位，他们大多由于做生意，进行商业活动而发财致富，然后再用钱买地，他们基本上是在非法的情况下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农民也有自己可以使用或占有的土地，他们形成的以耕织相结合的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成为封建国家兵役和贡赋的来源地。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抗，成为社会基本矛盾。各阶层的地主阶级并不满足于已享有的土地权，还要使用各种方式强占土地。西汉初年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愈来愈严重的土地兼并过程，是农民经过一个短暂的稳定时期以后重新走向流亡道路的过程。还在 “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隐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地主阶级政治家贾谊为此警告文帝：“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汉书·贾谊传》)。贾谊笔下的 “盗贼”，指的就是行将出现的农民暴动。汉武帝统治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世家、豪强、高资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比以前更为严重。武帝 “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府库的余财，加重了农民的困苦。农民背负着租税徭役的沉重负担，加之水旱灾害的袭击，高利贷的盘剥，不得不 “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汉书·食货志》)。贫困破产的农民，多沦为世家、豪强和高资地主的佃客、佣工。郡县官吏便把他们不能上交的租赋额摊加在尚未破产的编户农民头上，《盐铁论·末通篇》说：“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督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色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多”，正是由于官吏 “刻急细民”，畏惮 “大家”，便加剧了农民的破产和逃亡，增加了农民破产沦为官私奴婢的数量，助长了地主兼并土地和人口的趋势。

各阶层地主强占土地和奴婢，破坏了以一夫一妻耕织结合为生产单位的封建经济基础，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董仲舒为此建议“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役，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这个建议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各阶层地主和封建国家的现实利益，所以无法实施。从此以后，农民的困苦更是有加无已。天汉二年 (前99)，南阳、楚、齐、燕、赵之间，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他们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夺取武库兵器，释放死罪囚徒，诛杀郡守、都尉，夺取地主的粮食财物。这迫使汉武帝不得不对以往的政治、经济政策有所更改。征和四年 (前91)，武帝拒绝在轮台屯田远戍的奏议，并下诏自责，申明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书·西域传》)。并采取措施鼓励农业生产。昭宣时期，继续实行武帝晚年的“与民休息”政策，经济有所恢复，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和。但是，西汉统治集团积弊已深，地主的兼并土地和农民的流亡，都已无法遏止。昭宣以后，西汉王朝险象环生，危机日益加剧。在官府和地主的双重压迫下，农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汉书·鲍宣传》)，除了继续反抗以外，再没有其它道路可走。成帝即位不久，今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和铁官徒的暴动。王莽新朝的攻制以及为转嫁攻制所带来的社会混乱，发动的对匈奴和东北、西南边境各族的不义战争，更加重了对农民的赋役征发，农民完全丧失了生路，以 “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剑”为口号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这次起义，首尾近10年 (17—27)，在规模的壮大上，历时的长久上，都超过了秦末的大起义。

其次，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至武帝时期才终于得以解决的 “尾大不掉”的诸侯王问题，是西汉政权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西汉初年，七位异姓诸侯王据有关东的广大区域，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成为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汉高祖采取断然手段，除长沙王外，连灭燕、楚、韩、赵、梁、淮南六王，长沙王至文帝时，由于无后而国除。在消灭异姓诸王的同时，汉高祖无力直接控制全国，又“惩秦孤立而亡”，所以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分封自己的子弟为主，即同姓诸王，用以藩屏汉室。为了控制诸侯王国，汉政府规定中央派太傅辅王，派丞相统王国众事，并规定无中央虎符不得发兵。但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吏，自征租赋，自铸钱币，自行纪年，实际上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吕后死，刘氏诸王与西汉大臣合力消灭了诸吕的势力，迎立刘恒为帝，于是，同姓王的势力更加发展。贾谊在《治安策》中陈诉当时中央和王国的形势说：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而且“病非徒瘇也，又苦跖戾”，“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据此，贾谊认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汉书·贾谊传》)。在贾谊死后4年，即文帝十六年(前164)，文帝分齐国之地为六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际上就是贾谊 “众建诸侯”之议的实现。继贾谊之后，晁错屡次向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地。景帝三年 (前154)，用晁错 “削藩策”，削去楚、赵、胶西等王国封地。吴王濞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发动“七国之乱”，以反抗削藩。这是地方割据和中央集权之间矛盾的大爆发。平定七国之乱以后，景帝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降低诸侯王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显着加强了。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推恩诏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诸王“支庶毕侯”(《汉书·王子侯表序》)，西汉王朝“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汉书·诸侯王表序》)。武帝以后，王国辖地都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诸侯王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以列侯酎金斤两成色不足为名，削夺106个列侯的爵位。其余列侯因各种原因陆续失爵的，还有不少。汉武帝还对充当诸侯王谋士、助手的宾客游士，文学、儒生，极力压制。元狩五年(前122)，武帝下令尽捕淮南王和衡山王的宾客党羽，牵连致死的达数万人。接着，又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序》)，其中支脉疏远的人，更是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皇权和外戚间的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又一种表现形式。西汉初年，汉高祖以功臣为丞相，丞相位望甚隆，对皇帝敢于直言不讳，甚至敢于言所不当言。皇帝与丞相在权力分配上存在着一定矛盾。景帝时，高祖功臣死尽，陶青、刘舍等以功臣子列侯继为丞相，丞相权力开始有所削弱。元朔五年，武帝任命“布衣”之士公孙弘为丞相。公孙弘在朝中无所援接，只有唯唯诺诺，不敢稍违皇帝旨意。从此以后，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结束，丞相完全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居职“充位”而已。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武帝组成了一个宫内决策机构“中朝”，与以丞相为首的政务机关“外朝”相对应。皇帝依靠中朝，加强统治，中朝则恃皇帝之重，凌驾外朝。在中朝官员中，为皇帝掌书札的尚书，是出纳章奏，操持机柄之官。武帝又参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之职。武帝寝疾时，任用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武帝死后，霍光又领尚书事。这样，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权倾内外，开外戚挟主专权的弊端。成帝时，外戚王氏控制了西汉政权，帝舅王凤、王商、王音、王根等兄弟4人和王凤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封侯者前后共达九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许多刺史郡守，都出于王氏门下。王莽在平帝和孺子婴时，辅佐王政，先后称假皇帝和摄皇帝，实掌皇权。至公元八年，王莽自立为帝，号为新朝，外戚专权达于极点。

第三，作为封建王朝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形成了完整的神学体系，并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西汉初年，诸子百家之说有短暂的复兴，各家都有程度不等的势力，尤以儒、道两家为盛。由于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更适应农民战争后的政治形势，适应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因而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并成为支配思想。文景时期，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至武帝，断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文化上、思想上实行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统治。武帝建元元年 (前140)，董仲舒上贤良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同年，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汉书·武帝纪》)的贤良。建元六年，窦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儒学从此定为一尊。董仲舒不仅为儒学的独尊首倡其议，且其所上《天人三策》、所着《春秋繁露》，以系统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宗教化、神学化了的《公羊春秋》，为新儒学的神学理论，奠立了基石。儒学虽然成为官方钦定的正统思想，但是以儒学来统一、箝制社会思想的任务并未就此完成。武帝以后，更有宣帝、东汉的明帝、章帝为解决皇权与经学之间、经学内部的种种矛盾，而以教皇的身份直接干预，使这种正统思想逐步取得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宣帝甘露三年(前51)，诏萧望之、刘向、韦元成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上亲称制临决焉” (《汉书·宣帝纪》)，即皇帝亲自到场，决定是非。这是宣帝以皇帝、宗师、教主的身份出场，宣扬他所同意的教义，也是汉代以皇权专制的儒学形式进一步控制学术思想的标志。西汉末年，兴起了以阴阳五行解经、述史的谶纬学说。光武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把谶纬学说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从此，原来被看作是旁门左道的谶纬，在儒家经学中，取得了 “内学”的显要地位，儒学也就进一步宗教化、神学化了。永平二年(59)， 明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搢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后汉书·明帝纪》)建初四年(79)，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此会“连月乃罢。”(《后汉书·章帝纪》)会后，章帝令班固撰集其事，为《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这部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进一步把儒家经学和谶纬迷信糅合起来，解释封建政治制度和道德伦理，是继《春秋繁露》之后又一部神秘主义的封建法典。

封建专制政治的正统思想，从董仲舒开其端绪，到《白虎通义》集其大成，跨越了2个世纪的历程，终于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成为封建政权巩固其统治的思想武器。这种正统思想的特点是：在世界观上，表现为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宇宙的主宰，四时、阴阳、立行相生，都是天的意志的外现。天窥视着人间的一切活动，随时降灾祥以示奖惩。在政治思想上，把王者规定为承天命统治人民而完成天的意志的最高地主，把现实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说成是官制象天的、永恒不变的神圣机构。在历史观上，以 “三统说”为历史运行的法则，将汉之代秦的王朝更替，归结于奉天承运的天道的必然性。在伦理思想上，在“阳尊阴卑”的理论上，建立起以“三纲五纪”、“三纲六纪”为内容的封建道德秩序。总之，两汉的新儒学，是先秦儒家学说的变种。它把阴阳五行说提到神学的体系上来，把“天”提到有意志的至上神的地位上来，把儒家的伦常的父权和宗教的神权以及统治者的皇权三位一体化，从而使儒家学说成为以“天人感应”、“皇权神授”、“五德终始”为核心内容的神学系统论。它为封建王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赋予专制统治以神圣不可侵犯威严，这是它能够排黜百家，立于独尊，并成为封建统治者长期用以控制人们思想的秘诀所在。

2. 家世及生平

班氏得姓，始于秦国灭楚。班固的七世祖班壹及六世祖班孺，当秦末汉初之际，均为着名的边地豪强： “为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壹生孺，孺为任侠，州郡歌之。”(《汉书·叙传》，文后凡引《叙传》，均不再注明出处)。从五世祖班长起，班氏即由富而贵，从豪强变为官吏：“孺生长，官至上谷守。长生回，以茂材为长子令。”茂才即秀才，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讳，改秀才为茂才。曾祖班况，举孝廉为郎，“积功劳至上河农都尉”，又因考课连得第一，入为左曹越骑校尉。成帝时，况女被选入宫廷为婕妤，况因此“致仕就第，赀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从祖父班稚起，班氏家族即在学术和仕途上，都很有声望： “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重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女宠至极，不可尚矣。”班稚官至广平相。大伯祖伯能说讲《诗》《书》《论语》，辨究不同的经说。在任定襄太守的时候，以善于搜捕，使“郡中震栗”，后来官至水衡都尉，成为皇帝亲密的侍从。二伯祖斿，同刘向校书，受到成帝的器重，得到秘书副本的赏赐。父班彪，字叔皮，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并以博学显名当世，“家有藏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土，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其门”。班彪晚年，专心研究史籍，他不满足于汉代学者对于《史记》的续补，于是采集旧事，旁贯异闻，作《史记后传》百篇 (按： 此从王充《论衡·超奇篇》)。班彪的《后传》，原书已经不存，其内容大部分为《汉书》吸收。班彪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是为正统思想所支配的，班固称其父“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当王莽失败，群雄逐鹿之际，他着《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后汉书·班彪传》)，以符瑞迷信、皇权神授的正宗思想，力说刘氏正统不可动摇。他将历代的政治得失完全归于天的意志：“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铁钺之诛。”对于司马迁的《史记》，他赞誉其编纂上的成就，却对司马迁在着述中表现出的强烈的违忤正统思想的异端学说，大加指责。这也是他写《史记后传》 的动机之一。

班固就是出生在这个家资豪富、有外戚身份，并有正统家学传统的家庭。这个家庭，首先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其次，为他着述《汉书》提供了思想上、编撰上的基础。班固9岁便能写文章、诵诗赋，16岁入洛阳太学读书，从建武二十三年(47)到建武三十年(54)，共有8年之久。在这期间，他不仅学习了儒家经典着作，而且对于诸子百家学说，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他在学习上不拘泥于一家之言，也不去死抠章句，而是着重领会其大义。他非常熟悉西汉故事，在父亲影响下，又逐渐转向汉史的研究。由于他学问渊博，又比较谦虚好学，因此得到当时学者们的赞扬。建武三十年(54)，班彪卒。班固离开太学，回到家乡为父亲守丧。永平中，明帝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为兰台令史，不久，迁为郎，典校秘书。兰台是东汉皇家收藏图书的地方，设令史6人，秩百石。当时还没有专职的史官，这些令史的职掌是管理校定藏书，并撰写国史。班固与令史陈宗、尹敏、孟冀等合作，编写成《世祖本纪》，其后，又撰成功臣、平林、公孙述等列传，载记28篇奏上。这些着述，后来都成了《东观汉纪》的一部分。班固在朝中的官职并不高，但因文章写得好而深得皇帝喜欢。章帝时，“肃宗 (即章帝)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后汉书·班彪传》)章帝建初三年(78)，班固升为玄武司马，秩比千石，负责守卫玄武门，这是亲近皇帝的职务。建初四年，班固以史臣兼近臣的身份担任白虎观会议记录，会后根据记录编成《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以中护军随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固随军出塞三千里，登燕然山(今内蒙境内杭爱山)。宪令固作铭，刻石记功。永元四年(92)窦宪以外戚专政，和帝利用宦官的势力夺了窦宪的兵权，迫宪自杀。班固也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受牵连免官。洛阳令种竞因曾受过班家奴仆的侮辱，遂乘机报复，将班固罗织入狱，不久死于狱中。班固一生不仅以《汉书》扬名后世，还着有许多诗文。现存有明人张溥所辑《班兰台集》，近人丁福保辑《班孟坚集》。

司马迁与班固，共同生活在封建社会成长时期的两汉时代，但从小范围的时间区段来说，则无论是时代特点，亦或是家庭背景，两人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司马迁祖上“无剖符丹书之功” (《汉书·司马迁传》) 自己的身心又惨受汉皇朝的摧残; 班固祖上始因汉初 “与民无禁” ( 《汉书·叙传》)，得以“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继而以女宠而“致仕就第、赀累千金”，再继之以秘书副本之赐，收捕盗贼之功而为西京显贵，“熏灼四方”，班固本人则“恩宠甚渥”，深得主上欢喜。这个家族依赖于刘氏王朝而得以兴盛，他们在感情上、血缘上都与刘氏王朝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结。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司马迁时，儒学虽已立于一尊，但尚未能主宰社会中的各种“异端”学术，司马迁继承子学余绪，公然宣布要于儒术之外，另“成一家之言”;班固则处于“两汉儒学宗教化、学院寺院化、帝王教皇化、学者神父化” (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第219页，1957年第1版)演进程度臻于完成的东汉前期，正统思想已经统治了意识形态，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明帝曾称“司马迁着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但指斥《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班固《典引·序》，见 《文选》卷48)政治影响史学程度之深，可以想见。班固本人又是钦定经义《白虎通义》的撰集者。其世代沿袭的儒家正统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班固的思想发展。在政治形势上，西汉前期，使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震动的是，积世累功数百载而完成大一统的秦王朝，却二世而亡。项羽为一时豪杰，号令天下，却终于自刎乌江。刘邦无尺寸之封，然终于能“拔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政权嬗递，如此迅猛，不禁使承秦之弊的西汉政权欣喜之余，又为之惊惑不安：历史的变化到底是由准决定的，是天命还是人事?历史是在怎样变化、运动的?刘氏皇权是否能够长治久安，还是如秦、项一样，倾刻便会土崩瓦解?到了东汉前期，使统治阶级怵目惊心的，是西汉王朝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内部两种矛盾的交相作用下，“国嗣三绝”，乃至亡国;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为刘氏政权经历了王莽篡位，绿林、赤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却得以 “中兴”，暗自庆幸。于是，儒家学说宣扬的“皇权神授”，汉协于火德的神学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至于刘邦起于“微细”，虽无官爵世禄却一统天下的事实，早已为统治者所淡漠。

要之，不同的家世，不同的时代特点，使两位史学家担负着不同的职责，有着不同的指导思想，并因此取得了不同的成就，从而为中国古代史学奠立了进步史学与正统史学，这两条不同的学术道路。班固批评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贼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所蔽”之处，正是班固着述《汉书》所要极力更正的。所以说，班固对于司马迁的批评，比较恰当地反映出他们两人在着述旨趣上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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