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汉书》问世之后的整个古代社会，它都被视为史学的 “不祧之宗”。因此，一直到解放前，对《汉书》的研究远远胜于对《史记》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注音释义、史实考订及校勘，二是对义理的阐述。究其总体看来，前者多于后者而占主要地位。
《汉书》好用古字古义，行世之后，即不为时人所解。《后汉书·曹世叔妻(班昭)传》载：“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这种面受耳传的方式仅能在很小的范围内解决问题，到了三国时也很少能通晓其义者。《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前面提到的班昭——马融，和这里的张昭——张休——孙登的私塾传承是否有关系，今不可考。但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汉书》自身的音义问题，而在它面世之后的一段时间妨碍了它的流传;要扩大《汉书》的影响，必须首先解决这一问题。私门学者的日益网布，为解决这一问题创造了条件，也决定了早期 《汉书》研究的特点。
早期《汉书》研究，可从东汉末算起到唐代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一是研究内容多限于注音释义，二是研究形式上由分散到逐步集中，三是一开始就呈现出压倒 《史记》研究的态势。
东汉桓帝时的延笃是注《汉书》的第一人。《汉书·天文志》记昭帝始元中“流星下燕万载宫极，东去”。李奇注引：“延笃谓之堂前阑楯也。”可惜延笃注本早亡，不能睹其全貌。但仅据此引文可知，他是在释解名物。现存东汉人 《汉书》注，最早的是服虔和应劭2家。紧随其后的，按唐颜师古 《汉书叙例》的统计，尚有20余家。其中成绩卓异，为世人公认的有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等人。他们袭用汉代注 “经”家的方法而治《汉书》，“解释音训不异注经” (齐召南 《官本跋尾》) 他们多以 “音训”、“音义”、“疏”名注。如臣瓒注名 《汉书集解音义》、服虔注名 《汉书音训》、韦棱注名 《汉书续训》等。仅据 《隋书·经籍志》所列，这种着作，至唐初所知，即有21种约600卷。隋朝学者循途不改。如萧该撰《汉书音义》、张冲亦撰《汉书音义》、包恺撰《汉书音》、姚察撰《汉书训纂》等等。而其中最好之注，是集其大成的唐颜师古的 《汉书注》，今习称“颜师古注” 或 “颜注”。
颜注是 《汉书》注释由分散到集中、由诸家杂学汇聚为一家之学的标志。东汉以后的 《汉书》注释，非常零乱。一是每种注本，大都单行，不附原文如“应劭、服虔各为《音义》，自别施行”。二是绝大部分的注本，仅注释了 《汉书》 的部分篇章。如张揖 “止解 《司马相如传》一卷”、郭璞“止注 《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三是各承其师，有 “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者，有错乱舛缪者。晋代晋灼面对这种情况，做了第一次的汇集工作。他在服、应两家的基础之上，搜罗伏俨、刘德、如淳、孟康、张揖、张晏、文颖、苏林、李奇、李斐、邓展、韦昭、项昭、郑氏等14家注，勒为一部名 《汉书集注》，凡13卷 (《隋书·经籍志》)梁、陈之前，主要流行于北方。此后，臣瓒又在晋灼的基础之上，加入刘宝 《汉书驳议》而成 《汉书集解音义》，凡24卷。按照颜师古的看法，这两部注都非单纯的汇集而已。晋灼 “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 臣瓒则 “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甚至“举驳前说” (《汉书叙例》)。其后，晋人蔡谟全取臣瓒《集解音义》散入《汉书》，《汉书》从此之后始有文注合一的传本，即《隋书·经籍志》所列为应劭集解的115卷本。颜注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成书的。
颜师古对《汉书》的工作是较全面的。他说：“《汉书》旧文多有古字，解说之后屡经迁易，后人习读，以意刊改，传习既久，弥更浅俗。今则曲核古本，归其真正，一往难识者，皆从而释之。” (《汉书叙例》) 即是说，他对《汉书》原文进行了刊误和注释两方面的工作。二者均反映在他的注文中。他的注释，汲取了东汉以来23家旧注的成果。对稍有价值者，即予以保留。各家歧说不一，他则详加考订，再断以己意，以 “师古曰”加以标明。颜师古对《汉书》文字作了初步的校刊，集汇诸注择优选录，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自颜监注行，而班书义显”。(王先谦《前汉补注序例》)它代表了东汉至唐朝《汉书》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今仍是研读《汉书》的重要倚仗。另外，颜师古将《汉书》115卷本分为120卷，是为后世通行之本。
东汉至唐，对《汉书》 的研究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对《史记》 的研究。《隋书·经籍志》虽然说“《史记》、《汉书》，师法相承，并有解释”，但仅点出了《汉书》的“名家”，对《史记》却只说了4个字：“传者甚微”。事实确实如此。直至唐初人所竞尚的只有《汉书》，它同“三礼”、《文选》皆为 “显学”。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汉圣”; 秦景通与其弟精于《汉书》，号大、小“秦君”。颜注一出，更加推波助澜。房玄龄以为颜注部头太大，命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于是“《汉书》之学大行”(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0)。一时之间，治《汉书》者如刘纳言、姚思廉等相继名家，同时又出现了不少禀承师说或发明家学的着作。至中唐，大史家刘知几亦在《史通》 中亦不乏“抑马扬班”的论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建国前。
有宋一代《汉书》研究，以校正版本为主。唐以前《汉书》及其注本均系手抄，辗转流传，舛误日多。宋时，印刷术得以推广，遂兴校理诸书之议。北宋景佑间，秘书丞余靖奏请参校《汉书》，诏与王洙等就校于崇文院。“靖等悉取三馆诸本，及先儒注解、训传、六经、小说、字林、说文之类数百家之书，以相参校”。(《崇文总目》卷2《正史》)又有宋祁合16家校本，刘之问又取宋校本，更别用14家本参校，并将萧该《音义》、司马贞 《索隐》、孙巨源《经纶集》《学官考异》、章衡《编年通载》、《汉书刊误》等着作一并采入，合而刊之，世称 “建安本”。宋版 《汉书》“改 文、补脱文，去衍文”，印刷精良，为后人所珍视。
宋代还有多种 《汉书》研究的着作。进行比较研究的有倪思的 《班马异同》(今有明永乐刻本)、类机的 《班马字类》(《史汉字类》)、刘辰翁的《班马异同》(今有明永乐刻本)、李曾伯的 《班马字类补编》等。它们 “参合两书，证其异同”。或注意二者思想，或仅品评文字，各展其长。这些着作在前人研展的基础上，都有所拓展。一些学者，还开始了对 《汉书》的专篇研究，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就是今存的这方面的一部着作。它捃摭旧文，各为补注，对研读《汉书·艺文志》、厘清东汉以前的着作源流，都提供了基础。
清代朴学的兴旺，造成了本来就以考校为主的《汉书》研究的发达。有清一代，“鸿生巨儒多肆力此书。”(杨树达《汉书管窥自序》)他们在考订、辨伪、校勘、训释、补作、辑佚等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出现了一大批力作。钱大昕 《汉书辨疑》、王念孙 《读汉书杂志》、杭世骏 《汉书蒙拾》、沈饮韩 《汉书疏证》、齐召南 《汉书考证》、李慈铭 《汉书札记》、朱一新《汉书管见》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研究的水平。
清代 《汉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是对其诸志的专门探讨。关于 《艺文志》的有：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和 《拾补》、孙德谦 《汉书艺文志举例》、王仁俊 《汉书艺文志校补》、刘光蕡《前汉书艺文志注》、李笠 《汇注笺释》等等。其中姚振宗搜罗最广且富，孙德谦分析体例最精。关于《地理志》的研究，有全祖望 《汉书地理志稽疑》、钱坫《新斠注汉书地理志》、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王绍兰《汉书地理志校注》、徐松《汉书地理志集释》、陈沣《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吴承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补正》、毛凤枝《汉书地理志郡县山川释》、洪颐煊《汉志水道疏证》等等。对《律历志》、《食货志》也都有相应着作，难以备录。
另外，清代三大考史家在其名着——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讨论《汉书》的篇幅也很大。无论是从史学或治汉史的角度，都不失为必读参考书。
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不仅代表了有清一代《汉书》研究的最高水平，也是自颜注以来《汉书》的最佳注本。它以颜注为基础，广为搜罗，上纳隋朝萧该，中取宋代宋祁、刘敞、刘攽、刘奉世，近揽顾炎武、齐召南、钱大昕、王念孙、俞樾等47家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参订郭嵩焘、缪荃孙、叶德辉、王生慎等20家的有关材料，以汲古阁本做底本，排比整理，汇集成书。它在吸收已有成果对《汉书》进行进一步校勘的基础上，主要为 《汉书》和汉史的考证汇集了大量资料。《补注》集历代研究成果为一身，使《汉书》“奥义益明”“剩义无多; 一书在手，诸说朗然在目。”可以说，读《汉书》者，不可不读 《汉书补注》。
对 《汉书》史学成就和思想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自晋迄于有清一代，学者阐释不多。概括起来，大体围绕着 《汉书》体例的优劣、断代为史、文章繁简等问题而议论。这些议论，往往是与《史记》相比较而言的。
晋代张辅和傅玄对 《汉书》的评论，有一定的代表性。《晋书·张辅传》载了张辅以为 《汉书》三不如 《史记》 的议论：
迁之着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足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
其中所议文字烦省问题，影响很大，后之聚讼者甚夥。傅玄在整体上肯定《汉书》“实命代之奇作”(《全晋文》卷50)，但在思想方面批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财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转引自《汉书补注·叙例》)刘宋时的范晔为班彪父子作传，对其《汉书》有褒有贬：
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国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诸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
以上3人的议论在传统的《史记》、《汉书》研究中，成为了经常性的话题。
对《汉书》编纂技术方面的议论，在刘知几的《史通》中最集中，也最多。他抑马扬班，盛赞《汉书》，把它视为纪传体的代表。他认为，在他所列的史学六家之中，“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后来作者，不出 (班固 《汉书》和荀悦 《汉纪》)二途”。(参见 《史通》之 《六家》、《二体》)他极力推崇班固断代为史：“如 《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仓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史通·六家》)。在许多篇章中，刘知几对 《汉书》的叙事、言辞、论赞、编次等编撰技术都有所议论，总体上是褒多贬少。对傅玄、张辅等人的意见，他也有辩驳。他最不满的是《汉书·五行志》，专列 《五行志错误》和 《五行志杂驳》予以举劾。他认为《五行志》有错缪，“定为四科： 一曰引书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释灾多滥，四曰古学不精”。对《古今人表》也颇有异议，认为此表“不言汉事而编入 《汉书》”，是班氏 “不知翦截”而 “附生疣赘”。(《史通·表历》)刘知几对 《汉书》 的评论有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他主要从编撰技术上对《汉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其思想揭发不多，这一缺点既反映了传统《汉书》研究的倾向，又反映了他本人治学的路数。
指责《汉书》断代为史最激烈的要数宋代的郑樵。他是最注重“会通之旨” 的史学家。据此，他在 《通志·总序》 中用非常之辞抨击班固说：
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之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旁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
在这些过激的言辞中，应当说包含着若干合理的看法。但是否断代就一定是过失，断代史在史学中就不应有一定地位，确实大有商榷之处。尽管郑樵的意见激烈如此，对《汉书》 的地位并没带来多少实际的影响。
有明一代留给我们的有大量的评论着作。古人评史之风，肇始于宋，至明乃炽。徐中行 《汉书评抄》、茅坤 《汉书评抄》、许应元 《汉书评抄》、凌稚隆 《汉书评林》等纷然面世。其中，凌氏的 《评林》较有参考价值。
《汉书评林》是一部大型的《汉书》评论资料汇编。它荟萃了东汉至明代170多家评论资料，引书达百余种。同时，也有他自己的评论。评论的内容很广，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章技巧、作史大旨，都有议论。可以说，它集中反映了明以前人们对《汉书》的认识，是研究史学、文学、汉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章学诚是清代学者中不随流俗的学者。他在专事考据的学术氛围中，独能惠眼别具，写出充满远见卓识的 《文史通义》。此书论史，特重“史意”。他认为，虽然 《汉书》不及 《史记》，但也有许多长处。他说，“班氏体方以智，多得 《官礼》之意也”; “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文史通义·书教下》)他把《汉书》放在我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之中，去论证《汉书》的地位，而不是偏执一端，滥施好恶，赞扬 “ (班) 固承父之业而自辟门户，为断代专家之祖”(《丙辰札记》)。对其编纂上的具体细节的优劣，也时有发挥。总的说来，章氏对《汉书》的评论是较为公允的。不足之处仍然是缺少对其思想性的阐发。
民国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汉书》明显的封建正统思想受到人们普遍的排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汉书》的论着，绝大部分是关于汉代社会史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或多或少地有助于说明《汉书》的史学价值。但有意识地从史学角度研究《汉书》者，简直寥若晨星。
《汉书管窥》是杨树达30余年心血的结晶。此书在前人校勘、考订的基础上，“纠举旧注违误”，对其“不了班书古义”、“据前人妄窜而改”、“不知班义省略”等等而造成的舛误，都一一辨证厘清。其中，对王念孙的校刊和王先谦的《补注》遗误也有纠正。陈直《汉书新证》是其《史记新证》的姊妹篇，采用了出土文物如铜器、陶器、封泥、货币、石刻、汉简等资料，以正《汉书》，纠正了不少原文和历代注解的错误。近年还出版了吴恂《汉书注商》，对历来《汉书》注释加以讨论，“尤其在训诂音韵方面，多所发明驳正”。这三部着作，都是在前人有大量积累的基础上写成的，研读汉史及 《汉书》者，不可轻视。
张傧生《汉书着述源流考》，是一部专门列举《汉书》研究着述情况的着作，第一次为考察《汉书》的流传及研究状况汇聚了较完备的资料。郑鹤声《班固年谱》描述班固行状经历，大致详明，史料也比较完整可靠。
民国时期着重从史学的角度研究《汉书》的着作有两种值得一读。一是李景星的《汉书评议》，一是刘咸炘的《汉书知意》。这两位作者在史学方面的着作不少，既治《史记》，又治《汉书》，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是其共同特点之一。他们治理古代史学，亦遵循推求史意的原则，虽仍操传统治学的方式，但着眼点高，时能发前人所未发。李氏谓“评者谓持理之平，议者谓定事之宜”，以其名书，其义显明。他就《汉书》文法、史法、赞语等等详加议论，又“不废考据”，时有考订原文错误者。该书评文优于评史，对《史记》和《汉书》的篇章结构、文字表达等异同长短阐发甚多。刘氏本以章学诚私淑弟子自居，继承并发挥章氏的史德说，研究古代史学尤其强调“知意”。他有感于《汉书》研究“徒传诂训，不及大义”和“鲜推义法”等弊病，申明 《汉书知意》“但论义例，不及文词” (《汉书知意·序论》)此书对《汉书》逐篇评说，时时匡正旧议，另立新解。对《汉书》旨意的阐释，往往使人有剔垢除尘之感。
60年代初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是近几十年《汉书》研究的最大成果之一。专家们用王先谦补注本为工作底本，用北宋景佑本、汲古阁本、乾隆殿本和同治书局本等两个流传系统的五个本子，互校得失，择善而从。同时，还吸收了历代《汉书》的校勘成果。今天看来，虽或有漏脱讹误，但仍不失为诸本中最好的版本之一。此后，该书局又出版了魏连科《汉书人名索引》和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等与新本配套，为阅读和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50年代中期侯外庐先生《班固的庸俗思想及其人文思想》 (《中国思想通史》第6章第4节)是力求用马克思主义全面评价班固及《汉书》的一篇代表作。该文从分析班固的家世入手，把他及《汉书》放在两汉思想发展的特殊背景之下，阐述了班固和《汉书》的主要思想特征。认为“两汉的班氏，自始即赋有边疆豪强的传统及正宗的家学渊源”。“据《白虎通义》看来，班固的思想乃是董仲舒神学体系的延长和扩大”。“《白虎通义》是神学的，《艺文志》是人文的，二者之间殊无必然性的内在联系，而思想属性上判然两撅的两种文献，皆假班固之手传于后世，其为折衷主义观点，似无可疑”。侯先生明确指出：“班固的史学与司马迁异”;班固“完成了与《史记》严有区别的 ‘是非不颇缪于圣人’的正宗史学”。该文所提出的主要看法影响很大，至今不失为评价班固和《汉书》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
《司马迁和班固》是白寿彝先生60年代初期撰写的论文(见《中国史学史论集》1)。该文侧重从思想和史学的角度，用丰富的材料对《史记》和《汉书》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漫长过程中考察了它们不同的思想特征及应占的地位。白先生认为，《史记》、《汉书》是对立的，“这是封建性和人民性之政治倾向性的对立，是有神论和无神论、永恒不变和不断变化之历史观的对立。总之，这是正宗史学和异端史学的对立”。并指出：“这种对立，在中国封建时代史学发展中是有深刻意义的;它体现着中国封建时代史学前进行程中矛盾运动的基础规律”。同时，白先生又充分肯定了 《汉书》 的 “博洽”; 它的 “技术性远远超过于思想性的成就”。
侯外庐和白寿彝先生的评论，代表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汉书》和班固进行研究的初始成就，遂成为当时以致迄今对《汉书》和班固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
冉昭德《班固与〈汉书〉》则代表了当时另一种观点。(见 《历史教学》1962年第4期)该文在充分肯定《汉书》编纂成就的同时，认为班固的历史观点也有“进步方面”，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班固对事物的看法，“不偏执一端”，评论历史物“不绝对化”; 他用“时”、“势”或“天时”变异来表达历史是发展的，提出研究历史要“究其终始强弱之变”，“列其行事，以传世变”，要“以通古今”，“这些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可贵的进步的”。第二，“班固能从人民的利害关系，来衡量政治得失”。第三，“班固还能从经济关系来论述历史”。
在60年代存在着的对《汉书》和班固的不同意见，没有能引起论战。这种情况到80年代初才有了些微的改变： 出现了一些较多地肯定班固和《汉书》 思想性的论着，实质上是隐含着对原先占主导地位看法的一种否定。
1984年徐朔方《史汉论稿》出版，努力 “一无遗漏地分析探究他们(《史》《汉》) 的异同所在及其由来”(《史汉论稿·自序》)。据此，作者提出了不少新见。例如，该书说：“《汉书·游侠传》小序，封建主义思想体系比《史记》严密……它却或多或少地纠正了《史记》的非历史主义倾向。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它对侠者进行了考察。这是《汉书》青出于蓝的关键所在”。该书认为在历史记述、历史观点上有“显然比司马迁进步”处。可以说，《史汉论稿》提出的不少新论，都是前所未有的。惜缺乏整体性的阐述。
80年代中后期，研究论文较以前多起来，着眼点也多在《汉书》和班固的思想性方面，有的文章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更明确地肯定了其思想上的进步性。彭曦《试为〈汉书·五行志〉拭尘》(《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朱榴明《略论班固对司马迁思想的批评》(《人文杂志》1985年第4期)、杨济东《论班固主进化、重时命、反神学的进步思想》(《晋阳学刊》 1986年第1期) 和 《班固的爱国主义思想》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刘隆有《试论〈汉书〉的学术成就》(《天津师大学报》 1987年第5期)、沈重和李孔怀合作的 《论〈汉书·王莽传〉》 (《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陈其泰《〈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史学史研究》 1988年第1期) 等，都是这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
彭曦的文章认为“《汉书·五行志》所录材料的时间之久、范围之广、性质之杂来说，它不失为一部古代百科性的、富有价值的有关古代科学技术及自然现象的记录簿”，认定它是“唯心史观的集中表现”，而予以否定，这是值得商榷的。
杨济东“论班固主进化、重时命、反神学”，“把班固与其同时代人、并且是师兄弟的王充做一番横向比较”，一反旧说，认为：班固反对复古倒退，他“厚今薄古，反对法先王”; 班固的社会历史观是“时命论”，它“具有与神学天命论和善恶报应论作斗争的战斗意义和进步作用”; “《汉书》毕竟表现出了史学逐渐废除神学迷信的历史倾向”。
沈重、李孔怀合写的文章，比较细致地从3方面分析了《王莽传》，认为：“班固竟然将王莽代汉和虞舜禅尧相提并论，闯入儒家奉为圣人的‘禁区’，这确是班固历史观的大突破”;《王莽传》对“东汉初期盛行的谶纬符命迷信活动进行辛辣嘲讽，揭穿其假象，成为当时反谶纬，反神学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潮的一部分”;《王莽传》是“儒家复古思想大悲剧的实录”。此文给予了 《汉书·王莽传》及班固思想较高的评价。
在以上文章的推助下，《汉书》历史地位的再评价问题，终于由陈其泰提了出来。文章在较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对《汉书》作了多方面阐述。文章认为：班固以成功的史学实践回答了时代的要求。《汉书》固然有浓厚的正宗思想，然而它在编撰上取得了突破，创立了断代为史的新格局，被此后两千年沿用不改;内容上，班固发扬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为汉讳”;在历史问题的阐述上，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有一定人民性;10志则在反映封建国家政治职能上提供了丰富材料和有价值的看法。
从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汉书》及班固研究的大体轮廓。历代学者对《汉书》做了大量的校刊、训诂和史实的考订工作，成绩斐然。要在这方面继续下去，除非有相关的重大出土材料资助，实在难以为功。对《汉书》整体研究上，尚有较大余地。但应当看到，《汉书》在史学史上的高——低——趋高的地位之争，是古代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如何在今天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解决，可能不是重复古人的论述能够彻底解决的。重新认识《汉书》的文章相继发表，但反响不大。希望有更全面、扎实的论着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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