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历史观的总体特点，表现为“二重真理观”。(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一方面，他以神化王权和封建等级秩序为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他又能够以人文主义的观点去考察、总结西汉客观历史的兴衰成败。但班固的历史观最终是被桎梏在“天人感应”、“皇权神授”的神学目的论的藩篱中的。他所尊奉的正统思想，大大限制了他进步史观的发展，也因此而限制了他在学术上的总体成就。
1. 继承并发展了西汉末年的 “五德终始” 说，建立起神秘的唯心主义正闰史观。
西汉末年流行的五德终始说，是属于五行相生说的。它与旧有的五行相胜 (或五行相克) 说不同。它以木、火、土、金、水这“五行”来比附人类社会，以五德相生，来比附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认为每一个朝代都代表五行中特定的一德，朝代兴替，就是按五行之间前后相生的顺序，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按照这种说法，火生土，故王莽自称以土德代替汉的火德; 土生金，故公孙述自称以金德代替王莽的土德; 刘秀是“受命中兴”，便要以火德继承西汉的火德。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在统治阶级来说，是对广大农民，同时也是对统治阶级内部表达其封建统治“受命于天” 的神学依据。
班固以这种神学理论为基础，建立起一种更为具体的正闰史观。班固认为，历史的发展，有一个为上天所制定的既定程序，凡是按这个程序出现的政权，才可称为“正统”政权; 否则，则像历法上的闰月一样，是一种多余出来的历史存在。以此为指导，班固在《汉书》中竭力宣扬刘汉王朝的“正统”地位，论证刘汉是“纂尧之绪”(《叙传》)，是承“天统”而兴。从而使 “五德终始”的神学理论，由 《汉书》而取得了历史的形式。
史书的体裁和体例，既是史家用以叙述历史的表现形式，也从中可体现出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前面已讲过的《汉书》断代为史的旨趣，以及《汉书》一帝一纪“以显国统”、不将王莽新朝入纪而以末传处置，这些写法，都是班固的正闰史观在编撰学上的表现。在《汉书》的首篇《高帝纪》中，班固为刘邦编排了一个从尧开始的所谓世系，并申述 “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着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意思是说，汉既是尧的后代，又同属于火德，因此汉朝的建立，完全是由天意决定的，是按天安排的演变顺序必然出现的。同样的道理，王莽是不在 “天统”之列的，因此，班固虽然承认新朝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其政权却是 “非命之运”，是历史变化中的 “余分闰位”，所以将它放在全书的最后 (《叙传》除外)，才是合乎班固思想中既定的历史演变程序的。《汉书》这一首一尾，实在是班固正闰史观在体例编排上的最 “完美”的表达方式。
班固还在 《高帝纪》中，着力渲染刘邦即位之前的各种符瑞，为 “汉承尧运”制造历史依据。《高帝纪》基本因袭 《史记·高祖本纪》，但却凭空编造了许多神话，极言高帝的不凡。高帝的出生、相貌、言行都被罩上了神秘的光环。如写刘邦出生：
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又写刘邦出行：
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压当之。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
又写刘邦斩蛇：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见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 “人杀吾子。”人曰： “妪子何为见杀?”妪曰： “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
这些，都是为刘汉当政制造神学根据。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现本《史》《汉》的高帝纪中，都有上述记载。但已有学者考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自卷首至“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实为《汉书》手笔，非太史公原文。
为进一步歌颂刘汉上继唐尧，“以建帝业”的 “正统”地位，班固还专作 《典引》以 “述叙汉德”(此事及 《典引》的一部分，均见于 《后汉书·班彪传》下)，实际上是论说刘汉的帝位是天意规定的：
若夫上稽乾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踪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禅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
刘汉的各种礼仪制度，也早由孔夫子制定好了：
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龙之灾孽，悬象暗而恒文乖，彝伦而旧章缺。故先命玄圣，使缀学立制，宏亮洪业，表相祖宗，赞扬迪哲，备哉灿烂，真神明之式也。
所以说刘汉即帝位，是“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阵云尔”。
关于 《典引》文名的意思，李贤注为：典为 《尧典》，引犹续也。汉承尧后，故述汉德以续 《尧典》。可见班固作 《典引》与断代为 《汉书》，其思想旨趣是基本一致的，都是为了极力论证、突出刘汉政权受命于天、不可侵犯的神圣性。这样，刘汉政权虽经 “国嗣三绝”、王莽执政、农民起义而终于得以 “中兴”，王莽积世累功、折节力行，费尽心机却终不 “伏铁钺之诛”的 “秘诀”，终于被班固找到了;“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历史运动演变的原因，也在班固的正闰史观面前 “迎刃而解” 了。
2. 《汉书》 把 “天人感应” 的神秘学说，特别是五行灾异学说当作社会现象的永恒规律来宣扬
《五行志》是集中表达了这种思想的。它集中了董仲舒、夏侯始昌、眭孟、夏侯胜、京房、刘向、刘歆、谷永、李寻等阴阳五行学说大师的论述，加上自己的意见，荒谬地议论春秋以来直至王莽时期某些史事与灾异的相互“感应”，企图表明水火木金土这种“五行”现象，反映了政治上的得失，帝王的貌、言、视、听、思“五事”的失当，可以影响到风雨、水旱、寒暖、蝗灾、地震等自然灾异的出现，日、月、星辰、陨石等天象变化，也与政治变革相应。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 《史通》中特列 《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篇，其意在于指斥《五行志》的相互抵牾之处，如批评《五行志》“叙事乖理”、“释灾多滥”、“引书失宜”、“古学不精”等等。这与我们今天从历史观上批判班固的神秘主义思想，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但他对于《五行志》荒诞不经的天人附会的揭露，仍有助于我们具体认识《五行志》的牵强虚妄。
如《五行志·中之上》言： “史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金震，木动之也。是时周室衰微，刑重而虐，号令不从，以乱金气。鼎者，宗庙之宝器也。宗庙将废，宝鼎将迁，故震动也。是岁晋三卿韩、魏、赵篡晋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为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贼臣，天下不附矣。后三世，周致德祚于秦。其后秦遂灭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沴金，失众甚。”这是“九鼎震”这种自然变异用来说明周室的必然灭亡。刘知几则批驳道：“案周当战国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窃斧，台名逃债。正比夫泗上诸侯，附庸小国耳。至如三晋跋扈，欲为诸侯，虽假王命，实由己出。臂夫近代莽称安汉，匪平帝之至诚; 卓号太师，岂献皇之本愿。而作者苟责威烈王以妄施爵赏，坐贻妖孽，岂得谓 ‘人之情伪尽知之矣’ 者乎!此所谓商榷前世，全违故实也。”(《五行志错误》)这是认为周衰晋兴，全是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与 “九鼎震”并无什么联系。
又如 《五行志·中之上》云：“ (昭公) 十六年 ‘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归氏薨，昭不戚，又大搜于比蒲。……”“定公十七年 ‘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将侵郑，归而城中城。二大夫帅师围郓。”这是把天旱(按：“雩”是古代求雨的祭礼。)归于人间君王的做为不当。刘知几认为这种比附是颠倒了史事的牵强附会;“案大搜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围郓，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说，扣寂为辞者哉! 此所谓影响不接，牵引相会也。”
《汉书·天文志》有许多内容与《史记·天官书》相同，但却特别强调“天人相与之际”的神秘联系。《天文志》开头有一二百字，论说各种自然现象“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悟，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天文志》还详细记载了秦楚以来天变与人事的征验。这些与《天官书》 旨在记天官职守有着很大的歧异。在纪的部分，《汉书》依《史记》高、吕、文3篇写成 《高帝纪》、《高后纪》和 《文帝纪》，除了在史事的分合增减上略有不同外，最显着的一点就是按年代的顺序分别加上了灾异的记事。在传的部分，也特别强调五行灾异和人事的关系。《汉书》依《史记》写公孙弘传，而增加公元前130年贤良对策，这主要是在答复武帝所问天人之道，吉凶之效，“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楚元王传》，实际上是以刘向言天变的卦事占了大量的篇幅。《汉书》新创的传，如《萧望之传》、《翟方进传》、《谷永杜邺传》等，都盛言灾异。以上这些，都表现出班固对于阴阳五行的浓厚兴趣。
班固在《汉书》的编撰和论述中，突出地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他以神化的历史，论证了西汉皇朝的合法性与唯一性，这不仅迎合了东汉统治者的需要，而且也为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巩固政权，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因此，《汉书》始出，和帝即命经学家马融“伏于阁下”，从班昭受读。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汉书》一直处于“与五经相亚”的地位。
3. 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点
当班固以正闰史观和“天人相与”的思想，论说人类社会的变化、政权统治的得失的同时，班固又常常脱离神学的轨道，就历史本身演变的因果源流，作出比较客观的分析。
在《异姓诸侯王表》序中，班固基本上继承了司马迁在《秦禁之际月表》序里，对秦亡汉兴历史原因的探讨，并有了新的发挥。班固论道：“昔《诗》《书》述虞夏之际，舜禹受禅，积德累功，洽于百姓，摄位行政，考之于天，经数十年，然后在位。殷周之王，乃由卨稷，修仁行义，历十余世，至于汤武，然后放杀。秦起襄公，章文、缪、献、孝、昭、严，稍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艰难也。”这是说，考察古代政权自虞夏、经殷周、至始皇得天下的过程，可知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艰难创业。于是，问题就出来了：“汉亡尺土之阶，由一剑之任，五载而成帝业。书传所记，未尝有焉。何则?”汉的得天下与前代君主相去天壤，其轻松容易之极，令人困惑不已。班固是这样解释的：“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刃，箝语烧书，内锄雄俊，外攘胡粤，用壹威权，为万世安。然十余年间，猛敌横发乎不虞，适戍强于五伯，闾阎逼于戎狄，响应卨于谤议，奋臂威于甲兵。乡秦之禁，适所以资豪杰而速自毙也。”这是把秦朝的灭亡与汉的建立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认为秦的苛政，正是秦亡汉兴的直接动力。他又进一步总结道：“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烈，今汉独收孤秦之弊。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这是认为，刘汉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形势的必然趋势。这一点是对司马迁思想的发挥，比司马迁所论“岂非天哉?岂非天哉?”更为明确，也更为深刻。
《史记·秦始皇本纪》附录了班固《典引》的一个片断： “贾谊、司马迁曰： ‘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 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这是批评贾谊、司马迁不察秦之衰起始皇，极胡亥，“积衰”已久，认为秦“土崩瓦解”已是大势所趋，即使周公再出，也难有回天之术。这与上述所论一样，都是把国家的兴衰存亡之由放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中去考察。他提出的“势”、“时变”的概念，都是指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班固在这里所表现出的重视历史本身联系的观点，显然与他以神化刘邦、神化刘汉，证明西汉是承天“正统”，割裂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联系的正闰史观，是完全背悖的。
班固还很重视对人为得失与政权兴衰关系的考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二是重视民心向背对政权稳定或动荡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家已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武帝极欲在这坚实的基础上，一展鸿图。向外，开拓边境; 在内，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礼仪、政治、法律制度。于是，不拘一格，广罗、拔擢文武贤才。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正是依靠这些人材得到了实现。班固对汉武帝的用人措施与所用之人的作用，都作了充分的肯定：“是时，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军，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 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
班固能够把民心向背及百姓的生存状况，看作是影响西汉各朝政治盛衰的重要因素。如《景帝纪赞》云：“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考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班固在这里明确指出，汉初五、六十年之间，先是由高祖“扫除烦苛，与民休息”，其后景帝时“黎民醇厚”、“民用康宁”(《叙传》)，民众生存状况的转好是“文景之治”盛世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宣帝纪赞》中，班固对宣帝功业的赞扬，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民众利益着眼的：“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对于来犯的匈奴，宣帝“权时施宜，复以威德”，因而“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匈奴传赞》)循吏能实现封建社会的理想之治，是由于他们“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故能“所居民富，所去见思”，“而民从化” (《循吏传》)这些论述，说明班固是充分认识到了上至达官宦人下至黎民百姓对于历史变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班固还能从经济关系来论述政权的兴衰之故。《食货志》开篇便讲，食货为“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如果“上贪”则“民怨”，“民怨”就导致“灾害生而祸乱作”。在志中，班固从经济角度分析王莽败亡的原因。王莽为出兵匈奴，“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使者驰传督促，海内扰矣。”又“动欲慕古，不度时宜”，任意变更经济政策，造成“民愈穷困”，乃至“人相食”，“天下謷謷然，”终于激起遍布各地的农民起义。班固在这里，把王莽的失败的关键原因归于国民经济的彻底崩溃。
农业生产是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之所在，农业收成的丰歉，又与水利修建、农田的垦置有密切关系。班固是很重视水利问题的，认为水利事业是国家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事。这是他立《沟洫志》的主旨所在：“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鱼乎!’ 中国川原以百数，莫着于四渎，而河为宗。孔子曰： ‘多闻而志之，知之次也。’ 国之利害，故备论其事。”(《沟洫志》)他选重要的水利文献 《治河三策》入志，也充分表明他的历史见识之高。同样，《食货志》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录贾谊、晁错、董仲舒关于土地问题的奏疏，《地理志》中详细记载西汉末年的土地面积，可垦田、不可垦田、定垦田的亩数，这都是班固重视土地开恳、土地政策的突出反映。
《汉书·地理志》对民风世俗形成原因的探讨，可以说是班固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集中体现。在这里，班固完全“忘却”了“天”对于历史的作用，而是从经济条件、地理环境、政治、文教以及上层人物的影响等方面，分析各地风俗的形成及殊异。如他对秦地风俗的论述：
关中： 其民有先王遗风，好嫁穑，务本业，……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绕。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未，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这里，分析关中的“富绕”，认为地理条件的伏越和国家水利设施的修建是起着重要作用的。而导致“五方杂厝，风俗不纯”的原因，则是由于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对世家、富人、豪桀、盗贼等各种不同的生活习惯，也都因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作出了恰当的分析。其世家，乃贵族之后，有世代积累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故“好礼文”;富人，是没有政治地位但以经商致富，故“好利”;豪桀，是指游侠，不遵守国家法制，班固因此说他们是喜好“通奸”; “盗贼”的兴起，则缘于地势的艰险和经济上的困厄; “侈靡”之风的兴起，先是由于京都一带，人口众多，耕田不足，故“民去本就末”;经商风一起，致富者增多，便依靠优厚的经济条件，模仿社会上层人物的生活方式; 平民百姓也受其影响，纷纷效仿，“羞不相及”。所以，崇尚侈靡的风俗，其形成的原因是呈多样性的，经济条件是根本的因素，民风的互相影响也很重要。班固对关中风俗成因的分析，涉及到了经济、地理、人口、耕地、国家职能、政治变革诸多因素，还注意到了风俗本身在发展过程中的沿袭和异化，这些论述，应该说是非常精采的。
河西四郡：武帝时……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东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浡逆之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 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
这是从地理条件与吏治好坏对风俗的影响进行分析的。河西四郡之民，本来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者，若放在内郡，可能会出不少盗窃刁顽之人。但在河西四郡，一来由于“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二来由于吏政宽厚，因此这里的风俗便是 “吏民相亲”、“少盗贼”，乃至“贤于内郡”。
巴蜀一带：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柔弱褊 。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仅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导，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 “有教亡类。”
这里是重视地理条件、经济条件对风俗的影响，并强调文教和上层人物如扬雄对于风俗变化的作用。
班固还能够从各民族的相互交往，来探讨各地风俗的逐渐变化。如写龟兹与汉来往，“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生动地描写出汉代文明对龟兹风俗改变的巨大作用。
综上所述，班固或从历史的客观发展过程，或从人为得失，或从经济富匮，或从地理环境，或从国家的水利建设和土地垦植，分别对西汉历史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分析和总结，阐述了与他的神学史观相背离的进步的历史理论。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但是，班固的进步史观，是为他的“皇权神授”、“天人相与”的神学理论严重地制约着的，对此，我们有必要予以明确的揭示。
4. 封建国家的正统思想，最终窒息了班固朴素的唯物史观的发展
从以上对班固两个方面历史观点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班固的历史思想表现为神意史观与进步史观的尖锐对立。如何看待班固历史观上存在的这种矛盾，应该说是能否正确评论班固的历史思想及其地位的关键所在。班固的进步史观，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进行的，即在坚持正闰史观，“皇权神授”的前提下，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讲历史的发展变化，在保证不扰乱封建秩序的前提下，讲经济、地理乃至人力对于历史变化、社会前进的重要作用。一旦他所揭示的客观真理与他信奉的正统思想发生冲突时，他便立刻滑入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深渊。
在《王莽传赞》中，班固对王莽的得势与败亡，作出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
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废，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班固在这里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为两个矛盾的统一体。对于王莽的南面称王，他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王莽“不仁而有佞邪之材”，二是王莽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篡位时机，即“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这两个因素谁更重要呢?班固的回答很明确： “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将其归于“天时”，即客观条件。对于王莽的灭亡，班固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由于王莽自身 “奋其威诈，滔天虐民”，其 “穷凶极恶” 之至，“自书传所载……未有王莽之甚者也。”二是由于王莽“窃位南面，处非所据”。到底是什么起着决定作用呢?班固的回答也很明确：“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归根结底，是由于“天统”中没有安排王莽作皇帝。班固的这两个矛盾的统一体，其后者，我们很容易看出其“皇权神授”的唯心主义倾向，但对于前者，则往往不能作出正确的辨识，甚至有人以为这是班固进步史观的表现。殊不知，否认人力的主观作用，过分强调客观形势的自然发展对于历史变革的推动作用，与强调 “皇权神授”实在是一脉相通的，是班固正闰史观的两种表现形式。“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正是对“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的具体论证。将王莽的败亡归于“炕龙绝气，非命之运”，则是对“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的历史证明。班固对王莽兴亡的分析，能够从人事的得失，民心的向背，客观条件的有利与否，论述它们对政权兴衰的影响，应该说这是实事求是的进步思想，但最终他是把他的进步思想完全纳入了神意史观的轨道。
前面已经讲过，班固能够把西汉的历史放在客观历史发展的总序列中，予以考察彼此的盛衰沿草。但当要求他对秦、陈胜、项羽、王莽的历史地位给予说明时，班固便又陷入了他的正闰史观之中。于是，他对于历史的贯通考察，是不彻底的，是片面的，最终还是用他的正闰史观割裂了历史客观联系。
对于秦的历史地位和王莽的历史地位，班固在《王莽传赞》中已讲得很清楚，指斥他们是“炕龙绝气”“余分闰位”，以他先验的“天统”，将它们框到了 “五德终始”所规定的历史演化程序之外。
对于陈胜、项羽，班固是以儒家的正统学说，降低了他们在秦汉之际历史变化中的作用，这样，也就限制了他对这一段历史的发展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将秦楚之际的历史，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拔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几个历史阶段的划分，直到今天，也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所沿用。班固无论是在《异姓诸侯王表序》中，还是在《陈胜项羽传》中，对于《史记》的《秦楚之际月表序》、《项羽本纪》《陈涉世家》中的议论、史事基本上都吸收了，但对司马迁的上述史论，则只字不提，却在《异姓诸侯王表序》中，认为“今汉独收孤秦之弊”。于此可见班固历史联系观点的不彻底性。
班固在 《汉书》 中常有“通古今”、“传世变”这类“通”和 “变”的观点，但这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班固讲《汉书》 的着述宗旨是 “综其行事，旁贯 《五经》，上下洽通”，这里所讲的“通”，第一是指我们在前面已讲过的，在编纂上“寓通于断”，是在历史事实、典章制度和古今人物上，作到历史叙述上的贯通; 第二，是用 “五经”学说，把西汉一代的历史解释清楚。在《叙传》中，班固讲“函雅故，通古今”，张晏注曰：包含雅训之故，及古今之语。似乎还有在历史内容上贯通古今的意思。《百官公卿表序》讲，“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这里的“通古今”，意趣在于将古今的官制变化叙述清楚，为统治者提供制定、变革职官的历史依据。班固还讲“变”，《货殖传》曰：“列其行事，以传世变”，是对先秦至汉的工商业者的“行事”详细叙述，为读者提供人心曰益不古，逐渐去本就末的世风变化情况。《诸侯王表序》：“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有点“通变”的味道，但只限于对西汉历史中诸侯王盛衰史的变化得失的探讨。综上所述，可见班固的“通”，主要是要在史料的安排上，贯通古今;其“变”，或是指古今历史的变化情况，或是仅限于西汉史内部，对某些历史问题，探讨其强弱盛衰的变化原因。这与司马迁要在贯通古今历史客观发展的基础上，对人类历史的变化法则、人类历史的变化原因等诸多问题，进行理性的探寻，“原始察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大相异趣的!在班固的思想中，已存在着一个先验的历史演变程序，“天”和正统的 “帝王” 已被规定为历史的主宰者，因此，像司马迁那样“通古今之变”，不仅是没必要的，而且还是违反了“皇权神授”的正统思想的，是“颇谬于圣人”的。封建的正统思想和班固的神意史观又一次阻断了他通向客观真理的途径。
班固能够重视经济状况对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但他却不能在物质生活与国家兴亡、历史变化之关系上作进一步的探讨。《汉书·货殖列传》基本上是删节《史记·货殖列传》而成，仅增元帝至王莽年间富者事400余字，但删存取舍之间，却明显地表现出班固与司马迁在对待社会经济与历史发展问题上的明显差异。
《史记·货殖列传》的议论很丰富，是司马迁朴素唯物主义光辉思想的最集中体现。集其所论，要点可归纳如下：第一，认为追求富贵享乐安逸，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望和要求，农虞工商这些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活的轴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第二，经济在历史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它能富国强兵。越国用计然计，“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号称 ‘五霸’。”管子修齐国经济，“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次，物质资料的多寡决定人们的道德意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再次，物质资料的多寡，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并指出这是“物之理也”，即这是一条人类生活的法则。第三，基于物质生产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司马迁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第四，鼓励人们致富，批评“安贫乐道”、“贵谊贱利”的思想。这是司马迁立传的基本意旨所在。他还在传中明确表明立传的目的：“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汉书·货殖列传》存留了《史记·货殖列传》中对于历代致富之人事迹的叙述，但却将司马迁的议论全部舍去，而代之以班固自己对于物质生产生活的认识，综其大意，有以下几点：
第一，反对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看不到人们的物质活动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人们应遵守等级差别，而不能逾越。他指斥不安于经济地位，“越法”而富者： “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并在《叙传》中进一步斥责这些人： “靡法靡度，民肆其诈，逼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
第二，不承认人们之间地位、道德意识与财产多寡之间有什么因果联系，而是认为，只有国家的等级制度才是规定人们不同的地位、分工以及道德意识的决定性因素。正是由于等级制度的作用，物质生产才兴盛起来：“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 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 ‘……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此之谓也。”
第三，认为天下的贫富不均，是等级制度被破坏的恶果，因而向往经济等级制度的复归。三代时，士工商农四民“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齐桓晋文之后，“耆欲不制，僭差亡极”，于是造成了“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唅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其教自上兴，由法度之无限也。”
第四，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应达到的目标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教，贵谊而贱利。”即用礼教约束人们的经济活动。
可以说，《汉书·货殖列传》是对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的具体批判。他们两人的出发点不同，因而也就得出了意义不同的结论。司马迁是通过对人类社会中物质生产活动的深刻思考，揭示出经济生活是人类各种活动的终极目的，是历史发展和变化最为关键的因素。他虽然还不可能把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于经济活动，但其论述已接近于真理的边缘。班固则以“贵谊而贱利”的儒家学说为指南，以维护封建专制秩序为目的，对于物质生产活动的特点及作用作出了本末倒置的结论，显示出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的经济思想;他在历史发展的经济原因上所表现出来的唯物倾向，最终被牢笼在他“旁贯五经”、以历史进行说教的着述目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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