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继《史记》之后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和第一部断代的纪传体皇朝史，《汉书》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显要的地位，并因此而对后代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为反映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国家的历史找到了一个适当的表述形式。纪传体的最大优点是，包容量大，能够反映丰富的社会内容，复杂的历史现象。故刘知几在《史通·二体》篇中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但纪传体也有它不可克服的缺陷，即时间、条理不够清晰： “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 (同上) 这种弊病，在纪传体通史中表现的更为突出。班彪批评《史记》“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但他又颇能体谅司马迁着述纪传体通史的不易：“一人之精，文思烦重”(《后汉书·班彪传》)。班固《汉书》断代为史，可谓是对纪传体的扬长避短之举。断代史较之于通史，虽不易写出历史的古今发展，却能写清一代之始末，也易于详写近代史和当代史。也是“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史通·六家》)的撰史捷径。故《汉书》一出，“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同上)，成为断代纪传体史书的鼻祖。

《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以封建正统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史书。两汉之际，是封建正统思想在意识形态中逐步成为支配思想的时期，同时也是正统史学的逐步形成时期。扬雄称《史记》为“实录”(《法言·重黎》)，但讥其“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班彪肯定《史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但却批评它“论议浅而不笃。”(《后汉书·班彪传》)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进行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为史料的考订、书籍的分类和系统地论述学术源流提供了范例，是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创始人。但他们却都表现出神秘主义的历史观。他们父子各着书论《洪范五行传》，“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汉书·楚元王传》附传)，以“天人感应”的神学解说历史。从两汉之际学者对《史记》的褒贬抑扬中，从作为历史学家的刘氏父子的 《洪范五行传》和班彪所着的《王命论》中，可以看出以“天人感应”、“皇权神授”为核心的儒家正统思想已逐渐在史学领域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班固的《汉书》，明确提出要在叙说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旁贯《五经》，上下洽通”，这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推说《春秋》之义，大有异曲同工之妙。班固以先验的正闰史观说明历史的发展变化，以正统思想评论、总结历史的存亡得失，这一方面是为维护和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提供了历史依据，另一方面则正好说明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中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梁朝刘勰评说《汉书》是“宗经矩圣之典，端绪宏赡之功”(《文心雕龙·史传篇》)，可谓是对《汉书》编撰和思想特点所作的比较公允的评定。

《汉书》在编撰上的成就和浓厚的封建正统史观，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廿四史中，除《南史》《北史》为纪传体通史之外，其余都是纪传体断代史; 各史的纪、表、志、传的编制，也多沿用 《汉书》体例而有所损益。从这一点上讲，《汉书》的影响大大超过了纪传体的开创之作《史记》的影响，诚如章学诚所说：“迁 《史》不可为定法，固 《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文史通义·书教下》)遗憾的是，隋唐之后，许多史家不察班固 “整齐其文”、“方以藏智”之外，更有别识心裁贯穿其中，而是一味模仿《汉书》体例严谨的特点，“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着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 (同上)

自班固开始将封建正统思想作为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在以后近二千年的封建史学发展史上，正统思想一直成为史学领域中的主导思想。自西晋末年起，各个政权修史，都宣称自己是正统，指斥敌对政权为僭伪。因北齐取代的是东魏，所以魏收在奉北齐之命撰述《魏书》时，便以东魏为正统，为东魏孝静帝立纪，而将西魏文帝附入他人传中。因隋取代的是北周，北周取代的是西魏，所以当魏澹奉隋文帝命更撰《魏书》时，便以西魏为正统，而以东魏为伪，为西魏文帝、恭帝立纪，而将东魏孝静帝入传。从两部《魏书》的正、伪之争，可见正统思想是如何强烈地左右着史学的方向。东汉末年，荀悦以《汉书》为本，改纪传体断代史为编年体断代史，着《汉纪》以总结西汉一代得失成败，他继承了班固以正统思想为指导的传统，着意宣扬神意史观，鼓吹天人感应，宣扬汉家永得“天统”，并自觉地把《汉纪》撰述成供统治者“有鉴乎此”(《汉纪·目录》) 的历史教科书。《汉纪》的出现，标志着封建正统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汉书》多载阴阳灾异之说，并特创《五行志》以记载。汉隋之际的纪传体史书，凡有志者，都必有《五行志》，有的更名为 《瑞应志》、《符瑞志》。其他篇章中，也充斥了鬼神怪异、道本佛法的记述。这种有意识的神学目的论的宣扬，增加了史学着作不应有的鬼神气氛，却在无意中保存了较多的科技史、思想史、宗教史的材料，这也是必须看到的。

《汉书》应享有高于除《史记》之外的其它正史之上的崇高地位。它以其编纂上的巨大成就和浓厚的正统思想，领袖了正统史学;在从它问世之后的整个古代社会，都处于“与五经相亚”的位置。今天我们从史学发展的基本联系中来肯定《汉书》的成就和检讨他的思想，目的是努力正确说明它在我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为建设新史学提供借鉴。这二者出发点的原则性区别，是要特别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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