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着述宗旨

班固所处的特定的时代背景，使班固的史学面临着这样的任务;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准绳，总结西汉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统治上的得失成败，为东汉政权提供经验教训; 以“皇权神授”、“天人感应”为指导，从历史上论证“汉承尧运”，得天“正统”，而且“天祚未改”，从而证明西汉王朝存在的唯一性，也为自称刘氏政权“中兴”的东汉王朝提供维护政权的神化了的历史依据。班固正是以这样的任务为目标，提出了自己的着述宗旨。

班固的着述，是深受父亲班彪的影响的。他不仅从材料上吸收了《史记后传》的篇文，并且在着述宗旨上也继承并发展了父亲的遗愿。

班彪撰述《史记后传》，其原因有三。第一，不满司迁之后，诸家继迁之作： “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后汉书·班彪传》，后文所引此传，均不再注明出处)。第二，不满司马迁对西汉太初以前史事的记载：“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在体例上，《史记》也不够整齐： “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第三，不满司马迁在书中表现出的非正统思想：“论议浅而不笃、其论学术，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班彪的着述目的是： “今此后篇，慎考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 ‘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也就是说，他要对西汉史事，在史料上择精存真，订正、补充《史记》的疏漏、舛误之处; 在编撰上，将《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在体例上整齐划一，在行文上严谨有序，创作出一部“平易正直”的 《史记后传》。

班固发展并完善了父亲的着述思想。他在《叙传》中表述了自己的着述宗旨：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集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

从班固的自叙以及《汉书》的撰述体例、撰述风格上看，班固基本上是依循着父亲制定的目标进行创作的。但他与班彪又有所不同。班彪对于《史记》的改造，主要着眼于史料上的审核与编撰技术上的修整。对于司马迁的 “论议”，他只是惜其不与圣人同;“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但并未明确提出要在《史记后传》中对此进行更改。班固则为彻底改变《史记》的“异端”思想，采取了有力的措施。首先是在体裁上，为了突出刘氏王朝在人类史上的地位，充分证明刘汉是承天“正统”。班固摒弃了纪传体通史的形式，也不象父亲那样为《史记》作续编，而是“起元高祖，终于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断代为史，从而在着述形式上改变了刘汉“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历史地位。其次是在指导思想上，明确提出要 “旁贯《五经》”，即要用《五经》的道义，将刘汉二百多年的历史讲说清楚，这便与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 的 “一家之言”正相对抗。

简而言之，从班彪到班固，从《史记后传》到《汉书》，班氏父子逐渐完善了自己的着述宗旨，承担起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汉书》取得的巨大成功，反映出班氏父子圆满地实现了自己“慎核其事，整齐其文”、“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的撰述目标。

2. 《汉书》 的编纂概况

《汉书》是经四人之手，历三四十年之久，才得以完成的。班彪的《史记后传》，已粗具西汉国史的规模。当时学者对班彪续作给予高度赞扬，王充《论衡·超奇篇》称：“记丰详悉，义浅理备。观读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说班彪的续作超过《史记》显然过分，但他的努力成为班固着《汉书》的重要基础，则应该肯定。班彪卒后，班固决心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业，于是于明帝永平元年(58)，开始了《汉书》的编撰工作(参见陈汉章《马班作史年岁考》，《缀学堂初稿》卷二)。永平五年(62)，有人上书朝廷，告班固“私改作国史”，因而被捕下狱。其弟班超急忙赶到洛阳，上书明帝，为兄辩解，“具陈固不敢妄作，但续父所记汉事。”(《后汉书集解》引《东观记》)这时地方官也把班固的书稿送到京师，明帝看过之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就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为兰台令史，迁校书郎。这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自此以后，班固 “专笃志于博学，以着述为业”。(《汉书·叙传》)。在他与同僚一起完成了一部分国史的撰述后，明帝诏令他在兰台把未完成的《汉书》继续写下去，“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后汉书·班彪传》)。全书基本完成后，有些篇章还在继续补充修订之中。永元四年班固卒后，尚有八表及《天文志》未最后完成。和帝又令其妹班昭继作八表，马续补作《天文志》。这样，《汉书》才得以大功告成。

《汉书》以前，有关西汉的史着已有多种。《史记》是一部通史，但于汉初历史用力甚厚。自 《史记》问世以后，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初年，补续者甚多。先有褚少孙的“补阙”，接着又有刘向、冯商、扬雄等15人的撰续。东汉初年，班彪将刘向等人的续《史记》总汇一起，称为《别录》，同时又着成《史记后传》。班固的《汉书》，基本上是在《史记》和 《史记后传》的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加之他身处兰台，得以博阅各种史料。《后汉书·儒林传》载：“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辆，自此以后，叁倍于前。”班固着述《汉书》，也大量参阅了这些档案文献资料。大致说来，武帝以前的历史记载，大都采用《史记》，约有50多篇，单是列传就用了40篇。但班固并不是完全照抄《史记》原文，而是进行了一番加工整理和修改补充。武帝以后的记载，是以班彪的 《后传》为蓝本，综合各家续《史记》，缀集所闻而成。应当指出的是，班固对于前人史着，有修有改，有综合，但这决不是简单的转抄削删，而是于其重新组合的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着他自己独特的着述宗旨，集迁至彪200年间史学发展之大成。郑樵《通志总序》责备班固“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可谓不尽公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 “《汉书》武帝以前，纪传多用 《史记》原文，惟移换之法，别见剪裁，”可谓知人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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