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曾在《后汉书·班彪传》的论赞中，对班固及其《汉书》，做出了中肯的评定：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着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这个评论，是符合《汉书》的实际情况的。《汉书》在历史编纂上“详而有体”，继承并发展了纪传体体裁; 在历史内容上，“文赡而事详”，且“赡而不秽”，发扬了我国史学史上的实录精神，描述了西汉一代丰富的历史现象;在历史文学上，“不激诡，不抑抗”，使读者“亹亹而不厌”，是历史记述与文学艺术成功结合的名作。
1. 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格局
《汉书》沿用了《史记》的纪传体，但变通史为断代史，从而成为后世修纂皇朝史的典范。《汉书》共100篇，后人析为120卷，80余万言，全书包括纪、表、志、传4部分，主要记载自汉高帝元年 (前206) 至王莽地皇四年 (23) 230年的历史。
12本纪，记述了高、惠、高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12世的大事，编年记事，为全书总纲。
8表，前6表分别谱列王侯世系;后2表，一为《百官宫卿表》，记录秦汉官制及汉代公卿的迁、免、死。一为《古今人表》，其名曰“古今”，实际上只记“古”而不记“今”，是对汉以前历史人物的评价。
10志，《律历志》叙述汉代声律、度量衡、历法及其与农业和日常生活的关系。
《礼乐志》叙述历代礼制、乐制的变化。
《刑法志》记述宗周以来至东汉初年，军制和刑法的变化。
《食货志》记述了远古至王莽时期社会财政经济的演变。分食、货两部分，食的部分记农业生产和农业政策，货的部分记货币、商业和财经政策。
《郊祀志》记述先秦至汉代的郊祀、封禅情况。
《天文志》，记录天象及其变化。
《五行志》记录了从古到汉的自然现象及与人事参验情况，罗列了董仲舒、刘向、刘歆等人的五行灾异说。
《地理志》以《禹贡》、《周官》为据，记载了汉以前的地理沿革，九州状况;又记述了汉郡县封国建置由来和变革，它们的山川和户口，各地区的风土及海外交通。
《沟洫志》叙述了秦汉兴修水利，治理黄河及各地灾害的情况。
《艺文志》依据刘歆《七略》，加上班固自己的见解，按照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的顺序，着录了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名称、卷数、作者、存佚情况，并论其所属学术的派别源流，是非得失。
70列传，大部分是西汉重要人物传记; 《匈奴列传》、《西南两越朝鲜列传》、《西域列传》是对汉代边疆各民族历史的记载。
《汉书》这4个部分，纪、表反映西汉一代的兴衰大势，传反映了西汉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及其作用，志反映了西汉规模详备的典章制度及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其《地理志》及少数民族传记更从空间上描绘出大一统西汉王朝的恢弘气魄。这4部分相互联系、互为补充，有机结合，比较完整地表现出西汉皇朝丰富的历史现象和复杂的历史变化。
《汉书》整齐了纪传体的体例。司马迁创立本纪，其用意在于考察历代“王迹所兴”(《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录在历史上确实左右天下大势的政权兴衰，对之编年纪事以为全书总纲，“既科条之矣”(同上)，而不是专记一姓一帝政权之得失。所以《史记》于秦汉之际列《项羽本纪》，而不为秦二世立纪; 列 《吕后本纪》，虽用惠帝纪年，但不特为惠帝立纪。《汉书》则在高、文之间，又专立《惠帝本纪》; 对西汉末年徒有虚名的成帝、哀帝、平帝也分别立纪，对掌握这一时期实权的元后、王莽则立传以记之。魏元旷《史记达旨》： “《史记》之例，非以本纪当天子……盖本纪者本以纪事也。秦汉之际，天下之势莫强于项羽，则本项羽以纪; 吕后之世，天下之事属之吕后，则本吕后以纪。……《汉书》本纪例属天子，名义一定，遂不可干，以视《史记》，盖有同而不同者也。”(《潜园类编·述古录》)可谓有识之见。班固改变了司马迁立纪的本意，以帝王为中心，一帝一纪，确立了纪传体本纪“书君上以显国统”(刘知几《史通·本纪》)的“正史”模式。
《汉书》对列传的编撰也作了重大变动。其一，去掉《世家》，以 《世家》入传。司马迁立《世家》是为了记载诸侯、勋贵和对社会起过比较突出作用的人物及大事，即所谓“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肱股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太史公自序》)班彪对此的理解是“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后汉书·班彪传》)。汉初，只立王侯二等封爵。经过高祖至武帝七八十年间连续不断的“削藩”、“推恩”、夺侯等消除诸侯势力的措施，到武帝后元三年，原来“侯者百四十三人”，已是“靡有孑遗”; 王国权势又与富室无异，“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以上引文见《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及《诸侯王表序》) 他们与“公侯传国”和 “兴师不请天子，政由五伯”的先秦诸侯，乃是霄壤之别。所以班彪在《史记后传》中，就已排除了《世家》体例：“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这种改造，是切合历史实际的。其二，《史记》的专传、合传、类传的次序间杂，或以时代相同，或因事迹相关，不拘于体例。例如类传《刺客列传》排在专传之间，合传《汲郑列传》反在类传之间。《匈奴列传》置于卫将军骠骑之前，《大宛列传》反置在游侠之后。司马迁的这种排列，可以微传出他对于各种史事及各种人物的理解，大有“圆而神”之义。但却给读者带来一些不便。《汉书》则一律以时间的先后顺序为主，先专传、合传，次类传，再次以边疆各族传，而以 “贼臣” 《王莽传》居末。其三，《史记》列传的篇名，或以姓标，如《樊郦滕灌列传》;或以名标，如《袁盎晁错传》;或以字标，如《伍子胥列传》;或以官标，如《李将军列传》;或以爵标，如《淮阴侯列传》。虽寓褒贬之义，但体例不统一。《汉书》除诸王传外，概以姓或姓名标题(“万石”为特例)，整齐了列传标目。其四，适当地利用合传形式，收到了行简、知类的成效。如魏豹、田儋、韩信以“皆故六国之人”而合传;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皆以“武帝时丞相御史大夫”而合传; 隽、疏、于、薛、平、彭，皆以 “宣、元以来名公卿”而合传;张苍、周昌至申屠嘉等以“诸为御史大夫者”而合传;季布、栾布、田叔则以“皆有侠烈之行，又皆初罪而后见赦者”而合传;杨、胡、朱、梅、云则以 “狂狷”闻名于世而合传; 傅、常、郑、甘、陈、段则以 “皆经营西域者”而合传; 眭、两夏侯、京翼、李则以“皆通术数说灾异者”而合传;谷永、杜邺则以“皆有文学，同附王氏”而合传;荆、燕、吴则以 “宗族诸王”而合传; 王商、史丹、傅喜则以“皆外戚之贤者，故不入外戚传而特传之”，亦合传。合传把人品相近或事迹相类的人物合记一起，使许多人物传都各具特色。
表是纪传体史书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以简明直观的方式揭示复杂的历史现象。《汉书》存留了《史记》有关汉事的王侯功臣表，并作了改编和补充，如纳 《秦禁之际月表》 的重要事项于 《异姓诸侯王表》 中，增补《史记》不能表及的昭、宣、元、成间功臣存亡续绝。除此之外，《汉书》新创了3个表，即 《外戚恩泽侯表》、《古今人表》和 《百官公卿表》。其中《百官公卿表》开纪传体史书记载官制之滥觞。以后各史乃补志、补表中大都有百官志、宰辅表、职官表等，成为志、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汉书》10志，取法于《史记》的8书。为了避免与书名相重，班固特改 《书》为 《志》。从此以后，“书志”成为纪传体史书中记录各项典章制度及其发展过程的体例的统称。如果说纪、表是对社会历史纵向发展的记录，则书志就是对社会历史横断面的剖析。能否尽量多地涉及这个横断面中的重要方面，是能否全面反映人类社会历史的关键所在。《汉书》10志较之于8书，有了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它增立了几个志目，从而包容了更多的社会内容，也因此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汉书》创立了 《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其中 《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学着作，《艺文志》是我国目录学的开端，也是略具雏形的一部学术史。《食货志》虽源于 《平准书》，但内容更为充实，为研究宗周以来至王莽时期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丰富、系统的资料。《汉书》的这5个志，对于纪传体史书中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或提供了新的具体内容和新的写法，或创始了一个新的探索部门，它们同另外5志一起，将纪传体的书志体完善起来，对后代纪传体史书的书志部分有很大影响，它们大抵依据《汉书》10志有所增减。从唐代杜佑作《通典》，到近人刘锦藻作《清朝续文献通考》，有所谓“三通”、“九通”、“十通”之称，尽管他们的分类有所不同，记事各有详略，但都是从书志体相继发展而来。我国古代的典章制度绝大部分得以保存，《汉书》 10志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灵活运用纪传体体例，是 《汉书》的又一编纂特点。章学诚曾用 “方以智”和 “圆而神”来分别 《汉书》与 《史记》 在撰述特点上的不同，(《文史通义·书教下》)意思是说 《汉书》体例严谨，条理井然，故谓之“方”; 《汉书》在内容上丰富，包容了许多历史知识，故谓之 “智”; 《史记》虽有一定的体例，但又不拘泥于体例，故谓之 “圆”;在体例变通的历史着述中，读者得以窥见历史变化的相互关系、发展趋势以及着述者的心意，细意委曲之间大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意，故谓之 “神”。《汉书》是因 “方”而得以 “智，”《史记》是由 “圆”而达于 “神”。这是对于《史记》、《汉书》整体特点的概括。就局部来看，《汉书》也不乏灵活变通之处，这些变通，丰富了 《汉书》的记事手法，生动了 《汉书》的着述形式，增添了 《汉书》的神采风韵。章学诚可谓尽知 《汉书》深旨，他说：“固 《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 (同上)
《汉书》对于史体的灵活运用，首先表现在寓通于断。班固断代为史，从思想根源上说，是为了强调刘氏王朝并非由秦、项的历史发展而来，而是直接从尧那里，继承 “天统”而兴。这样，《汉书》便论证了刘氏王朝掌握天下大权的合法性，但却割离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过程。另一方面，班固虽然将秦、项、陈胜排出了神意规定下的 “正统”程序，但却并不因此而湮灭它们作为历史存在的事实。在《汉书》表的第一篇《异姓诸侯王表》中，班固沿用了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序，阐述了秦与汉在衰兴上的递承关系; 在表列中，虽以汉为首栏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是以楚为首栏)，突出了汉的地位，但它仍是如实地叙述了汉元年一月至文帝后元七年，项羽所封18王和刘邦所封异姓8王的置废兴亡;列陈胜、项籍为首传，以叙述 “上嫚下暴，惟盗是伐，胜、广熛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阳……诛婴放怀，诈虐以亡。”(《汉书·叙传》)的历史过程。全书以《外戚传》、《元后传》、《王莽传》为终曲，表现出西汉末年，外戚干政，王氏弄权，最终王莽篡位的历史发展趋势。《王莽传》又实是以传代记，自王莽居摄以后，即编年纪事，实为帝纪的一种变例。又将名义上的孺子婴3年间史事，皆入其中。全传长达4万余字，资料甚丰，实为一部新朝史。这样，《汉书》在处处以刘氏汉朝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用多种体例相互配合，详细记载了西汉一代兴衰的历史脉胳。与 《史记》以客观历史本身的顺序为线索，依次叙述秦亡、项王、汉兴的历史过程相对比，《汉书》确有稍逊《史记》之嫌，但若能够体谅班固必以神化刘氏王朝、突出刘汉地位为主旨，同时又要兼顾历史发展的真实，其“潜精研思”，苦心极虑之功，的确应予肯定。
《汉书》寓通于断，更突出地表现在10志和 《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中。《百官公卿表》实是一部简明的秦汉官制史。《古今人表》以人为经，以品第为纬按九品分了九栏，专谱列汉以前的历史人物，以补 《汉书》断代为史，与前代人事相互脱离不足。后人对此多有异议，或以为既断代为史，则不应有 “古今”之说：“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 ( 《史通·表历篇》) 或认为，既名“古今”，则不应只写 “古”而不论 “今”。梁玉绳 《古今人表考序》 中说，前哲每议此表为妄作，如 《史通》《表历》、《品藻》诸篇;郑樵 《通志序》;吕祖谦 《大事记解题》 10; 罗泌 《路史后记》 14; 王观国 《学林》 3; 杨慎《升庵集·人表论》，“皆竞相弹射，少所推嘉。”梁玉绳认为：“始三皇以迄嬴秦，圣仁智遇，不胜指数，马迁既未能尽录，班氏广征典籍，搜列将及二千人，存其大都，彰善戒恶，准古鉴今，非苟作者。” 又说： “钱宫詹(大昕)尝谓余云：此表用章儒学，有功名教，观其尊仲尼于上圣，颜、闵、思、孟、于大贤，弟子居上等者三十余人，而老、墨、庄、刘诸家咸置中等…… (实具特识)余甚服膺斯语。”何焯 《义门读书记》也说： “今人则褒贬具于书中，虽云总备古今略，要实欲人因古以知今也。”以上两说确有见地，但却不明班固实是以此表达到人物列传上 “篇章博举，通于上下”(《叙传》)的旨意，是班固为“上下洽通”而寓通于断的一个重要作为。10志以汉代为主，上溯先秦，有的下限延及到班固着书的东汉时代，采取由源及流的方法，系统而且详细地叙述各种历史现象——包括典章制度，人文地理和学术文化的来龙去脉。《汉书》志体突破断代，上补《史记》不足的作法，为我国史学编纂史开创了一个优良的作风。沈约《宋书》8志，上包魏晋，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缺陷。《隋书》10志，以五代——梁、陈、北齐、北周、隋为主，兼及南朝宋、齐，有的还继《汉书》10志讲起。材料丰富，故郑樵说：“《隋志》极有伦理，而本末兼明，可以无憾。”(《通志·艺文略》)书志体前后相继、贯通不断的撰写方法，使我国封建社会上下两千年的典章制度沿革、学术文化源流得以清晰、完整地留传下来。
要之，纪传体断代史克服了纪传体通史“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的弊病，使一个朝代的历史能够在一部书中得到完整、详细的反映，但断代为史也有一定的弊端，即有时不易写出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前后联系。《汉书》寓通于断，弥补了断代史的弱点，这是班固在整齐体例的同时，又能灵活运用史体的一个成功范例。
其次，根据汉代具体的历史情况，因事命篇，以反映出汉代社会的历史特点，是《汉书》灵活运用史体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致命弱点，是权力高度集中于帝王之手，于是造成了外戚后妃、宦官、宗室等接近权力中枢，挟主专权，乃至倾复皇权的必然后果。西汉一代，外戚欲霸皇权以及因此而出现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始终存在，至王莽篡位达到极点。这是西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东汉统治者最为关注的史事之一，他们急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班固将散见于《史记》3个侯表中的外戚、恩泽侯集中起来，专立一表，不仅表列丞相谄媚以受封之事，更着明西汉一代外戚的失势、封侯、势力渐增的发展脉络：“汉兴，外戚与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 ‘非刘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是以高后欲王诸吕，王陵廷争;孝景将侯王氏，条侯犯色，卒用废黜。是后薄昭、窦婴、上官、卫、霍之侯，以功受爵。其余后父，据《春秋》褒纪之义，帝舅缘《大雅》申伯之意，浸广博矣。是以别而叙之。”(《外戚恩泽侯表序》)又立《外戚传》，以集中反映汉代外戚势力逐渐增长，日益干扰朝政，“福祸刑于外戚”(《叙传》)的时代特点。汉代阴阳学说盛行，《汉书·艺文志》载“阴阳二十一家”，“五行三十一家”，可见当时此风之盛。学者自以为是，各立一说，班固对此十分重视，特立《五行志》以记之。尽管《五行志》集中表现了班固 “天人感应”的唯心史观，但他因事命篇，以时代特点为立目根据的编纂思想和方法，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编着史书，不可不讲体例，但又不可拘泥于体例。正确的作法，应当是根据所撰历史的实际情况和作者表达编着意图的实际需要，既讲究体例，又要对体例作比较灵活的运用，按实际情形有所调整。正如章学诚所说：“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之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文史通义·书教》)。班固因事命篇的作法，对后代史学有一定影响。如《后汉书》有《宦者列传》、以表东汉宦官专权创 《党锢列传》、《逸民列传》、《独行列传》，以记东汉末年士人互相标榜、攻讦时政的“婞直之风”，“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隐遁之士。这些类传的增没，有益于突出东汉一代的历史特点。又如《晋书》 以 《载记》分记16国割据政权，“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者矣。”(《史通·题目》)这些可以说都是班固因事命篇之余绪，它们一起构成了我国史学史上优秀的编纂方法，使一部分“正史”既有例可循，又因篇目上的改造变化而各具特色。
2. 博洽的历史内容
《汉书》的史学成就，不仅在于它“整齐其文”，“详而有体”，又“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从而继承和发展了由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为我国历史编纂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汉书》还以10志为主干，详实、系统地描述了西汉皇朝规模宏大，地域辽阔的大一统气象。既记录了封建社会内部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物质生产状况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变化，各方面的历史现象，也记录了国家疆域的开辟与拓展; 既歌颂了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西汉王朝的盛况，也揭示了盛况之下隐藏着的社会危机以及皇帝、官吏的奸诈淫逸。《汉书》以其博洽的历史内容，为西汉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和珍贵的文献资料; 以其“博赡”、“该富”的10志，扩展了纪传体的容量，开辟了古代史学新的研究领域。
首先，详细记载了西汉封建专制政体的国家职能。汉代的政权机构，经高祖草创，文景修饬，至武帝达于强健和完善，成为繁荣国家经济，发展民族关系，加强思想控制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汉书》在《礼乐志》、《刑法志》、《郊祀志》、《地理志》、《沟洫志》、《百官公卿表》和 《循吏传》、《酷吏传》等篇章中，叙述了国家职能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统治制度的残酷和虚伪。
礼、乐是封建政治的核心，是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班固很能认识到这一点，认为“《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故象天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其中乐又是“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 (《礼乐志》，以下凡引此志文，不再注明) 《礼乐志》以汉代为主，叙述了周至东汉礼乐制度演化情况。其中礼的部分是重点，记录了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等有关制礼的建议，以及东汉“礼乐未具”的状况。乐的部分记录汉代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汉之庙乐“大抵皆因秦旧事焉”;记录《安世房中歌》17章、《郊祀歌》19章之词，指出 “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今汉郊庙诗歌，……皆以郑声施于朝廷”; 成帝时，不采平当 “修起旧文，放郑近雅”之议，“是时郑声尤甚”;哀帝时，诏罢郑卫之声，“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陵夷坏于王莽”; 东汉初兴，“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写出了汉代礼乐制度的概况及其对于政权统治的深刻影响。《礼乐志》的主旨在于指明汉代没有建立起与其统治规模相适应的礼乐制度，是刘汉不能以王道化天下的根本症结，“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愤发而增叹也。”班固还在篇末再三呼吁东汉统治者要以立礼成乐为急务。
刑法是国家职能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是社会阶级矛盾、阶层矛盾最集中的表现，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具，是其意志的直接反映。班固创立《刑法志》，是抓住了历史记载中的一件大事。《刑法志》先叙自古至汉的兵制，批评秦朝 “穷武”而亡，肯定汉初 “文武相配”。《刑法志》重点是写历代刑法。其中叙述申、商严刑酷法，秦朝“专任刑罚”，对于汉代刑法叙述尤详。志中列举了“汉兴以来，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又对汉代刑法的外宽内猛作了如实记载。如写汉初：“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拾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九章律”; 汉文帝除肉刑及减刑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汉武帝时，“禁网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宣帝时，“狱刑号为平”，而未删定律令;成帝时，下诏减刑，却不了了之。又写东汉刑狱情况：“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复，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狱吏则是：“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以上引文均见 《刑法志》)鉴于自古至汉历代兵刑狱法的利弊得失，班固认为，只有以教化为本，以刑法为辅，才能真正实施国家治理、安定社会的职能; “文德者，帝王之利器; 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 (《刑法志》)“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刑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乐志》)这是他对礼乐、刑法这两种重要的国家职能的理论总结。
《循吏传》和 《酷吏传》，是对国家刑法实施的具体情况的记载，是《刑法志》的辅助篇章。
《百官公卿表》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表序，实为志体，长达5000余字，叙述秦汉官制概貌及沿革关系，反映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内部结构情况，论述了各种职官的基本职能及其设置得失。下卷以年代为经，以“三公九卿”职位为纬，按三公九卿的次序列了14栏，罗列西汉一代公卿的职位变动情况。
《郊祀志》记封建国家统治者“昭事百神”，“望佚山川”以求“永世丰年”(以上均见《叙传》)、帝皇长生不老，是封建政权为维护其统治的又一种手段。《郊祀志》基本上取自 《封禅书》，补充了汉武以后至于王莽时期有关郊祀的内容，并记了匡衡、张谭、刘向、谷永、杜邺、王莽等关于郊祀之议。批评西汉末年“季末淫祀，营信巫史”，致使“放诞之徒，缘间而起”(《叙传》)，如写成帝，“末年好鬼神”，方士所言“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扑景，终不可得”; 王莽执政时，兴改祭祀，“篡位二年，兴神仙事”，“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数下诏自以当仙”。应当指出的是，班固对西汉末年郊祀妄涎的指斥，并非说明他是反对“昭事百神”的，恰恰相反，他认为“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应，顺时宜矣”(以上引文均见《郊祀志》)，他之所以对西汉末年的郊祀提出批评，是为了在西汉初期、末年举行郊祀的前后对比中，为后代统治提供正确的方法，所谓“瞻前顾后，正其终始”(《叙传》) 也。
《沟洫志》以写治河为主，兼叙其他水利事业，是对西汉国家实施水利工程建设等管理职能的阐述。与《河渠书》对比，可知《沟洫志》几乎全部吸取《河渠书》内容，但又有改有补。如《河渠书》云：“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其后四十有余年，，今天子元兴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沟洫志》将“其后四十有余年”改为“其后三十六岁”。班氏所改为是。《沟洫志》又增《河渠书》应记但却未记的元鼎六年穿凿六辅渠之事： “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儿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旁高印之田……”这是一条重要的史料。《沟洫志》又续写武帝太初以后至于王莽时期的水利之事，特别详记了西汉后期的治河问题以及贾让论《治河三策》，其 《治河三策》为最珍贵的水利史资料。
《地理志》通过对西汉行政区划及其上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的详细记载，描述了封建国家的版图、人口、自然资源状况，也是对封建政权统治效果的具体反映。《地理志》主要写西汉地理，它以郡国为条，用本文加注的形式，依次写各郡、国及其下属县、道、侯国的地理概况，诸如郡县的民户、人口，郡县废置、并分、更名的历史，各地特产，都尉、铁官、盐官、工官等治所，山川湖泽，关塞要隘，名胜古迹，道里交通，等等。并总计了西汉平帝时郡、国、县、道、侯国的总数，全国的幅员，土地面积，定垦田、不可垦地、可垦不可垦地，民户，人口总数等。它写道：“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小，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九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地理志》 又参考《史记·货殖列传》所记各地风俗特产的内容，汇总了刘向“略言其地分”、朱赣“条其风俗”的成果，加以班固自己的研究，叙述了各个地域的范围、历史、地理、民生、风俗和特产，以及中外交通和交流的情况。一定的历史活动，总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开。历史的发展是离不开地理条件的。开拓我国史学的历史地理学科的第一个人，应说始自司马迁，表现为《史记·货殖列传》对经济区域的划分和民俗特产的描述，班固踵继司马迁之后，特立《地理志》，不仅发展了《货殖列传》的内容，更把郡县设置、人口多寡、垦田数目纳入历史记载的范围，这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家对于客观历史认识的深入和提高，标志着我国史学史在编纂方法和历史观点上的重大发展。再者，这种建筑于郡县地域之上的历史记述，为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统治职能、人民生活状况，提供了生动具体的资料。
其次，详细记载了汉代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一点集中体现在 《食货志》和《货殖列传》中。《货殖列传》是对先秦及汉代经贸活动的总体及个案介绍，其史实基本取材于《史记·货殖列传》，没有太大补充。但《食货志》却在《平准书》的基础上，作了相当大的增补和调整。一是分门别类，改变了《平准书》农政、财政混杂叙述的方式。先言“食”，记农业生产和农业政策，后言“货”，记货币、商业和财经政策，脉络清晰，叙致井然。二是大大扩展了记述范围。《平准书》所叙以汉代前期经济为限，《食货志》则增补了秦以前和武帝以后的史实，全面反映了自古至汉的社会经济状况，也使汉代的经济措施有了对比鉴戒的参数。三是材料搜集更为齐全，内容超出 《平准书》1倍还多。对于先进的生产技术，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及重要的经济政策，都作了记载。如食的部分，叙述先秦的井田制等“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商君之灭王制;文帝令民入粟塞下以拜爵及减除民田之租税;武帝末年悔征伐而力农，赵过为代田法;昭宣时农业有所好转，耿寿昌搞常平仓;元成之世经济不佳，哀帝时限田之议寝而不行;王莽执政后，兴征伐之师，行王田之制，“数横赋敛，民愈贫困。”所录之文有，李悝《尽地力之教》，贾谊《论积贮疏》，晁错《论贵粟疏》，董仲舒《限民名田议》;“货”的部分，除了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取自《平准书》以外，又记载昭帝以后的财经政策，特别是详记王莽时期屡次改变币制、实行五均六管的具体情况，指出由此而带来的“众庶各不安生”，天灾人祸丛生，以至“天下户口减半”的严酷事实。又增录了贾谊《谏除盗铸钱令》。以上这些，不仅有补于《平准书》，而且还因此而使《食货志》成为《汉书》中非常有价值的篇章，它为我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而且丰富、系统的文献资料。
第三，详细记载了中国边疆内外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汉代以前的历史着作，虽也记载各族的生活状况，但为国内外少数民族立传，则始于《史记》。班固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运用新的史料，把《史记·大宛列传》扩充为《西域传》，对新疆境内各民族城邦以至安息、大月氏、大夏、犁靬、条支等国的风土物产，道里远近，户口人数，自然环境及社会发展等情况作了比较完整的记录，还叙述了汉朝与匈奴在西域进行争夺战争的历史以及汉朝与西域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无论是在国内民族史，还是在中亚、西南亚古民族史的研究上，《西域传》都占了重要的文献地位。《汉书》合并《史记》的有关列传而为《西南夷两越朝鲜传》，于西南夷传增益了史事几乎一半，所收文帝赐赵佗书和赵佗所上书，是《史记》所缺略的重要文献。《汉书》承袭《史记·匈奴列传》，而增益史事约五分之三，整齐了自远古以至更始末年匈奴的历史，更完整地反映了匈奴的盛衰踪迹以及它与西汉政权和战关系的始末。其传赞阐述了西汉民族政策的历史变化，更为详明地西汉的民族关系与中外关系。传赞指出，匈奴为西汉之“患”，所以汉兴以来很多忠言嘉谋之臣，计议对策。汉初有刘敬，吕后时有樊哙、季布，文景时有贾谊、晁错，武帝时有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等，各执一见，所说有同有异。班固归之为两种对策：“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4种态度：“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班固认为，这4种态度“屈伸异变，强弱相反”是因不同的条件而产生不同的。对于“守和亲”和 “言征伐”两种政策，班固认为“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即是说，这两种政策，都是局限于一时之利害，而不能根据汉匈关系的全部历史、匈奴的全局情况提出适当的对策。他分析了和亲政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影响，刘敬倡议之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所以刘邦能够接受;听其计谋而“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吕后掌权时仍然与匈奴和亲，匈奴却是“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文帝时，“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后期，积极准备抵御，“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而董仲舒提出的“与其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的政策，于武帝时期汉匈之间的复杂矛盾的解决，实无可取之处，乃是不合时宜的空谈。班固根据西汉与匈奴之间时和时战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不与约誓，不就攻伐”，“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即主张不搞“和亲”之约，不行攻伐之事，而是酌情对待，关系恶化之时守御，关系好转之时礼待。要之，班固对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及其与西汉王朝的关系史，既有完整的记述，又有周详的评析。其评析，为东汉政权总结了西汉和亲征战的得失利弊，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思路和对策。其记述，不仅是我国研究民族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而且还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它对各民族之间交好、征战并逐步走向合融的历史的描述，放开了华夏民族的眼界，开阔了各族人民的胸襟，从而促进了民族思想的发展。它继承《史记》重视民族史记载的传统并发展了民族史撰述的方法，后世史家于此赓续不绝，从而使中国边疆内外各民族的历史得以有完整的记录，为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作出了一大贡献。
第四，记述了先秦至西汉的学术发展史，总结了它们的成就。
《汉书》对于学术史的记载是很丰富的。班固是把《天文志》、《五行志》、《律历志》的内容，作为国家政权建设必不可缺的政治措施来对待的，其地位仅次于帝王和白官，却远甚于州域建设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并大大超出了他备为推崇的郊祀和儒学《六经》的作用。他在《叙传》中明确说明了这种认识： “《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 (按： 以上指帝纪、《百官公卿表》、《诸侯王表》)。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按： 以上指《天文志》、《五行志》、《律历志》)。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 (按： 以上指《地理志》、《沟洫志》、《古今人表》、《郊祀志》)，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按：以上是指《艺文志》和《人物列传》)”这种认识，是社会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尚不发达时期，人们由于自然变化的深奥莫测而产生的崇畏心理在对历史发展研究上的必然反映。但从我们今天的认识来看，则这三个志都是对我国古代自然科学成就和自然现象的珍贵记录。《天文志》系统叙述了先秦至汉的天文学知识，天象变化情况，首次对新星有明确的记载：“元光元年(前134)六月，客星见于房。”这是中外历史上都有记载的第一颗新星，但西方记录未注明月、日及方位，不如我国记录简明、准确。《律历志》记录了历代历法，它们一起反映了当时已高度发展的天文学水平。《五行志》以自然灾异附会人间历史变化，可谓荒涎不经。但其因此而记录下来的大量自然现象，则于自然科学史的研究有一定价值。《五行志》所记自然灾异从时间上，跨越了从春秋到王莽近7个世纪的历程，在内容上，举凡天文学、地学、气象学、生命科学、物侯学、技术史都有涉及，约计250余条(见王春光《〈汉书·五行志〉所记自然现象》，《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内容之丰富，是以前史籍所没有的。其中有些记载，引起了自然科学研究者的重视。如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汉元帝永兴元年四月 (前43)，……日黑居仄，大如弹丸。”这是说明太阳边侧有黑子成倾斜状，大小和弹丸差不多。又记： “河平元年(前28) ……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一记录把黑子的位置和时间都叙述得很详尽，是世界公认的最早的黑子记事 (见《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6—8页) 又有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元延元年七月辛未(前12)，有星孛于东井，践五诸侯，出河戍北，率行轩辕、太微，后日六度有余，晨出东方。十三日，夕见西方，……锋炎再贯紫宫中。……南逝度犯大角、摄提。至天市而按节徐行，炎入市中，旬而后西北;五十六日与苍龙俱伏。”这是我国自春秋战国至清末的两千多年间，关于哈雷彗星记录的31次中最详细的一次。
另外还应提及的是《地理志》。一方面，《地理志》以疆域政区的设置为主，反映西汉政权统治下的历史地理状况; 另一方面，它记录了周秦以来许多宝贵的地理资料，在我国地理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如它记上郡高奴县“有洧水，可燃”，这是最早的关于石油资源的记载;记西河郡鸿门县“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出也”，这是关于天然气资源的记载。据统计，《地理志》载有盐官共36处，铁官共48处，反映了当时盐、铁产地分布的情况; 所记水道和陂、泽、湖、池等，合计300多; 记水道，都在发源地所在的县下说明它的发源和流向，较大的河流还记所纳支流和经行里数，这为了解古今水道的改变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班固很推崇儒家学说，因而用很多篇幅来叙述、总结儒学的发展史，以及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相互杂糅，逐渐形成了一套神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儒林传》概述了儒家学说的起源、宗旨，以及由春秋，经战国，至秦汉的传播情况。尤其是详细记载了西汉各经师的活动和经学各种典籍在西汉一代的授受历史，将此与董仲舒、公孙弘等传联系起来看，可以清楚地理出儒家思想在汉代逐步取得支配地位的原因和过程。如写孔子对于儒学的开创，(孔子) 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薄《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儒林传》，以下凡引此篇不再注出)孔子之后，儒学发生了变化;“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又说：“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尤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说明了孔子之后，有些儒家已丢失了儒学的精华，对经义任意发挥，导致“《五经》乖析”，使儒学走上了下坡路。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学却大为繁盛，其起死回生之功，非董仲舒莫属：“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 《董仲舒传》) 又说： “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同上)。但儒学昌盛的根本原因，却是要归于政权统治的需要。班固对此有清楚的认识：“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五行志》、《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则对五行灾异学者的学术活动及学说大旨，以及儒家学说逐步偏离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学说宗旨，日益与五行学说相结合的儒学变质过程作了集中论述。《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 《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已乖矣; 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着于篇。”这是要对西汉神学进行总结。
《艺文志》是对东汉以前我国学术史的集中总结。西汉建国后，改变了秦朝箝制思想的暴力政策，而是“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艺文志》，以后凡引此文不再注出) 至汉武帝，又专“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成帝时“以书颇散亡”，又“求遗书于天下”，并诏集刘向尹咸、李柱国、任宏等进行大规模的校理书籍工作。每校一书，刘向总是采取异本，合并重复，订其伪误。校完一书，总要对作者生平、内容大旨和篇章目录，作出叙录。他又将他们校写的13000多卷书籍分为6类，38种。刘歆按照书的分类，概括为《七略》一书; 又将各书叙录，汇编为《别录》。西汉政府对学术的充分重视，是控制学术思想的另一种手段，但它也对我国古代学术的保存和整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班固着《汉书》，删 《七略》之要而成 《艺文志》。
《艺文志》将图书分为6大类称为 《略》，每一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六艺略》有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类。《诸子略》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诸类。《诗赋略》有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诸类。《兵书略》有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诸类。《数术略》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诸类。《方技略》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诸类。在每一小类之下，着入所属书目、卷数、存佚情况。每一小类之后，对这一小类书籍的师承流传源流进行总结。每一《略》又都有对这一学派发展史及特点的总结。这是对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集中着录和总结，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先秦秦汉学术派别的重要依据。
第五，《汉书》的实录精神。班固很注重对史料真伪的考辨。班固对于司马迁所表现出的“是非不同于圣人”的 “异端”思想，很是不满，但这不仅不影响他对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肯定，而且，他还以司马迁对于史料的取舍作为辨别史料真伪的标准。对以西汉太初以前的历史，班固基本是以 《史记》 为据。在 《张汤传》赞中，班固还特意申明：“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也就是说，对于《史记》所没有的材料，决不随便添加，必须确凿有据，方予增补，否则阙疑。又 《东方朔传》称，朔以滑稽诙谐着名，“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经班固考核，认为凡属刘向《别录》着录的东方朔的书语才可靠，“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韦贤传》说，韦孟《讽谏》，乃“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汉书》中《志》的部分，考辨之处更多。如《律历志》，删去刘歆等为歌颂王莽功德所录奏的 “伪辞”，“取其正义着于篇”。《艺文志》《文子》9篇注云： “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伊尹说》27篇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者也。”在史料的选择取舍上，班固是以“切于世用”为原则。如《贾谊传》，依据他本人的58篇着述，仅“缀其切于世事者着于传”，观《汉书》所录贾谊文章有《治安策》、《论积贮疏》等，《晁错传》云： “论其施行之语着于篇”，观《汉书》所录晁错文章有《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以及《论贵粟疏》，的确名实相符。
在极力称誉、衷心歌颂刘汉功德的同时，敢于秉笔直书，揭露汉代统治的阴暗面，是班固实录精神的更显着的体现。班固在《叙传》和《武帝纪》中，从许多方面——如“宪章六学，统一圣真”，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如“百蛮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大力称赞武帝的“雄材大略”，但又在其他篇章中，指出武帝的奢侈和大兴功利对社会造成的严重损害。《昭帝纪》赞云： “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西域传》赞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人圣之所悔哉!”班固还在《匡张孔马传》赞中，尖锐地抨击那些以儒学大师进升的显赫人物，都是庸碌自私、巧于饰己，专事谄媚之徒，根本不配居其高官厚禄：“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要之，《汉书》博洽的历史内容，因班固审慎、严肃、认真的实录精神，而保证了它的真实性，可信性和全面性。范晔所赞“文赡而事详”且“赡而不秽”，班固是可以受之无愧的!
3. 历史文学的成就
《汉书》一出，当世便“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后汉书·班彪传》)并为历代史学墨客称道不绝。这不仅缘于它在内容上的详实赅富，体例上的严整有序，而且还要归因于它在历史文学方面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汉书》叙事则有条不紊，错落有致;传人则刻画细致，个性鲜明;所使语言准确、凝炼，典雅富丽。它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在历史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史学名着。
《汉书》善于在各志、表及某些传的序文中，脉络清晰地交待出历史发展大势或特点的地理、历史形势。如《西域传》开头概述西域情况：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 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 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它以简短的语言，把西域的政权情况、地理位置、四至规模以及山川形势，叙述的条缕清晰。读者虽无图籍在手，却可了然于心。
又如 《律历志》序：
《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自伏牺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汉兴，北平侯张苍首律历事，孝武帝时乐宫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誉，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羲和刘歆等典领条奏，言之最详。
这里，提纲挈领地将律历的起源、意义、从古至汉的发展演化概况一一叙来，使读者开卷即知全卷纲要和意旨。
《汉书》所写人物，上自王侯将相、儒生、文人、谋士、说客，下至游侠、商贾以及农民起义领袖，包括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在写这些人物时，《汉书》往往是抓住重要的细节，关键的语言，精辟的对话，巧妙细微地刻画出人物特征、性格和心态，使读者阅之其纪传，则如见其生人。
如《贡禹传》记贡禹为河南令时，“以职事为府官所责，因免冠谢。禹曰： ‘冠壹免，安复可冠也!’ 遂去官。”
《元后传》载王凤临终推荐从弟王音代己，“音敬凤，卑恭如子，故荐之。”
《陈万年传》写陈万年教子：“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 ‘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 咸叩头谢曰： ‘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 万年乃不复言。”
这里，以片言只事，表贡禹气节;以“卑恭如子”，现尽王音卑劣人格;以“语至夜半，”却可以一“谄”字以蔽之，陈万年毕生所为，已是暴露无遗。这些可以说都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史通·叙事》) 的“用晦” 范文。
班固还善于以细节描写，交待历史转变的契机，刻画人物面貌。如《霍光传》末尾叙述霍光败亡的原因：
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竞诛，故俗传之曰： “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王莽传》用一系列具体行为、事件的叙述，揭示其虚伪、矫饰、昏庸无能以及吝啬贪婪的丑恶本性。如写王莽未窃高位时，侍王凤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 “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为夫人，皆惊。”用义军起后，“莽忧懑不能食，……及事迫急，但为厌胜”，临亡拜将，“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重，莽愈爱之，赐九虎土人四千钱。”传中还多处记载他迫使三子二孙寡嫂孤侄自杀，其妻因数丧子而涕泣失明等事，充分反映出王莽残忍自私之程度。
《汉书》还通过人物，描写了人情世态。如《朱买臣传》写朱买臣拜官前后众人对他的不同态度：
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 “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自守丞，相与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有顷，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
人情之世故，世态之炎凉，在班固笔下反映的活灵活现，入木三分。
《汉书》中最感人的篇章当推《苏武传》。传中班固倾注了满腔爱国热情，着力表彰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塑造了一个精诚爱国，利诱不为之动，威武不使之屈的民族英雄形象。
北海牧羊一段，集中描写了苏武“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的英雄气慨：“(卫)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之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食而食之。杖汗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当李陵劝其投降时，苏武毅然告之：“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描写出苏武为国家宁愿肝脑涂地的忠贞不渝。
李陵送苏武返汉一段，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李陵矛盾重重，顾影自怜的复杂心理：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毋，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不忘也! 收族陵家，为世大戳，陵尚复何顾乎? 已矣! 令子卿知吾心耳! 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经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 老母已死， 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 因与武决。
李陵哀怨交织，无以解脱的愤懑、抑郁之情，令人为之泪下。另一方面，更加反衬出苏武居匈奴19年，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坚守民族气节的高尚情操。
作为纪传体史书，能否写好历史人物，可以说是评论其历史文学得失的一个标尺。千百年来，王莽成为人们嗤笑、唾骂的对象，苏武则是有口皆碑，成为激励后人为国舍身捐躯的精神力量，这都与 《汉书》描写人物的成功有着直接的关系。明代黄省曾说：“孟坚之史，每传一人，则不特功德言语，了了无遗，模写如画; 又且并其形态之状以铺张之。”(《汉书评林》)这个评论是允当的。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过分追求语句精练，文体工整和内容上的面面俱到，《汉书》在记人叙事时也往往显得单调、呆板，缺乏 《史记》所具有的那种神采飞扬的韵味。焦竑在 《笔乘》里转引程伊川所云：“子长着作微情妙旨，寄文字蹊径之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得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辞俱尽。此班马之分也。”这一点，在《汉书》对 《史记》进行改写的篇章中，表现得很明显。
如 《史记·项羽本纪》写鸿门宴与《汉书·高帝纪》写鸿门宴，在描写人物动作上，有许多不同之处。尤以写樊哙为突出，如：
《史记》：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日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其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汉书》： 樊哙闻事急，直入，怒甚。
又《史记》： 项王按剑而跽曰： “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 “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曰： “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 ……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 “坐。”樊哙从良坐。
《汉书》： “羽壮之，赐以酒。哙因谯让羽。”
由上述可见，《史记》用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一系列动作，形象地刻画出一个所向无敌、力大无比、喜怒尽形于外的英雄。接着又用项羽和樊哙相互间的往还动作，进一步烘托出樊哙草莽英雄的个性，《史记》用这些颇具特色的动作，使得樊哙其人跃然纸上。而班固则只是将行动的结果写出，事情倒是都点到了，但却缺乏生动，显得枯躁无味。
又如写鸿门宴刘邦逃脱后，范增的气恼情态：
《史记》：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 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 “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虏矣!”
《汉书》：……使张良留谢羽。羽问：“沛公安在?”曰：“闻将军有意督过之，脱身去，间至军，故使臣献璧。”羽受之。又献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 “吾属今为沛公虏矣!”
《史记》写亚父“置之地”而“拔剑”而“撞”而“破之”以这种连贯动作的描述，将范增前谋尽弃，本可到手的成就却因自己方面人的失误而白白丧掉，因之而恼恨、气愤，却又是大势已去，终无回天之术的心态表现的淋漓尽致。《汉书》只是平铺直叙，于范增形态的表述，实在是索然无力。
《汉书》对人物语言的描述，也常常有逊于《史记》。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田蚡对韩安国“怒曰：‘与长孺共一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汉书·窦田灌韩传》则省去田蚡话中的“老”字，不仅减少了口语的特色，而且不利于更鲜明地突出田蚡的品性。窦婴无论是在年龄或资历上都比田蚡老得多，“魏其(窦婴)已为大将军后，……蚡为诸郎，未贵，往来侍洒魏其，跪起如子姓。”窦婴失势后，田蚡为相，这时的田蚡则骂窦婴为“老秃翁”，其不尊，其蔑视，与昔日判若两人。
又《陈涉世家》写陈涉旧友的语言：“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陈胜传》则改为：“夥! 涉之为王沈沈者!”省去一“颐”字。“夥颐”是当时楚人口语，“夥”，多也，“颐”，助声，此句如同今语“好多啊!”。《史记》用楚人口语，描写出陈涉佣耕时伙伴的性格及惊叹之状，《汉书》一字之省，便顿使此句失去摹情状态之神采。又如前面列举到的范增的语言，《史记》为“唉! 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虏矣!”《汉书》则省略为：“吾属今为沛公虏!”而实际上，范增的一声长叹：“唉!”是非常重要的传神之语。它不仅活灵活现地描绘出范增对项羽坐失良机的痛恨和无可奈何的心态，而且在这一声长叹背后，也预示着项羽由叱咤风云、号令天下向“身死东城”、以悲剧告终的转折点的到来。正如查慎行所言：“所争只在二、三字，却失语气之重。” (《得树楼杂钞》卷13)
纪传体史书刻画人物的关键，是能否个性鲜明地摹状人物的动作和语言。所绘其行，所述其言，都能适如其人，则人物形象就会显得生动活泼，甚至能收到呼之欲出的效果。《汉书》过于要求简练、整饰，以致于损失了人物形象的生动性，这一点是《汉书》不如 《史记》 的地方。
《汉书》好用古字古语，《史记》则往往采用当时流行的口语来代替艰深的古文字。这是《史记》《汉书》在历史文学上的又一个不同之处。如《史记·五帝本纪》叙述尧的历史，就把《尚书·尧典》中很难懂的古代文字都翻译成了当时的通俗语言。班固有时虽也用口语、民谣，但由于他是以善辞赋闻名于时，因此《汉书》篇章不免多用文人辞藻，文体近于骈偶。《汉书》还常用许多古字，所以历来都认为《汉书》是一部比较难读的书，非有古文字素养的人，确实不易看懂。
总体来讲，司马迁、班固都在历史文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撰述都可谓匠心独运之作。他们两人的特点不同，风格殊异。司马迁处于西汉初期，当时诸子百家之学回光返照，楚汉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得以光大发扬，司马迁深受其熏陶，故其“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10章)东汉初年，文风讲究温柔敦厚，怨而不哀，哀而不伤，是骈偶文的发生时期，班固本人又是辞赋家，故《汉书》文辞富赡，句多排偶，整炼工丽。《史记》是酣畅淋漓，可悲可泣;《汉书》是温文尔雅，严谨蕴藉。两书各具千秋，“并千古绝调” (茅坤，《茅鹿门集》卷1《刻汉书评林序》)，共同丰富了我国史学中的文学艺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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