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 (今浙江德清县西) 人。性至孝。6岁，诵书万余言。勤苦励精，以夜继日。年十二，便能属文。梁简文帝萧纲时为东宫太子，盛修文义。年方十三的姚察常于宣猷堂听讲论难，受到鸿儒硕学的称赞。梁简文帝嗣位，姚察入仕，备受礼接，先任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梁元帝萧绎在荆州即位，姚察随朝士例赴西台，任原乡令。时邑境萧条，百姓四处流亡，姚察轻徭薄赋，劝民耕种，于是百姓富裕，户口殷盛，万民称颂。后因中书侍郎领着作杜之伟的举荐，为其佐着作，仍撰史。吏部尚书徐陵时领着作，又引为史佐。姚察与吴国顾野王、陆琼、北地傅等都是有撰史意向的人，他们交往密切，常在一起谈论制述，姚察的言论深为诸人宗重。梁亡，姚察入陈，诏受秘书监，仍领着作。在秘书省，姚察删正诸史，又奏撰中书表集。由于姚察“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时人称之为“宗匠”。陈亡后，姚察入隋。开皇九年(589)，诏受秘书丞，敕成梁、陈二史。隋文帝很器重姚察，曾对朝臣说： “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 由此可见姚察在隋文帝心目中的地位。大业二年(606)，姚察终于东都洛阳。

姚察冲虚谦逊，不以所长矜人。终日恬静，以览书籍为乐。睦于亲属，笃于旧故，深为时人赞誉。名学士徐陵称其“德学无前”，江总称其“高才硕学”。( 《陈书》卷27《姚察传》)

姚察平生着述较多，其中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 10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1卷，《文集》20卷。姚察所撰梁、陈二史，有些序论及纪、传还未写就，临亡之时，他以体例诫约其子姚思廉，责成思廉博访撰续。

姚思廉，本名简，以字行(一说字简之)。自幼广博经史，能尽传家业。勤学寡欲，未尝言及家人产业。陈时为扬州主簿。陈亡，随父迁至关中。入隋之初，为汉王府参军事。姚察曾修梁、陈二史，未完而亡，临终前令思廉续成其志。姚思廉上表陈述父亲遗言，隋炀帝有诏，听其续成梁、陈二史，并又诏思廉与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区宇图志》。

隋末，姚思廉为代王杨侑侍读。唐高祖李渊定京师，代王府僚属皆奔骇，如鸟兽四散，唯独姚思廉在王左右。唐兵将上殿，姚思廉厉声禁止说：“唐公起义，本安王室，若等不宜无礼于王。”众服其言，于是布列阶下。唐高祖闻而义之，许其扶代王杨侑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观者皆感叹道：“仁者有勇，谓此人乎?” (《新唐书》卷102 《姚思廉传》)

唐高祖受禅后，姚思廉被授为秦王府文学，与秦王李世民相欢甚洽。每论及隋亡之事，秦王李世民对姚思廉的品格钦赏不已，因遣使寄物三百段以遗之，并致书说： “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 (《旧唐书》卷73 《姚思廉传》)唐太宗即位，姚思廉迁着作郎、弘文馆学士。贞观三年 (629)，姚思廉受诏与秘书监同撰梁、陈二史。魏征是监修，不过参定两书的论赞，《梁》、《陈》二书都有魏征写的论。贞观十年 (636)，二书脱稿。贞观十一年 (637)，姚思廉去世。

姚思廉是秦王府旧僚，深受唐太宗厚遇，而姚思廉对于政事得失也能直言无隐。一次，唐太宗要去九成宫避暑，姚思廉以为“离宫游幸是秦皇、汉武事，非尧、舜、禹、汤所为” ( 《新唐书》卷27 《姚思廉传》)，弄得唐太宗只好做了一番解释，说自己只是为了养病才去避暑，并不敢去游玩。之后，为了表彰姚思廉直言敢谏的精神，唐太宗还赐给他五十匹帛。

梁、陈二史虽然是在姚思廉手中完成，但是姚思廉受教于其父姚察，梁、陈二史是其父子二人心血的结晶颠体讲，梁、陈二史中凡是史论注明“陈吏部尚书姚察曰”的卷，都可以认为是姚察所作，但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就是纪传的内容出自姚察之手，而史论则是姚思廉所补，确认每篇的作者比较困难，一般讲，《梁书》主要是姚察所作，《陈书》则大部是姚思廉的撰述。由于在 《梁》、《陈》二书中很难区分二人的作品，所以我们只能把 《梁》、《陈》二书视为一整体，从中探讨姚氏父子的历史观。

所谓历史观，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关于历史的运动问题，其二是关于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问题。

如何理解历史的运动? 自古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承认历史在运动中有质变，另一种是不承认历史在运动中有质变，姚氏父子选择了前者。在他们看来，历史是发展的，政权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夫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时屯阳九，盖在兹焉”。(《梁书》 卷56《侯景传》)

在关于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问题上，姚氏父子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

姚察历经梁、陈、隋三朝，姚思廉仕陈、隋、唐数朝，皆亲睹了梁、陈的兴衰废替，体验过隋开皇、大业初的繁荣，也眼见这繁荣在刹那间消失，真可谓“百代兴亡朝复暮”。丰富的阅历使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些历史巨变是人事使之然，而不是天命使之然。

侯景太清之乱是梁走向衰亡的关键事件。太清二年 (548)，魏高澄通过俘虏、梁贞阳侯萧渊明，向梁表示愿意“更通和好”，以此离间梁王朝与自魏奔梁的侯景之间的关系。梁臣傅歧识破此意，认为：“高澄既新得志，其势非弱，何事须和?此必是设间，故令贞阳遣使，令侯景自疑当以贞阳易景蛋意不安，必图祸乱。今若许澄通好，正是堕其计中。”但是梁武帝萧衍拒绝采纳傅歧的意见。“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至八月，遂举兵反”。对于这一重要事件，姚察评论道：“夫举事者定于谋，故万举无遗策，信哉是言也。傅歧识齐氏之伪和，可谓善于谋事，是时若纳傅歧之议，太清祸乱，固其不作。申子曰： ‘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谓乎。”(《梁书》卷42《傅歧传》) 强调人事在梁衰亡中的作用。

姚思廉与其父姚察的见解有相同之处。在《梁书》的第一篇史论中，他就鲜明指出，梁之亡国，“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他评述梁武帝从夺取政权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的经历，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首先他指出：“齐季告终，君临昏虐，天弃神怒，众叛亲离。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濡足救焚，总苍兕之师，翼龙豹之阵，云骧雷骇，翦暴夷凶，万邦乐推，三灵改卜。”叙述齐末政治昏乱，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姚思廉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时云：“于是御凤历，握龙图，辟四门，弘招贤之路，纳十乱，引谅直之规。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从以天祥地瑞，无绝岁时。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环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他又总结梁武帝晚年之失：“及乎耄年，委事群幸。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小人道长’，抑此之谓也……呜呼! 天道何其酷焉。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梁书》卷3《武帝本纪》)明确指出，人事问题是梁衰亡的根本原因。这种从人事上考察王朝兴衰的思想观点，比起以天命来解释历史的思想观点，显然是很进步的。

姚思廉还就陈亡从人事上多次进行分析论述。太建九年(577)，陈吴明彻率军北伐，被周军打败，明彻被俘，病死于长安。姚思廉评论道：“吴明彻居将帅之任，初有军功，及吕梁败绩，为失算也。斯以勇非韩、白，识异孙、吴，遂使蹙境丧师，金陵虚弱，祯明沦覆，盖由其渐焉。” (《陈书》卷9《吴明彻传》)姚思廉把吴明彻吕梁之败与桢明年间陈亡于隋联系起来考察，这种原察始终的方法是有一定识见的。陈亡的原因虽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吕梁之败，但姚思廉能认识到，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陈亡萌芽较早，属于人事问题，这等于是对天命的否定。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姚氏父子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在头脑中完全排除天命论的影响，如姚察记叙康珣监作荆山堰，堰成之后，康珣调离，接替者张豹子，“豹子不修堰，至其秋八月，淮水暴长，堰悉坏决，奔流于海”。姚察评论道：“先是镇星守天江而堰兴，及退舍而堰决，非徒人事，有天道矣。” ( 《梁书》卷18《康珣传》) 虽承认人事作用，也承认天命。在总结陈亡教训时，姚思廉指出：“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以裒刻为功，自取身荣，不存国计，是以朝经堕废，祸生邻国。斯亦运钟百六，鼎玉迁变，非唯人事不昌，盖天意然也。”说的是人事，但是所作结论却要在人事之后再挂上天命。由上我们可以看到天命论在姚氏父子身上留下了比较深刻的烙印。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姚氏父子在《梁》、《陈》二书中虽也提到“天意”、“天道”和“历数”，但他们更突出的是帝王将相的智慧才能，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称赞萧衍是“英武睿哲”，陈霸先是“英略大度”、“汉高、魏武之亚”; 对于辅佐新朝的文臣武将，也往往称道他们个人的才华将略，称其为“一代英伟”等等。由此可见，姚氏父子不单从“天意”上立论，而重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使他们的历史观闪烁出进步的熠光，这些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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