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旧题姚思廉撰，实际上是姚思廉在其父姚察修撰《陈书》的基础上，推究综括，博访续撰而成。它修撰成书于贞观十年(636)，是唐初偃武修文统治政策下的产物之一。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李世民等曾目睹泱泱大隋的灭亡，本是“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的隋朝，顷刻间“尽为他人之有”，以至 “子孙殄灭，为天下笑”。( 《旧唐书》卷71 《魏征传》)深刻的历史巨变使唐初君臣每以隋亡为鉴戒，探求巩固统治的方法。

早在开国之初即武德四年(621)，唐高祖李渊接受令狐德棻提出的修撰梁、陈、齐、周、隋、魏六朝正史的建议。次年十二月，唐高祖下诏修史。诏书首先强调了史学的社会作用，认为：“司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诏书还对南北朝时期各个皇朝的历史作了总的评价，指出：“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着绩，无乏于时。”(《唐大诏令集》卷81)作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唐高祖没有去指斥前朝历史中的缺陷和错误，而是充分肯定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唯其如此，他产生了“简牍未修，纪传咸阙，炎凉已积，淫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顾彼湮落，用深轸悼” 的感慨，急于修史以 “贻鉴将来”。(《唐大诏令集》卷81)他任命中书令萧瑀等人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等三人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等二人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等三人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等三人修齐史，秘书监窦琎等三人修陈史。这次修史工作，一则由于有些撰述者相继调离或死去，二则由于缺乏组织工作经验，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唐王朝尚未完全统一中国，社会不甚安定，因此，六代史未能在武德年间完成。

唐太宗即位以后，朝廷围绕着战后如何治国的重大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曾跟随唐太宗东征西讨的忠实将领、天策府长史唐俭提出：“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旧唐书》卷58 《唐俭传》)谏议大夫魏征说：“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过，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魏郑公谏录》卷3) 主张偃武修文，实行教化。但是以宰相萧瑀、副宰相封德彝为首的不少朝臣却纷纷上书提出不同意见。封德彝大引历史，说什么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地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甚至当着唐太宗的面斥责： “魏征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乱国家。”(《魏郑公谏录》卷3) 认为唐太宗 “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资治通鉴》卷192《唐纪八》) 公开宣称打天下靠武力，治天下也要靠武力。在两种对立的意见面前，唐太宗采纳了前者的主张。

唐太宗经历过隋末动乱，动乱所造成的州县萧条的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黄河以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隋书》卷70《杨玄感传》)，“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弊之后，饥寒重切”。(《全唐文》卷2《申禁差科诏》)饱尝丧乱的人们生活在危困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更加渴望安静。唐太宗深悉这一历史潮流。

唐太宗生长在关陇军事贵族世家，虽未能像诗书世家子弟那样饱读经史，却也在少年时就开始学史。其父李渊在隋末镇守太原时，就曾聘请学者张后胤教授李世民《春秋左氏注》。武德四年(621)，在反唐武装还未完全平定之时，李世民已“锐意典籍”，在秦王府开文学馆，对诸学士“每日引见，讨论文典”，( 《唐会要》卷64《文学馆》) 可见李世民此时已认识到史学的重要性创位以后，唐太宗欲拨乱反正，使天下大治，于听政之暇，或同大臣共观经史，或单独披览，乐而忘倦，常通宵达旦。以后又在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分批值班，“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贞观政要》卷7《崇儒学》)身经隋末战争风云的唐太宗已经充分认识到史学对自己的统治有极重要的意义。他在《帝京篇》咏诗中自陈： “披卷览前迹，抚躬寻既往。”看了三国史事，他以诸葛亮的秉公赏罚为鉴说： “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 ‘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贞观政要》卷5《公平》)他还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 ( 《贞观政要》卷5《仁义》)

由于唐太宗能够觉察到历史所趋，对历史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在纷言众议面前，他能够审时度势，确定自己的统治思想。他认为：“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 ( 《贞观政要》卷1 《政体》) 最后作出结论说： “勘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 (《资治通鉴》卷192《唐纪八》)断然否定治国以武的片面意见。从此，偃武修文便成为贞观时期的统治指导思想，整修历史典籍则是当时的文治措施之一。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复敕修撰六代史。除《魏书》较为详备，遂不复修外，其余均加续修。唐太宗命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着作郎姚思廉修梁、陈二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史。

《陈书》就是在上述历史氛围中诞生的。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shixue/20230157360.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