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修撰于唐初以史为鉴的历史氛围中，它将修史与求治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陈所以兴和陈所以亡作为撰述的重点。这是《陈书》的一个特点。陈霸先起自卑微，却能在梁末动荡的年月中，“蹈玄机而抚末运，乘势隙而拯横流”，关键在于他“英谋独运”，因此，《陈书》不惜以如泼之墨，对陈霸先的 “隆功茂德”、“英略大度” (《陈书》卷2《高祖本纪》) 作了生动的叙述，陈所以兴得焉。对于陈所以亡，监修魏征认为人事在陈朝的灭亡中起了主要作用，因此，对陈后主惑于女色，重用群佞，不恤国事之行，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达到了借鉴一代之失的修史目的。

初唐文坛上，四六骈文仍占统治地位，姚氏父子没有受到时代文风的影响，在撰叙《陈书》时，不仅叙事用散文，诸传论也都用散文，语言简洁生动，如《虞荔传》云：“年数岁，客有造其父者，遇寄于门，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当无智。’ 寄应声答曰： ‘文字不辨，岂得非愚?’ 客大惭。”寥寥数笔，便将年少聪敏的虞寄之形象刻画得生动传神。《陈书》语言之简洁脱俗对唐代古文运动不无影响，以至后人认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隋末唐初也哉。”(《廿二史札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

尽管《陈书》有上述特点，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它在编排、文风和叙事等方面，尚存在许多缺憾、失误，兹详述如下：

其一，在撰叙方面，《陈书》详载帝王诏策，首尾毕录，千篇一律，过于冗繁，影响了行文的简洁。在编排上，《陈书》讲求以类相从，但在列传中记皇室诸王的篇幅颇多，而且不厌其烦，详细书写，如世祖九王、高宗二十九王、后主十一王等，连篇累牍，一个不漏，使史书成了名副其实的帝王家谱，在编排上亦显得累赘。

其二，作为纪传体的断代史，《陈书》没有志，阅读《陈书》时，应参考《隋书》的志。《隋志》共十篇，包括《食货志》、《刑法志》、《百官志》、《地理志》、《经籍志》、《律历志》、《天文志》等。这十志原名《五代史志》，是配合五代纪传而编着的，后并入《隋书》。它记述了梁、陈、齐、周、隋五个朝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是读《陈书》时所必须参考的。

其三，唐太宗诏修五代史时，魏征为监修官，故诸史总论都出自魏征之手。《陈书》在卷6《后主本纪》篇末、卷7《皇后传》篇末附有魏征的总论，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的史事作了补充，间或也有一些议论。由于魏征是用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历史的，因此，魏征和姚氏父子在议论上不免存在着一些差异，如在论及陈朝的灭亡时，魏征是从统治者本身去找原因的，他说：“遐观列辟，纂武嗣兴，其始也皆欲齐明日月，合德天地，高祖五帝，俯协三王”，但后来为什么不能坚持下去了呢?因为有的君主是“中庸之才”，这种人“口存于仁义，心怵于嗜欲。仁义利物而道远，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违，道远难以固志”。有些投机取巧者，专门对这种君主投其所好，“以悦导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顺流而决壅”，促使其堕落腐化，以至于丧身亡国，陈朝就是这样。姚思廉的议论则不是这样，在他看来，“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与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认为陈亡是承前代积弊过深，是人力所不能避免的，所谓 “运钟百六，鼎玉迁变，非唯人事不昌，盖天意然也。”( 《陈书》卷6 《后主本纪》) 将陈亡最终归于天意，从而巧妙地为陈后主开脱罪责，这样的议论显然是乏力的。另外，在文体上，魏征沿袭六朝以来四六对仗的骈体文，姚氏父子则能在骈体文盛行的时代，以散文作史论。二者在见识和文体上的差异，读者须留意。

其四，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丑行，姚氏父子主要采取了讳而不隐、纪传互见的撰叙手法，但并非总是这样，回护溢美之处时有显露，从而造成了一些曲笔，因此，阅读《陈书》时，需要把它与李延寿撰写的《南史》进行比较。《南史》是在 《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不仅增加了一些新的史料，而且矫正了 《陈书》中的曲笔。

梁敬帝禅位后被封为江阴王，第二年，这个江阴王就死了。《陈书·高祖本纪》记载，江阴王死后，葬礼办得十分隆重，给人以一种恩礼兼备的假象。其实，江阴王即梁敬帝之死是由陈霸先一手导演，由刘师知具体执行，但是 《陈书·高祖本纪》和 《刘师知传》或讳而不谈，或只字不提，《南史》则作了披露。《南史》卷9《陈本纪上》记载此事说： “江阴王殂，陈志也。”可谓一语破天机。《南史》卷68《刘师知传》则详细记载了梁敬帝被害的经过：陈霸先派刘师知等人去杀梁敬帝，梁敬帝一边绕着床躲避，一边说：“师知卖我，陈霸先反，我本不等着再做天子，为什么还要被杀?”刘师知抓住梁敬帝衣服，其同伙乘势把梁敬帝杀了，于是报告给陈霸先“事已了”，这就是梁敬帝死的内幕。

始兴王伯茂是世祖陈文帝第三子，天性聪敏，谦恭下士，深受陈文帝喜爱，先后任命他为镇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恩宠一时。废帝即位以后，陈顼 (即后来的陈宣帝)辅政，专权肆意。刘师知等矫诏令陈顼还东府，企图剥夺他的权力，不幸事情败露，刘师知被赐死。这件事，伯茂曾 “劝成之”，因此，为了防止伯茂煽动朝廷，陈顼千方百计对伯茂进行迫害。光大元年 (567)，进伯茂为中卫将军，入居禁中，专与废帝游处，以限制他自由活动的权力，削弱他的影响，抬高自己的声望。对于陈顼这一卑鄙的举措，伯茂心中不平，日夕愤怒。时建安人蒋裕与韩子高等谋反，伯茂暗中参与，事觉后，被降为温麻侯，出居诸王婚冠之所。陈顼仍不放心，派人扮作强盗，在半路上将他截杀。对于这件事，《陈书·始兴王伯茂传》仅载： “于途遇盗，殒于车中。”《南史·始兴王伯茂传》则直书其事：“宣帝遣盗殒之车中。”

长沙王叔坚，陈宣帝第四子。陈宣帝驾崩后，始兴王叔陵发动宫廷政变，以药刀斫太子叔宝，“中项”，幸亏叔坚自后扼叔陵，太子叔宝才幸免于难。太子叔宝即位以后，患创，不能视事，政无大小，一律交由叔坚处理，由是叔坚权倾朝廷，肆志骄纵，使后主陈叔宝疏而忌之，乃诏令即本号用三司之仪，出为江州刺史。未发，又诏以为司空，实欲夺其权。叔陵稍有怨望，后主陈叔宝便派人 “造其厌魅，刻木为偶人，衣以道士服，施机关，能拜跪，昼夜于星月下醮之，祝诅于上，又令人上书告其事”，(《南史》卷65 《长沙王叔坚传》) 以此免其所居之官。对于这件事，《陈书·长沙王叔坚传》颠倒事实，《南史·长沙王叔坚传》则明确指出此事系陈后主暗中派人所为。

李延寿在 《南史》中除了纠正 《陈书》的曲笔以外，还增补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读 《陈书》时亦须参考。如《南史·萧摩诃传》记隋将贺若弼与陈军战于建业，萧摩诃兵败被俘，“弼以刀临头，词色不挠，乃释而礼之”，《陈书·萧摩诃传》但云：“骑卒溃散，驻之弗止，萧摩诃无所用力焉，为隋军所执。”对萧摩诃临死不惧的史实只字不提。《南史·陈宗室诸王·宜黄侯慧纪传》以生动的笔触叙述了陈慧纪与隋军的战斗，并且提及陈、隋双方所实行的不同俘虏政策，陈军割鼻请功，隋军尽行释放，《陈书·宗室·陈慧纪传》则无此记载，叙述亦不及 《南史》生动。

尽管《陈书》存在着上述局限，但瑕不掩瑜，特别是在有关陈史的早期着作失传的情况下，《陈书》就成为现存的比较原始的记载，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宗教、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方面，都保存了一些史料，成为我们研究陈朝历史的主要依据。此外，《陈书》在语言上的简洁脱俗，对唐代古文运动亦不无影响，因此，《陈书》在史学史上自有它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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