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是江南的一个偏安小朝廷，不仅所辖地区比宋、齐、梁都小，仅四川以下长江以南的地区，而且统治时间也不长，只三十三年。
姚氏父子所撰《陈书》采用纪传体的编纂体例，共36卷，包含本纪6卷，列传30卷，无表，无志，记载了萧梁末年的政治变迁和陈朝三十余年的史事。它篇幅虽短，但在编纂方法上仍有自身的特色，具体表现如下：
1. 断限
断限，是说断于何时，限于何代，是史书所记史事的起迄年代。
关于《陈书》的断限，前人颇多异议。清代着名学者王鸣盛认为：“姚察在梁简文帝时入仕，自梁入陈，自陈入隋，卒于炀帝大业二年，年七十四。其时察入隋已将二十年，历官秘书丞，袭封北绛郡公、员外散骑常侍，又为晋王昭侍读、太子舍人，炀帝巡幸，数为侍从。”据此认为姚察为隋人，应列于《隋书》中，而姚思廉却列其父姚察于 《陈书》 中，“殊不可解”。(《十七史商榷》卷64《姚察当为隋人》) 《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察陈亡入隋，为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与同时江总、袁宪诸人并稽首新朝，历践华秩，而仍列传于《陈书》，揆以史例，失断限矣。” (《四库全书总目》卷45《史部·正史类一》) 上述指责看似合理，实际上未免拘泥过甚。
南北朝时王朝更替频仍，当时除了北魏和宋、梁享国稍久外，其余皆年祚短促，为之臣者无不身历数朝。姚氏父子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采取了比较合理的断限方法。
就本纪而言，陈霸先的主要活动集中于梁末，故《高祖本纪》以大部份篇幅叙述了陈霸先在梁末风雨如晦的年月里的伟绩丰功;陈后主虽陈亡后入隋，在隋朝继续生活了十余年，但《陈书·后主本纪》对于这段历史只云：“三月己巳，后主与王公百司发自建业，入于长安。隋仁寿四年十一月壬子，薨于洛阳，时年五十二。追赠大将军，封长城县公，谥曰炀，葬河南洛阳之芒山。”寥寥数笔而已。由本纪可见《陈书》记事起于梁末，迄于陈亡。
就列传而言，举凡对陈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文臣武将，即使卒于梁朝，姚氏父子也将他们一并列于《陈书》，如杜僧明为陈霸先的得力战将，南征北战，东征西杀，不幸卒于陈霸先即真以前，姚氏父子将他列传《陈书》，视之为陈朝的开国元勋，合情入理。对于那些陈亡入隋的，如姚察、袁宪、江总，虽在隋朝仍“位列华秩”，但他们在陈朝位望稍高、事功较着，故姚思廉将他们一并列传《陈书》，而非列传《隋书》。对于这些人的入隋事迹，姚思廉采取了与陈后主相同的方法，数行带过，既可保持人物事迹的完整性，又可遵循《陈书》记事迄于陈亡的标准。如《陈书·江总传》叙述江总在陈事迹则铺叙盈纸，叙其入隋，只云： “为上开府。开皇十四年，卒于江都，时年七十六。”可谓惜墨如金。
总而言之，《陈书》记事起于梁末，迄于陈亡，并非如今人所说，《陈书》记事起于永定元年(557)陈霸先建立陈朝，止于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 陈朝为隋灭亡。在断限上，姚氏父子没有采用身卒某朝，方入某史的俗例，而是通过合情合理的断限方法，记述了梁、陈之际的政治变化和陈朝三十余年的史事。
2. 编次
编次，即编辑撰次之意，指史书在内容上的分类和顺序上的编排。在内容上，《陈书》采用了以类相从的分类方法，包括类传、合传、分传和附传等几种方式。类传即内容以类相从的传，包括《皇后》、《宗室》、《孝行》、《文学》、《儒林》等几类。合传即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合立一传，主要包括诸王和文武大臣的传记。专传即专门为某人立传，如《徐陵传》。附传即附于类传、合传、分传中的人物传记后的传，如《徐陵传》后即附有其子徐俭、徐份、徐仪和其弟徐孝克的传记。
在内容的分类上，《陈书》虽没有什么创新，但组合却比较合理。如杜僧明、周文育和侯安都为陈朝的建立并树功业，《陈书》将他们合为一传;熊昙朗、周迪、留异、陈宝应于陈朝的建立不无功劳，但是他们朝降暮叛，反复无常，最后皆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陈书》将他们合为一传;始兴王叔陵和新安王伯固同为诸王，但一个 “险躁奔竞，遂行悖逆”，以至于“磔形骸”， (《陈书》卷36史论) 一个“随同巨逆，自绝于天”， (《陈书》卷36《新安王伯固传》)《陈书》将他们合为一传;衡阳献王昌为陈武帝第六子，作为西魏的俘虏，留居长安，至陈文帝时方遣归，却于途中被陈文帝派人害死，南康愍王昙朗为高祖母弟忠壮王休先之子，为质于齐，后被害于晋阳，这二人皆“机桥为阻，骖驾无由，有隔于休辰，终之以早世”，( 《陈书》卷14史论) 《陈书》将他们合为一传。
当然，就《陈书》的内容分类，前人也不无异议。《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者认为： “江总何人，乃取与其父合传，尤属自污。”(《四库全书总目》卷45《史部·正史类一》) 公开指责姚思廉分类不当。我们认为这种指责似有不妥。姚察和江总同为陈朝重臣，受宠于陈后主，一个“达学洽闻，手笔典裁，求之于古，犹难辈匹，在于今世，足为师范”，( 《陈书》卷27《姚察传》) 一个“道业标峻，寓量弘深，胜范清规，风流以为准的，辞宗学府，衣冠以为领袖”，二者又交往深密，每以诗文唱和。姚思廉正是从这个角度将二者合为同传，这种分类不能以为不妥。
在顺序的编排上，《陈书》也颇见巧思。列传的排列顺序是类传、合传、类传、合传、专传、合传、类传、合传，如果去掉唯一的专传《徐陵传》，《陈书》列传部份的排列顺序基本上是类传、合传这两种方式的反复轮换，层次极为清晰。它以类传《皇后传》作为列传的第一篇，这种编排在当时的断代史着作中比较场贷，但对于《陈书》来讲，则别具一番意义了。《陈书》的作者认为陈朝灭亡在很大程度上与陈后主惑于女色有关，故将《皇后传》作为列传的首篇，与本纪的最后一篇《后主本纪》紧密相连，使读者在阅读《陈书》时能清楚地认识到陈亡的原因，作者的历史见解和以史资治的修史旨意亦体现无遗。熊昙朗、周迪、留异、陈宝应四将和新安王伯固、始兴王叔陵二王，作者在标目上并没有彰之以恶，冠之以 《叛臣传》之类等，而是采用当时史家比较流行的方法，将他们置于《陈书》的最后两卷，使他们远离陈朝诸功臣和诸王，虽未着一恶字，作者对他们的贬斥态度在编排上却得到了清晰而又巧妙的表现。
3. 撰叙
就撰叙而言，人们以为姚氏父子采用的是讳恶扬善的国史笔法，这种看法未必适当。
姚氏父子皆曾仕宦陈朝，倍受恩宠，尤其姚察更深为陈后主器重递《陈书·姚察传》载： “后主所制文笔，卷轴甚多，乃别写一书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无隐。后主尝从容谓朝士曰： ‘姚察达学洽闻，手笔典裁，求之于古，犹难辈匹，在于今世，足为师范，且访对甚详明，听之使人忘倦。’ 察每制文笔，敕便索本，上曰： ‘我于姚察文章，非唯玩味无已，故是一宗匠。’”姚察在陈朝见重如此。因此，姚氏父子在撰叙陈朝诸帝的事迹时用心良苦，手法很特别。
在《陈书》中，姚氏父子对陈朝受命的各种文诰，首尾备录，如《高祖本纪》，载梁敬帝封帝陈公一诏，九锡一策，禅位之诏，策书一道，武帝登极一诏等等。对诸帝的丑行，姚氏父子在本纪中大多避而不谈，如陈霸先派兵威逼梁敬帝别居他宫，《陈书·高祖本纪》仅言：“是日梁帝逊于别宫。”陈文帝沉衡阳王昌于江中，《陈书·世祖本纪》仅言：“景子，衡阳王昌薨。”《陈书》的这种撰叙手法引起后人的指责，认为有谄媚美化君主、权势之嫌。这种指责有些欠妥。对于诸帝的丑行，《陈书》在本纪中虽未叙述，在列传中却多所透露。关于陈霸先逼敬帝别居他宫的史实，《陈书·沈恪传》云：“高祖受禅，使中书舍人刘师知引恪，令勒兵入辞，因卫敬帝如别宫。恪乃排闼入见高祖，叩头谢曰： ‘恪身经事萧家来，今日不忍见许事，分受死耳，决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复逼，更以荡主王僧志代之。”梁敬帝别居他宫的真相可见一斑。至于陈文帝害死衡阳献王昌的史实，《陈书·侯安都传》云： “初，昌之将入也，致书于世祖，辞甚不逊。世祖不怿，乃召安都从容而言曰： ‘太子将至，须别求一蕃，吾其老焉’。安都对曰：‘自古岂有被代天子; 臣愚不敢奉诏。’ 因请自迎昌。昌济汉而薨，以功进爵清远郡公，邑四千户。”姚氏父子尽管没有提到陈文帝与侯安都如何精心策划谋害衡阳献王昌的阴谋，但衡阳献王昌因何而薨却交代得清清楚楚。
由上可见，姚氏父子对陈朝诸帝的丑行，主要采取了讳而不隐、本纪列传互见的方法，并非一味讳恶扬善，歪曲历史。当然，由于姚氏父子采取的这种撰叙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某些史实与事情的真相有些出入，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论及。
南北朝时，撰写家传和研究族谱之风蔚为风尚，人们企图通过家传和族谱来标榜自己家世的源长和门第的高贵。为了保持家族的荣耀，官阶之显要，文章之高妙，德行之懿善，便成为士大夫汲汲以求的了。因此，在列传中，姚氏父子多注意地望、家世、官阶、文章、德行，最后还有饰终诏书、封赠等。这种撰叙手法是当时社会风尚的产物。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政权分立的时期。唐以前所撰反映这段历史的正史，“岛夷”、“索虏”之说很盛，南北史家以“岛夷”、“索虏”这样轻蔑的称呼互相贬斥。姚氏父子在《陈书》中则比较客观地叙述了并存的几个政权之间往来的史实，不再妄加贬斥。对北朝政权一律称国号，如《陈书·高祖本纪》云：“西魏攻陷江陵，齐送贞阳侯渊明还主社稷。”对于萧淮，《陈书》也不加贬称，《陈书·世祖本纪》云：“是岁，周所立梁王萧詧死，子岿代立。”这里虽记载的是国家分裂时期二个王朝的历史，但姚氏父子避免了 “岛夷”、“索虏”之类的称呼，显示出进步的撰叙手法。
以上我们谈的是《陈书》在编纂体例和编纂方法上的主要情况，下面我们谈谈 《陈书》 的主要内容。
首先，姚氏父子以浓笔重彩，向我们展示出一幅陈朝兴盛衰亡的历史长卷。在这幅历史长卷中，陈武帝的赫赫战功和知人善任的品格，陈文帝削平割据的功绩和劝课农桑的利民举措，陈宣帝时期征旅不息、赋役兼劳的衰世残景，作者都作了真切的叙述，尤其是对陈后主惑于女色、不恤国事的荒淫之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陈书·后主张贵妃传》云：“后主即位，拜为贵妃。性聪惠，甚被宠遇。后主每行贵妃与宾客游宴，贵妃荐诸宫女预焉，后宫咸德之，竟言贵妃之善，由是爱倾后宫。又好厌魅之术，假鬼道以惑后主，置淫祀于宫中，聚诸妖巫使之鼓舞，因参访外事，人间有一言一事，妃必先知之，以白后主。由是益重妃，内外宗族，多被引用。”这些为我们研究陈朝灭亡的原因提供了基本的史料。
姚氏父子对贪婪的官吏、残暴的王侯作了抨击和揭露。如陈后主时，有一官僚名叫孙玚，“其自居处，颇失于豪奢，家庭穿筑，极林泉之致，歌钟舞女，当世罕俦，宾客填门，轩盖不绝。” ( 《陈书》卷25《孙玚传》)《陈书》还记载，武陵王伯礼在太建初年为吴兴太守，在郡“恣行暴掠，驱录民下，逼夺财产，前后委积，百姓患之”。(《陈书》卷28《武陵王伯礼传》)《陈书》也记载了不少官吏的循政善绩。如褚玠为山阴令，时舍人曹义达深受高宗宠爱，县民陈信家富于财，谄事曹义达，陈信的父亲陈显文便恃势横暴。褚玠不为所惧，“遣使执显文，鞭之一百，于是吏民股慓，莫敢犯者”。褚玠在任岁余，“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 《陈书》卷34《文学·褚玠传》) 宗元饶性公平，善持法，吏有犯法，政不便民及于名教不足者，随时纠正。合州刺史陈裒贪赃枉法，“遣使就渚敛鱼，又于六郡乞米”，深为百姓所苦; 吴兴太守武陵王伯礼，豫章内史南康嗣王方泰，“并骄蹇放横”，宗元饶皆 “案奏之”，使“见削黜”。(《陈书》卷29《宗元饶传》)对于这些廉洁奉公、不畏强暴的官吏，姚氏父子都作了热情的赞颂。
南朝时对海外诸国的关系，继两汉魏晋而有进一步发展。当时南朝对朝鲜半岛上的诸国和日本等，来往日益增多;对海南诸国的交往，也更加频繁;与西亚欧非等处的交易往还，也比过去日见发达。陈朝建立于侯景之乱以后，势力衰弱，但与丹丹、盘盘、林邑、扶南、狼牙修、天竺等国，还是继续往来。这些《陈书》都作了记载。《陈书·高祖本纪》云： “永定三年 (559)五月景寅，“扶南国遣使献方物”; 《陈书·世祖本纪》云：天嘉四年(563)正月景子，“干陁利国遣使献方物”;《陈书·后主本纪》云：至德二年 (584)十一月壬申，“盘盘国遣使献方物。戊寅，百济国遣使献方物”。
南朝时，佛教传布渐广，并进入鼎盛时期。上自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匍匐于香烟缭绕之中，对佛祖圣像顶礼膜拜。武帝陈霸先即位以后，效法梁武帝萧衍，于永定二年 (558)五月，“驾幸大庄严寺舍身”，群臣上表请还宫中。同年十二月，又再“幸大庄严寺，设无碍大会，舍乘舆法物”，(《陈书》卷2《高祖本纪下》)也由群臣迎回。以后陈文帝、陈后主亦步祖宗之后尘， 笃信佛教。王公大臣，如傅虔诚信佛，从兴皇惠朗法师受《三论》，尽通其学。当时有大心暠法师着《无诤论》，诋毁惠朗法师的观点。 傅便着《明道论》， “用释其难”。 (《陈书》卷30《傅传》)由上可见，对于佛教在陈朝的兴盛情况，姚氏父子都作了比较客观的叙述。
另外，《陈书·何之元传》载何之元所撰《梁典》一书的序文，对于人们了解这部书的体例、体裁和内容，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至于《儒林传》、《文学传》、《孝行传》等皆内容平平，兹不赘述。
总之，作为《二十五史》中篇幅最短的一部正史，《陈书》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为我们研究陈朝历史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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