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3年01月24日 阅读：228 评论：0

唐代是东亚历史上辉煌的一页，以辽阔中原为依托的唐皇朝，在文治武功上开拓了一代新风气，在文治上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有唐初诸史的修纂，这些唐初修纂的史册结合前代已完成的诸史，将唐以前的历史清算了一下，为后代保存下了许许多多有益的东西。唐初所修的诸代史有：《北齐书》、《周书》、《隋书》、《梁书》、《陈书》、《晋书》，每个王朝一部，最大的一部卷数达130卷(《晋书》)，最小的一部卷数也有36卷(《陈书》)，古代的学术、文化典籍中常常提及这几部书，是必修的，它们后来成为称作“正史” 的二十四史的重要构成部分。

北齐皇朝的历史就是由 《北齐书》来记述的。

李百药《北齐书》是在贞观初年。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使用了约23年，这是唐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时光，唐太宗治理国家的非凡才能，他的雄才大略，在这段日子里充分地、淋漓致尽地发挥出来，在历史上证明了他不仅能在战场上随机应变，不断取得决战的胜利外，既使在承平时期，他也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胜利。中国古代史上称这一时期为“贞观之治”，它与历史上的 “文景之治” 常相提并称。

贞观之治的情况可由下面这段文字的描述中窥见一二，它引自《资治通鉴》卷193《唐纪》“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故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29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同样的描述在《贞观政要》等史籍中也有，虽不免夸大之处，但总可以给我们一个印象，那是一个家给人足，国丰民安的时期，是一个极富物质力量的礼仪之邦，是一个“小康”的社会。农业社会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已是十分难得的了。

其实，贞观之治的真正成就还不仅仅是这些，它在历史上是一个新政治格局形成的关键时刻。这时士族地主的势力已受到了极强有力的控制，庶族地主被大批吸收到统治机构中去，他们不是象海水般，也是如大河之水般的涌入到中上层统治者中，在政策的商议、执行上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魏晋南北朝以至于隋以后，政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唐太宗应合了历史的鸣击，在贞观之治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历史学的角度讲，贞观之治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历史教训的积累，这在贞观政治中就体现为各种社会调节措施的逐渐变革和确立;其次，则是统治者更加谨慎地对待社会管理的问题，力求从治乱兴衰的大道理上理解造成历史变迁的根本原因，企图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一条永恒的路，这就体现在唐太宗等统治高层对历史体验的注意，以及注意吸取意见的风气。

《贞观政要》卷1《政体》中有一章，记述了贞观二年唐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的一段对话，可以认为是唐太宗等寻求这条永恒道路的具体描述，唐太宗门王珪： “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王珪回答以经术为尚，“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术。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唐太宗“深然其言”，于是拔擢百官中“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同上)《新唐书》中

了一件事，说贞观初年，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有“台使”至此见名鹰，教大亮进贡以求宠遇，李大亮秘密上表通告太宗，太宗览表后，大为叹赏，除赐予财宝以示表彰外，并赐一部荀悦《汉纪》，嘱其曰： “悦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公宜绎味之”。(《新唐书》卷99《李大亮传》)

唐太宗勇于纳谏是有名的，这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件传唱千古的奇事，也确实是一个难得品格，清代的学问家赵翼在论及这件事时说“皆以事危则志锐，情迫则思深也!”(《廿二史札记》卷19《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也就是说他们在思索。当时诸臣进谏动以隋为戒，赵翼认为当时恰值隋亡不久，君臣“警以目而惕于心”，急于吸收隋失败的教训，寻找唐之所以能夺隋天下而有之的深蕴，搜览新、旧《唐书》及《贞观政要》等史籍，这种以隋为鉴的谈论确实不少。实际上，太宗与诸臣对历代兴替的把握并没有真正体验到，他们更多地注意到具体的历史问题及对它们的处理。因此，当李百药在谏劝太宗不要实行分封时，虽上下纵横讨论了封建与郡县制的利蔽得失，却终于以“为政之理可一言蔽之”。(《旧唐书》卷72《李百药传》)究竟什么一言蔽之了，并没明言。动以隋的失亡劝谏，恰是这种对历史兴衰困惑的最现实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避其虚而就其实。唐太宗常把自己与隋帝的作为相比较，隋帝也是一个精明强悍的君主，但他失败了，这迫使太宗不得不谨慎地施政，也迫使大小臣僚不能不思考历史上施政的得失。

《北齐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气氛中开始修纂并完成的，它的主旨十分明确，这是令狐德棻曾说过的：“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 (《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

就《北齐书》编修的时代讲，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中也是一个变革时期，它上承魏晋南北朝以来史学的余绪，下开未来时尚。

先从魏晋南北朝谈起，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大兴盛时期，主要体现在私人撰史之风的炽烈，自汉代司马迁写《史记》始，这种风气渐开，后来班固又撰写了《汉书》，洎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有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荀悦《汉纪》等等，不一而足，检诸典籍，仅写晋史的就有30家之多，后汉史有12家，三国史23家，十六国史30家，南北朝各代史19家。它导致了两个显着的后果，一个是史着的数量特多，一个是史着的种类特多。据《汉书》卷《艺文志》着录史籍，共34种，1384篇，大部分附着于经籍书类中，至唐初修《五代史志》，所着录的史籍计874部，16558卷，约当《汉书》着录史籍份量的26倍。史部书籍的着录已经经籍附庸部独立出来，蔚为大国。在种类上，史部目录的分类目已达13类之多，远远地超出了以前史部的分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究其原因不外这二个：其一，这一时期过半的时间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中，各独立的政权都无例外地设有一些史的制度和从事史的撰述的人物，集攒了大量的史料，也为撰史阐述史家的志趣保留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其二，此时期的思想以玄学为主，是玄学发生发展至兴盛衰退的时期，固有的思想方式已成为士大夫们的包袱，他们难以再依据经书的释抒发自己的志向，于是转向了能“彰善瘅恶，树之风声”的史部(《文心雕龙》第16《史传篇》)，认识到史可以“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同上)的重要功用，祈冀通过“腾褒裁贬，万古魂动”的功效来寄托自己，史被视为经之亚。

在史书的体裁和撰写上，魏晋南北朝时也达到了隋唐前最完善的时期，纪传体与编年体往往同时并行。

这些史学发展的面貌，为唐初编修诸史提供了条件和基础。所谓前承余绪者是指，唐初史家充分地利用了前代遗留下的丰富史学成果，所撰写的史籍大多有前代私家着述为依据，甚至有些就是私撰的，如姚察父子的《陈书》，李百药的《北齐书》，魏收《魏书》、沈约《宋书》等等。在体例与思想都有继承。所谓开未来风气者，指定开拓了官修史书的规模，确立了纪传体史书为官修正史的正式体例。从而也说明了，封建皇朝比以前更加重视史的功用，把撰史作为阐发封建社会观念的有利工具，史确实成为亚经了。

《北齐书》就是在这样的史学背景下开始修撰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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