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书》作者李百药于新、旧 《唐书》中均有传。

传载，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生于北齐后主天统元年(565)，卒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终年84岁。他年幼时多病，因此祖母赵氏为他起了 “百药” 的名字。

他很聪慧，7岁即能读书写文，有一次他的父亲李德林与友人读书商谈，遇到了不能解答的问题，他在侧引书点明，使父亲及友人大为惊赏，视他为奇童。长大后他的性格很豁通畅达，喜欢痛饮，《旧唐书》卷72传中说他年老还乡后，也还是这样，所谓能“怡然自得，穿地筑山，文酒谈赏，以舒平生之志。”

但他的个人经历并不是十分坦顺的，由于生长于乱季，备尝战乱的骚扰。年轻时，得父官荫，补为三卫长。隋开皇年初，得任太子通事舍人、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等职，后有人妒嫉他的才干职位，在隋帝前谤毁他，他不得不以病为借口辞退官职，再次起用后，袭父爵安平公，受到权贵杨素、牛弘等人的喜爱，得任员外郎。炀帝为王时，曾招他去扬州，他权衡利害，没有去，因此与杨广结下了怨恨，炀帝即位后，以积怨夺去他的爵位，遣他外出任桂州司马，不久，罢置州代以郡，他被解职还家，大业五年(609)再起任为鲁郡临泗府步兵校尉，又充戍会稽。在充戍期，得授建安郡丞，赴任路经乌程 (今吴兴)时，江都事变发生，他被起兵的沈法兴俘获，辟为掾属。沈法兴被另一武装派系李子通打败后，又任为李子通的中书侍郎、国子祭酒。但没多久，杜伏威杀败李子通，他又任杜伏威的行台考功郎中，这时又有人诽谤他，他被囚禁起来，为了获得谅解，他写了《省躬赋》为自己辩护，杜伏威读后知他冤枉，使他复职。

唐高祖为征服各地政权，曾招杜伏威投降，李百药劝杜氏归唐，杜氏先是接受了他的建议，让他和行台仆射辅公祏留守，自己亲去献降，但在渡过江后，对投降之举产生了悔意，起意要杀掉李百药，给他送去了石灰酒，结果李百药饮酒后没有死去，反而大泻一场，“而宿病皆除”(《旧唐书》卷72《李百药传》)，杜伏威又暗使辅公祏处死李百药，在杜氏养子王雄诞的保护下，他才得以大难不死。此后，辅石祏以杜伏威部将举兵攻唐，任李百药为吏部侍郎。李渊见李百药先劝杜氏投降，后与辅氏共谋反唐，十分愤恨。直到辅石祏被杀死后，李渊才从杜伏威给辅公祏的密信中了解到实情，气愤稍解，但并不能原谅李百药，发配他到泾州。

唐太宗继位，鉴于他的才气名声，拜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后又迁为礼部员外郎。这时，他大约已60余岁了，他的仕途至此时也才较平稳下来。作为皇帝的高级顾问和皇太子的教师，他与孔颖达、于志宁等人同事。当时的皇太子喜读典籍研讨学问，但闲时却常常嬉乐逾节，李百药曾写《赞道赋》进行劝戒，太宗见后极为欣赏，说：“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献赋，悉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旧唐书》卷72《李百药传》)太宗欲建宗藩，行封建时，他又与诸臣上表分析利蔽以谏劝，得太宗应允。

可他的一生在政治上建树并不多，主要的成绩还在他的文才，由于他熟识典籍，能文善叙，侍隋时，既曾受诏撰修五礼、阴阳书，参定律令，当时奏稿文表，多由他写定。侍唐时，受命写纂《齐史》、《五礼》及律令，极得其功，得到大批赏赐，进为子爵。又特别擅长作五言诗，所谓：“藻思沉郁……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 (《旧唐书》卷72《李百药传》)，唐太宗写《帝京篇》，特命他同作，文笔使太宗叹服不已，以为老而才愈壮，意愈新!他死后有文集30卷传布，早已散佚。文学是他着名于当时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传》称他“才行相继，四海名流，莫不宗仰。”才即指其文才，行是指他的品行，他曾以名臣之子，徒脚单衣，千里护送父母灵柩归乡，“服阙数年，容貌毁悴” (《旧唐书》卷72《李百药传》)，当时风尚重视评论人物品行，他能尽心行孝，自然被当时的士人看重。传中又称他好奖掖后进，说明他在才学上并不是个狭隘的人。

李百药在思想上没有特异的表现，在史的认识上也就更多与时流相同。隋唐之际，正值天下离乱日久之后，人们心中渴望的是达到天下同治，和平安宁的境界，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因此，在史学上更加注重的是鉴古知今，“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 (《旧唐书》卷71 《魏征传》) 以为“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同上)如能在认识上、在行动上做到这一点，“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同上)这些构成了当时历史思想的主干，它实质上是与中国唐代以前的历史思想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把史的褒贬意识更多地转移到了鉴古识今的意识上来了。当然这种转变也有另一个层次的原因，褒贬意识反映的是门阀世家地主的思维品德，而鉴古识今的意识更多的反映了庶族地主进入统治层后，社会所具有的思维品德。

令狐德棻在倡议修唐前诸代史时说：“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 由此可见，唐修前代史的目的有二，一是保存前代文献，以备征用，这是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二是力图从修前代史中得到以贻鉴今古的教训。这第二个目的恰成为唐修诸史的指导思想。《北齐书》也正反映了这一点。它是鉴古识今的历史思想的切当表述。搜检在《北齐书》中保存的李百药史论、史赞，特别注意对君臣施政的品评，注意对北齐兴亡史的议论，正是贯彻这个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历史观上，隋唐时期并未能大大地突破前人的窠臼，也就是在基本点上，仍然把朝代变更的历史现实，归结为天道的作为，只有顺天应时，才能创建鸿基伟业。现在看来，这样想是荒谬的，但在那时，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杳冥莫测，也只能归之于天道了。李百药的父亲李德林侍隋，曾力主攻陈，上《天命论》，谓： “帝王神器，历数有归。……生其德者天，应其时者命，确乎不变，非人力所能为也。”又谓陈朝立于江左是“斯故未辨玄天之心，不闻君子之论也。” (均引自 《隋书》卷42《李德林传》) 李百药秉承家学，又受时代思想熏陶，也是这样认为，如他在《封建论》中有：“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箓，缔构遇兴王之运，殷忧属启圣之期。” (《旧唐书》卷72《李百药传》) 的议论，说明他在史观没有什么特别的创见。

但鉴古识今的历史思想注重从现实的政治行为中寻求成败兴替的原因，促使上述史观产生扭转，向着更趋正确的历史认识上转化，既向所谓“知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的认识方向扭转，认定天道在冥冥中起作用，又强调人的客观存在。由此知道了“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 的施政方式是 “锲船求剑，未见其可，胶柱成文，弥所多惑”(引均见 《旧唐书》卷72《李百药传》)，承认发展和变化，给天命论的史观和鉴古识今的历史思想注入了生命力。

综述一下李百药的史观。首先，他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是唐突和不深刻的，仍然把历史发展的本质原因归之于含糊不清的天。其次，他承认发展，没有把历史看成是恒定的。再次，他的这些思想内容是与当时的思想水平和趋向相吻合的，与时代思想风尚相映，没有卓异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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