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考证法、归纳法、综合法和理论分析法，包括应用西方史学观念和理论，分析中国传统的史学活动，认识史学活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微妙关系等问题。还可以用西方叙事学，来研究中国传统的记事史学的特色。用文本阐释学理论，来分析史书的形成过程，并用传播学理论，来研究史书的传播过程和影响效应。历史主义方法，则有助于对中国史学史作客观的、符合当时史学发展环境的研究与判断。也可以引入社会史方法，研究史学家族的历史和学术流派的形成。“后现代”史学理论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也有利于对史学文本形成时的社会权力话语进行剖析。用比较法研究中西史学的特点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杜维运曾撰《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一书，便是运用比较法的典范。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史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的理论和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史学史的研究方法开始趋向多样化。中国史学史研究方法，可以广泛吸收世界上进步的理论和方法。

对中国史学史进行描述和研究，必须按照它的自身发展特点分阶段展开，因此必须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历史分期。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最早可追溯到梁启超身上。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史的做法》中，尽管未作明确划分，但在具体论述中把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称为“第一期的史家”;指出东汉到唐初“是史学极盛时期”;认为“唐以后，史学衰歇”，但“宋朝有好几部创作”，其“史学也很发达”;“一到元明，简直没有史家”;而“清朝的史学，各种都勃兴”。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古代史学发展的阶段性有一定的认识，并作了简单的划分。此后，史学史的分期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分期标准。第一种是根据朝代兴替进行分期，如蒙文通将中国古代史学史分为晚周至汉、六朝至唐、中唐两宋、明清四阶段。第二种是根据史学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进行分期，如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分为故事式历史时期、教训式历史时期和发展式历史时期。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分成萌芽期、产生期、发展期、转变期，其中转变期的史学也可以称为新史学，时间是从清末民初到当时。何炳松在其《中国史学之发展》中把中国史学史分为三期，从孔子修《春秋》到荀悦写《汉纪》，是编年和纪传体创造而达于成熟时期;从东汉末到北宋为第二期，是中国史学旧式通史之发挥时期;从南宋至清为第三期，是浙东史学发展演变时期。第三种是把朝代更替与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结合起来进行分期，如金毓黻在其《中国史学史·结论》中称“吾国史学，可分五期论之：自上古至汉初，为史学‘创造期’。两汉之世，为史学‘成立期’。魏晋南北朝至唐初，为史学‘发展期’。唐至清末为史学‘蜕变期’。清末民国以来，为史学‘革新期’”。[1]

迄今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已有许多不同的划分[2]，笔者倾向于李宗邺的观点[3]，但同时也有所改进，将中国史学史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期为“中国史学的起源：先秦”，第二期为“中国史学的成立：秦汉魏晋南北朝”，第三期为“中国史学的发展：隋唐五代宋辽金元”，第四期为“中国史学的盛极而衰：明至清中期”，第五期为“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晚清至民国”。五个时期实际上讲了两个大的史学发展时段，即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传统史学主要是指中国受到西方影响之前的固有史学，近代史学则指受到西方影响之后形成的新的史学。传统史学主要是叙事史学，近代史学则主要是分析史学，前者主要是以纪传、编年、典章制度等编撰体例保存史料和裁剪史料，铺叙成各种读本;后者主要是以章节体和论文体考订、分析和铺陈史料，提出理论和观点;前者以附载于史实本身的微言大义或论赞阐明作者的观点，后者则以鲜明的论点宣扬作者的观念及思想。中国史学史经历了两大转变，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史部为代表的史学的独立，它确立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面貌;二是以梁启超“新史学”主张为代表的近代史学的产生，它确立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基本面貌。本书将力图揭示这两大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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