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法建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重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中国在外交上不得不采取了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方针，首先与苏联、东欧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接着中国又与周边的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印度、缅甸倡导了处理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分歧的出现，加上苏联图谋控制中国，中苏关系在60年代前期逐步恶化。到1963年中苏开展了大论战，中苏分裂已势所难免。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中国希望在外交上能与西方国家打开新局面。

1959年戴高乐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后，开始调整第四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奉行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独立外交政策。他主张在美苏超级大国之间，加强欧洲的地位，强调“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不是欧洲的一部分”，通过法德和解与合作，把欧洲建设成为可与美苏抗衡的独立政治力量。他对美国在“北约”中挥舞指挥棒不满，提出要确立美英法“三头政治”的“北约”领导体制，以分享“北约”领导权，突出法国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他的主张遭到美国的迎头痛击。戴高乐于是开始单干了。他加紧发展法国的独立核力量，在1960年2月成功地爆炸了属于法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巨大的爆炸声，加强了戴高乐对美国抗衡的力量。他拒绝在美英苏3国1963年搞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在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决定不顾美国的反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戴高乐总统会见中国大使

戴高乐认为，60年代，国际关系已不再是两极，而是五极，即美洲、欧洲、苏联世界、中国世界和其余部分的第五世界。中国是世界的一极，要解决任何亚洲的重大问题，撇开中国是不行的，国际社会长期无视中国存在的政策必须改变。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开始了与中国的接触。1963年10月，他派参议员、前总理富尔到中国进行“半官方试探”。富尔来华强调法中人民的友谊对今天和明天的世界都很重要。11月7日，法国总理蓬皮杜发表谈话，主张发展法中贸易和文化关系。接着，法中双方代表在瑞士伯尔尼开始举行建交谈判。法国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决定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于是，中国与法国于1964年1月27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和拒不承认中国的情况下，法国此举的确非同凡响。它在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对西方来说，好像是一次“外交核爆炸”。中法建交的消息传到华盛顿，使美国人十分恼火。美国国务院在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不到半小时，就发表声明：“对法国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并承认美国曾多次阻挠法国同中国建交，说：“我们已一再向法国政府表示我们为什么认为这将是一个不幸的步骤。”的确，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曾在1月9日和17日两次发表声明，认为“法国如果承认中国，将不利于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美国是极力反对法国这样做的。

中法建交，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封锁，突破了美国拒不承认中国的政策。中法建交是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中法建交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发展中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增进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而且也有利于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从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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