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几乎在一夜间取得的巨大成功，使革命群众沉浸在无比的兴奋之中。但是人们很快感到，革命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需要一个新政权来代替以前的旧政权。可是，这时同盟会的领袖们或在国外或在外地，发动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也因逃避当局的搜捕而没有露面，于是，人们只好在旧军官中寻找人选。起义的第二天清晨，士兵们把躲藏起来的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请”了出来，并把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头衔戴在了他头上。这位素与革命无关、甚至敌视革命的人竟然成了革命领袖，这无疑暴露了革命队伍的软弱，也潜藏了革命日后的危机。

武昌起义成功，给了清政府以极大打击。清政府急忙调兵遣将向武汉发动进攻，帝国主义也害怕自己的在华利益受到损害而百般阻拦革命，但他们对清政府能否镇压革命持怀疑态度。这就使革命形势不仅变得非常险恶而且错综复杂。这时，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便开始酝酿第三股势力，那就是袁世凯的政治欺骗。

孙中山元帅

黎元洪就任民国大总统

袁世凯是北洋军阀首领。他一面靠出卖维新派和镇压义和团博得慈禧太后的信任，一面又以办“新政”为名在各省督抚和立宪派绅士中树立声望。而且还因为他处处仰洋人鼻息，因而成为帝国主义最可信赖的人。这么多重身份，使中外反革命势力一致看好袁世凯，认为当时的形势非他而不可收拾。袁世凯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开始玩弄两面手法，既利用革命来迫使清政府向他交权，又通过施加政治、军事压力使革命派就范。1911年11月初，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统领军政。英国公使朱而典则周旋于武昌和北京之间，为袁世凯策划南北“和谈”。和谈的条件是：停战、清帝退位和袁世凯为总统。在各种压力面前，湖北军政府同意接受谈判。

正在这时，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了上海。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英国为阻止四国银行团给清政府的铁路贷款进行交涉，所以当他回国时已是武昌起义两个半月之后了。孙中山回国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在革命群众心目中，他是公认的革命领袖。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提倡通过革命实行资产阶级理想的人，而且武昌起义和各省的响应也是以他为首的革命党人多年宣传发动的结果。所以他的回国使革命群众感到有了精神依靠。于是，人们一致推举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为纪元。在誓词里，他表示要为“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而奋斗。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但它仍然面临中外反动势力的强大威胁。这使得孙中山在就任大总统时只能承认南北议和之事，并表示如果袁世凯真心拥护共和、清帝退位，他愿意把大总统之职位让与袁世凯。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由此，不仅结束了清朝260多年的统治，也宣告了中国2000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这是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因为没有革命浪潮的冲击，清王朝是不可能下台的。但是这个胜利也包含失败和遗憾，那就是革命阵营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力量来彻底完成这次革命，从而使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有了可乘之机。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履行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作为对袁的约束，孙中山同时颁布了参议院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有言论、结社、集会、著作的自由;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有弹劾总统的权力。这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宪法。它确认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给予了人民一些民主自由的权利。这是辛亥革命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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