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19日，康拉德·阿登纳在波恩去世，享年91岁。阿登纳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理，被尊称为“西德之父”。

1876年1月5日，阿登纳出生于科隆。其父亲是科隆法院的书记官。其母亲也十分出色，传闻他父亲为了同她结婚而放弃了在普鲁士军队中的似锦前程。阿登纳童年生活十分俭朴，但也安定快乐。他的家庭经济拮据，有一年甚至窘迫到要让孩子们选择：究竟是一连几个星期的午餐都不吃肉，以便省下钱来买圣诞树和蜡烛呢，还是反过来，阿登纳和兄妹都选择了圣诞树。

虽然阿登纳中学成绩不错，父亲却对他说，家里无力负担他上大学。阿登纳内心失望，但外表镇静。他接受父亲的决定，并到一家银行当练习生。但是，在他工作两周之后，他父亲看出他异常痛苦，于是进一步紧缩家用，供他念大学，学习法律。

年轻的阿登纳有毅力而又敢想敢干。他毕业2年后，在科隆中央党领导人考森开设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中央党是保守的天主教政党，即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前身。1906年的一天，29岁的阿登纳获悉，考森准备提名一位青年律师当科隆市议会的议员。他便闯进考森的办公室：“为什么不让我去?”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我肯定能和那人干得一样出色”。提出这样的要求，既要有胆量，又要有自信，而这也正是他在毕生事业中始终都有表现的两种气质。考森把这个议席给了他，阿登纳从此开始了长达57年的政治生涯。

阿登纳在科隆市议会工作期间表现突出，1909年当选为科隆市副市长，1917年又提升为科隆市长。1920年在任科隆市长期间，他又被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8年擢升为议会议长。由于他积极组织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思想言论也较为激烈，在纳粹期间曾两度被捕入狱。但出狱后他仍不改初衷。1945年又开始参与创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工作。同年，美军占领当局重新任命阿登纳为科隆市长，并于第二年担任英国占领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1948年6月，美国、英国、法国将三个占领区合并之后，建立了联邦议会筹备委员会，阿登纳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主持起草联邦德国基本法的工作。

经过长期筹建，1949年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阿登纳担任主席。同年9月20日，72岁的阿登纳毅然出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届政府总理，以后又连任4届，直到1963年10月辞职。其中1951—1955年他还兼任联邦德国外交部长。

阿登纳

阿登纳是西欧战后秩序的主要设计师。身为莱茵人，他一直寻求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和解之路，重视发展与法国的关系，而且毕其一生都对欧洲联合的理想怀抱希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登纳致力于建立欧洲抗苏统一战线，同时还谋求建立一种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依赖的制度，以便把欧洲凝为一体，从而最终消除他所谓的来自欧洲内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

阿登纳是西方世界的铁幕——他是一位既有钢铁般意志又有无穷耐性的人物。他在反苏反共斗争中成为西方最有力量、最坚定而又始终不渝的人物。尽管他外表严峻，反共立场顽固不化，为人却文质彬彬，且有幽默感。

在民族遭受屈辱和充满迷惘的时刻，他是信念和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他以自己的沉着、耐性和维护尊严的行动，也许还加上某种中学校长式的优越感，使他的人民重新获得信心。对那些挡他道的人，他是勇往直前和毫不留情的政治斗士。他在总理任内，依靠美国政府的帮助，使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逐步摆脱战败国地位，把联邦德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强国。

1963年的一天，年事已高但依然令人生畏的阿登纳参加了联邦德国联邦议院正在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是他最后出席的几次会议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已走到了尽头。柏林墙危机带来的严重政治冲击，使这位87岁高龄的总理在1961年险些未能再次蝉联。他不得不屈从年岁较轻的政客们的压力，同意第四届任期只干两年就自行下台。

联邦议院中的一位老对头，大概以为既然从不宽宥的阿登纳即将下野，那就不妨表现得大方一点，于是站起来对这位总理说，他1954年筹划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一事，毕竟还是对的。

阿登纳冷冰冰地盯着此人，然后作了一个尖刻的答复。他说：“你我的差别，就在于我善于掌握时机。”

寥寥数语总结出他自己的成功之道。

阿登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动荡岁月里上台执政，当时各国之间排列组合的格局似乎不可动摇，他凭着智慧和气魄在需要的时刻采取行动，而且运用政治技巧，克服那些怯于、或不愿采取行动的人们的反对，终于把它改变过来了。温斯顿·丘吉尔在评价世界领袖人物时很少有溢美之词，但1953年他却在英国下院说，阿登纳是“俾斯麦以来最英明的德国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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