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核冬天”这个术语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词汇里。当时，荷兰科学家保罗·克鲁森和他的美国同事约翰·伯克斯在一家瑞典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核战争对气候潜在影响的文章。克鲁森和伯克斯预言：互掷核弹引起的爆炸会把大量浓烟、烟灰、粉尘和碎屑抛入大气层，遮挡住阳光，使温度下降。

最早对“核冬天”进行大规模研究的美国空间机构大气物理学家约翰·阿克曼，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科学家必须从森林火灾或火星上尘爆的研究中获取知识，然后靠大容量、高速度的计算机来预示“核冬天”会是什么情景。他说：“在那次研究里，我们试图评估核大战对大气层影响的程度。大火产生烟雾，烟雾进入大气层挡住射向地面的阳光，地球表面便会变冷。”

对“核冬天”的主要忧虑是，低温和缺少阳光会严重破坏粮食生产。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曾说过：“即使光照亮只减少一点点，就会使农业处于令人难以置信的困境。”康乃尔大学的生态学家马克·哈特韦尔则使用更为实际的措词说明这个问题。他已发现生长季节平均温度下降2—3摄氏度，就会毁掉加拿大的小麦生产。关于其他地区及其庄稼，他说：“生长季节里平均温度降低约5摄氏度，大多数庄稼就不会有收获。”

美国航空航天局两位科学家研究揭示，2000多年前中国北方发生的一次致使当地人口死亡一半的饥荒，可能就是一次“核冬天”现象引起的可怕后果。核冬天的提出者宣称，向高层大气排入巨大数量的烟尘会遮蔽阳光，把世界推入一个可能持续数月，也许数年的假冬天。

据研究，核爆炸的火球能从地面直达30—40公里的高空，并将大量颗粒物带到平流层。自1945年爆炸原子弹以来，美苏两国共在地球上进行了1500多次核试验，其中在大气层中爆炸约500次。1962年由于在大气层中爆炸了高吨位的氢弹和原子弹后，使当年大气层中放射性14C的含量猛增一倍。

专家们证实，在1963年苏美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前，苏美两国在1961—1962年爆炸了约340万吨的核弹当量，把大量的颗粒物释放到平流层。与此同时，1962—1963年冬，北半球的气温比正常平均温度低0.4℃;1963—1964年冬，比正常平均温度低0.6℃;1964—1966年的冬天，气温下降则更显著。

1986年冬末阴冷的一天，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所在地的布莱克斯堡镇，召开了一次“核冬天：战略及外交含义”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气污染科学家、核物理学家、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外交官、高级军事官员、政治家以及新闻记者。会上就核战争对大气层的影响及核军备竞赛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参加研讨会的一位美国海军上将断然宣称：“核武器毫无用途。”澳大利亚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的代表理查德·巴特勒大使也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威慑是唯一的维护安全的原则，如果它只在99%的时间起作用，那它就会彻底失败。因为一旦失效，我们就完蛋了。

1986年11月，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一致同意：“谁也无法赢得一场核大战，因此就根本不应该打。”两位领导人的保证在弗吉尼亚大学研讨会上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响应，他们认为：很清楚，没有互掷核弹就不可能有“核冬天”。同样显而易见，互掷核弹是十分可怕的，因此无论是否真有“核冬天”，我们在核武器问题上最优先的抉择就是不使用核武器。

幸运的是，除1945年日本广岛、长崎蒙受核武器带来的巨大灾难外，世界还从未经历过互掷核弹造成的巨大痛苦。然而，自从人类拥有核弹那一刻起，核爆炸就一直是悬在地球上的达摩克里斯剑。到1995年为止，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全球总共拥有核武器已近2.2万枚，其中美俄两大国占有95%以上。这么多的核弹，一旦政治上或军事上的需要，它会不会跑出来制造一个“核冬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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