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一个秋日，一位德国老人平静地在寓所逝世。生前，他被称为“迷途的羔羊”、“可怜的人儿”、“新型人物”。在有着浓厚历史传统的德国，谁也不曾想到，一位女售货员的私生子、在卑微的工人家庭长大的被“有教养”社会侧目的平常人物，会在60年代末期走上联邦德国的政坛。这人就是德国社会党人勃兰特。勃兰特不仅当上了联邦德国的外长和总理，而且以他独有的魄力，勇敢地在外交领域开辟了东方战线，向三重目标发起冲击。

勃兰特有一种与19世纪铁血宰相俾斯麦相似的民族使命感以及将这种使命感付诸行动的决心。他特别赞赏俾斯麦1871年说过的话：“政策上的一成不变往往就会产生错误、横暴和独断专行。一个人必须根据事实、情况和可能性来改造自己;一个人必须注意考虑情况，必须根据条件，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意见来为他的祖国服务。”勃兰特说：“这些话一点不傲慢夸大，而是严肃质朴，确实也有值得自豪的理由。这些话特别值得我们和一些学派深思，因为他确认：制定一个重要的政策必须谨慎从事。”

改变传统的外交政策，是他的行动的核心。勃兰特明确指出，改变后的政策“是用这样一个公分母相连的：保障和平的原则首先意味着一项旨在谋求缓和、合作和一致的欧洲政策”。

这样一项欧洲政策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勃兰特说：“我们的东方政策实际上有三重目标：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东欧各国的关系正常化;暂时解决德国两部分的关系。”三重目标并不是并列的，在东西之间，联邦德国不是“在两个世界中间的徘徊者”，而是“更积极地面向西方”。

勃兰特明确了他的奋斗目标后，展开了一连串令人炫目的外交行动。1969年10月28日，他在施政声明中异乎寻常地称民主德国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示要寻求与之建立“由一种协调共处的关系发展成一种共同的关系”，并“在互不歧视的情况下进行政府级双边会谈”。半个月后，勃兰特向苏联提出重开谈判的建议;又过了10天，提出要与波兰重开谈判;接着在11月28日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勃兰特走出四招棋，使联邦德国的外交棋局满盘皆活。1955年9月，联邦德国外交部秘书曾提出一项后被称之为哈尔斯坦主义的政策：不承认民主德国，不同与民主德国建交的任何国家(除苏联外)建交。勃兰特的第一招棋，就宣告了哈尔斯坦主义寿终正寝。第二、三步棋为改变一直不承认战后东部边界的传统政策打开了大门。联邦德国曾有一个梦想，即想成为核俱乐部成员，或至少有亲手操纵核按钮的权利。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后，这一梦想最终破灭。走出四步棋，说明联邦德国已与过去敌视东方的传统政策决裂。

勃兰特的行动立即得到人民积极的回应，随即各种谈判紧锣密鼓地展开。勃兰特的亲信巴尔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经过三轮谈判后，达成“巴尔文件”。1970年8月12日，勃兰特亲赴莫斯科，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两国互不侵犯条约。同年12月17日，又同波兰签订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这两个条约后来被称为“东方条约”。它们的核心内容是联邦德国正式确认奥得—尼斯河边界为波兰西部边界，规定现有边界不可侵犯，在此前提下，双方“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东方条约”签订后，联邦德国着手解决西柏林问题。西柏林是使东西方经常受感染的伤口。两次柏林危机不仅几乎将欧洲，而且几乎将世界拖入战争的深渊。解决西柏林问题，是新东方政策的核心。西柏林问题的症结是：苏联要承认联邦德国事实上对西柏林的权利，因此，皮球是在苏联一边。勃兰特的谈判战略是：苏联要想得到德苏条约，就必须在西柏林问题上让步。正是在联邦德国和西方国家的压力下，苏联为了缓和东西方对抗和在北约中打入楔子，便作了妥协和让步。美、英、法、苏四国于1971年9月3日正式签订《西柏林协定》。其中规定：西柏林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平民与货物的过境交通“将畅行无阻”，西柏林“仍然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仍然不属它管辖”。

西柏林地位的初步解决推动了陷于僵局的两个德国的谈判步伐。双方首先达成属于西柏林协定内容范围内的《交通问题条约》，然后着手于基础条约的谈判。1972年5月9日，两德代表就基础条约进行谈判。6月3日，西柏林协定正式生效给谈判注入兴奋剂。12月21日，两国在柏林正式签署了两德关系的基础条约。条约主要规定：双方承认边界不可侵犯，尊重领土完整，承认彼此为主权独立国家，放弃使用武力;联邦德国放弃1949年以来一直坚持的“单独代表权”，“双方尊重两个国家任何一方在处理其内外事务上的独立与自主”。1973年5月11日，联邦德国议院以281票对226票通过《基础条约》。至此，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大体结束。

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对欧洲的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缓解了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程度，使欧洲暂时出现了一片和平的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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