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时盟国为惩处日本主要战犯而在东京设立的。1946年5月-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这里进行了举世瞩目的“东京审判”。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带来极大灾难，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这些国家的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国在战争中的军队伤亡就达380万，民众伤亡达1800余万人，财产损失1000多亿美元。日本法西斯侵略罪行令人发指，受害各国人民和支持正义的人们早在大战初期起就主张，战后当严厉惩处战争罪犯，对发动侵略战争的人清算其罪行。

日本投降后，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立审判庭的法律根据，是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1945年9月2日在美舰“密苏里”号上签署的日本投降书和1945年12月26日的莫斯科会议决定。

1946年4月29日，即审判开始前四天，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法庭就设在原日本陆军省的“军部”，庭长室就设在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里。5月3日，法庭在军部会议厅召开第一次会议，排定了法官座次。法官座次除首席法官外，按日本投降书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美、中、英、苏、加、法……等。审理采用英美法律，分立证和辩论两个阶段，手续繁琐，耗时长久。

5月3-4日，首席检察官宣读了长达42页的起诉书。起诉书指出，从1928年1月1日-1945年9月2日，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被犯罪的军阀所控制和指导。这种政策是重大的世界纠纷和侵略战争的原因，同时也是爱好和平各国人民的利益和日本人民本身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起诉书列举出55条罪状，检察官根据各项罪状追究被告人的个人责任。被告中罪状最多的达54项，最少的也有25项。但5月6日法庭开审之时，受审的全体被告27人竟然全部声称自己“无罪”。东条英机竟说：“对一切诉因，我声明无罪。”

审理期间共开庭818次，法官内部会议131次，有419位证人出庭作证，779位证人提供供述书和宣誓口供，受理证据4336份，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整个审判长达二年半之久，耗资750万美元。到1948年4月16日，法庭宣布休会，以作出判决。1948年11月4日开始，法庭宣读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到12日才读完。

被告最初是28人，但前日本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为日本侵略者炮制理论根据的大川周明因发狂而中止受审，结果只对25人进行了审判和判决。7人处以绞刑：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16人处以无期徒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2人有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重光葵7年。

由于美国的操纵和包庇，判决书对有些战犯的判词太轻，对有些史实解释失当。例如松井石根1937年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统率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他在1937年12月13日统率军队占领南京，指挥日军犯下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暴行，被杀害的中国人达30万以上。日军在南京的残酷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但判决书却对松井石根在第27项罪状“对中国实行侵略战争”上，“判决为无罪”，硬说“1937年和1938年时他在中国的军事职务，就其本身论，不能认为与实行侵略战争有关”;再如重光葵，他除在苏英等国任大使时的反动活动外，于1931—1932年任驻中国公使、1942—1943年任驻汪精卫伪政府大使时期，为策应日本的侵略，进行了大量罪恶活动。但判决书上却说他的活动“未超过职务的正当范围”，“不是阴谋分子之一员”，“并未实行侵略战争”等，因而仅判7年徒刑。1948年11月12日苏联《消息报》载文，指出这种判决本身就是袒护。此外，判决书还极力强调日本军部在实行侵略计划方面的罪行，减轻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集团的责任。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东京法庭的判决总的说来还是严正的，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欢迎。1948年11月28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东京审判的总结》一文，指出：“苏联人民也像全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一样，对法庭的判决非常满意……，法庭的功绩在于，尽管日本主要战犯的辩护人和保护者们机关用尽，国际反动势力施展了很多诡计，甚至法庭的某些法官也当了他们的代言人，但法庭还是做出了合乎正义的和严厉的判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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